作者：张传文
除了辅助决策，智库还有一大功能，就是对现有政策的质疑和修正。因为目前中国民众参政的渠道显然还不够畅通，网络上的民意影响到决策的机会不大，很多是非理性的，而思想库却可以成为民众与决策者之间沟通的很好的平台，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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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新近成立于北京的一家高级智库，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出任理事长。其领导层不寻常的“豪华”阵容，使得新智库备受海内外瞩目，一时有“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之称。2009年7月2日－4日主办的全球智库峰会，邀请基辛格、尤努斯等大批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士出席，引发广泛关注。
智库
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或“智慧库”。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
研究应该是独立的，政府说什么就去论证什么，没有意义。
记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成立和举办首次全球智库峰会引来了社会关注。与国内的决策咨询机构相比，它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优势体现在哪里？
牛铁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前酝酿了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经济目前已经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世界经济，这一点使得我们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国际视角，必然要走开放性和科学化的路子。因此，国经中心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它的特点就是做经济决策特别是国际经济决策的辅助。
决策是一个完整的博弈过程。基辛格博士在首次世界智库峰会上，一句话就把智库的作用提高到一个层次，他说，我们的世界经济已经全球化了，可是决策者却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寓意深刻，他不愧为一名智者。
王莉丽：中国约有2000家智库，其中多为官方智库，民间只占5%。国经中心的优势，第一是渠道优势，它汇聚了一大批前任和在任政府高官、企业高管以及高端学者。公信力也就成了一大优势，这不仅体现在国内，即使在国际上也是响当当的。
信息上的渠道是畅通的，一旦产生新的思想，也可以很快送到领导人的手上。这有利于研究成果的产出和影响，可以吸引很多研究力量的参与。
另外是资金上的一个特点。现在大部分智库来自政府，而国经中心没有来自政府的一分钱，它的资金来源是多元化的。
记者：关于经费问题，大家比较关注，你们的经费主要来自哪里？
牛铁航：筹集资金的工作正在做。7月1日成立了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基金会，通过国有大企业和一些民企做一些融资，具体数字还没有完成。准确地说，我们是以高端人物为支撑的，他们掌握经济决策的经历是智库宝贵的无形资产。
记者：资金来源可能直接影响独立性，这是智库最重要的生命线，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利益代言的现象很严重，国经中心如何避免利益干扰？
牛铁航：我们不是咨询公司，不是你交了钱就要为你服务的。就像布鲁金斯的经济独立，保证了研究的独立，这也是我们为何不要政府拨款而自主筹集资金的缘故。我们的独立性主要建立在对实际问题的专业判断上，比如对今年经济保8的问题，相关的研究应该是独立的，政府说什么就去论证什么，没有意义。
再比如很多人说中国经济会率先实现复苏，但中国的复苏会不会是带病复苏？目前的经济结构是出口导向型结构，直到今年5月份出口还下降了25%，大量的农民工失业问题尚未解决。在短时期内，我们能否从出口导向型转到内需导向型，实现结构调整？这就需要我们站在独立客观的立场向政府提出看法。
重要的国际经济问题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博弈，需要智库加入。
记者：国经中心目前的定位是国际经济方面的研究和合作，以后会不会发展成综合性的“智库”？
牛铁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侧重于经济方面，为经济决策做辅助，但又不局限于此。特别是胡锦涛主席此次在意大利参加G8会议，与意大利签订战略协议时还专门提到智库的交流。未来中国智库不仅仅影响经济政策，还将发挥更多战略性的作用，比如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等等。
你知道，前瞻性和战略性是智库的特点，如果只是事后研究，不能走到决策之前，智库的作用就失去了意义。
记者：刚才提到国际间智库的交流，这种交流怎么发挥作用？是类似“经济外交”的作用吗？
牛铁航：有些重要的国际经济大问题，不是一个决策就能结束的，而是牵涉到一连串的角色，而且是国和国之间的博弈，是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智库的加入。
比如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7月28日中美之间还要展开战略与经济对话，主持战略对话的是希拉里和戴秉国，美国对华谈判之前都要请智库如布鲁金斯等帮他们分析。中国智库的功能就是在决策之前实现预演，可以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效地辅助我们的决策。
比如在国际货币问题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论文，引起世界的关注，提议超国家主权的货币的概念，国家副总理王岐山又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债务，中国可以购买500亿美元的债务。随后，胡锦涛在G20又提出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通过这三步，说明博弈并不是一步到位的。美元问题是造就此次危机的总根源，美国人一开始的态度是很不正常，曾告诉法国人，“it is our dollar，but it is your problem”，（美元是我的，但问题是你的），如果用这个逻辑来对待，那就起码失去了国际化的视角，因此也需要我们巨大的力量进行博弈。
我们主要利用外脑，然后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
记者：不少人质疑你们的研究队伍能否承担超级智库的任务，你们怎么看？
牛铁航：在智库峰会上，不少人提出，相对社科院和国务院研究中心等积累很多年的机构，国经中心的研究力量是短板。但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从人员上讲，我们不追求第一，我们也不追求论文的数量。另外，我们的研究重点不是分门别类的课题，而是，借用理事长曾培炎先生的话讲，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采百家之长，酿百家之蜜，最后升华成更实用的东西，发挥决策的影响力。这就是以质量为本。
记者：如果自己的研究力量不够，是不是主要采用课题招标的方式？
牛铁航：我们主要还是利用外脑，然后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另外就是要寻找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利用中国已经形成的研究力量共同攻关。当然，每个课题也都会有我们中心的研究人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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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丽：其实这也是西方智库广泛采用的模式，比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在职研究人员只有二三十个，但外边的研究员还有二百多个。
智库可以成为民众与决策者沟通平台，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
记者：中国智库在未来的政治进程中，会扮演什么角色？
王莉丽：除了辅助决策，智库还有一大功能，就是对现有政策的质疑和修正。以后这方面的功能肯定要增强，因为目前中国民众参政的渠道显然还不够畅通，网络上的民意影响到决策的机会微乎其微，很多是非理性的，而思想库却可以成为民众与决策者之间沟通的很好的平台，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牛铁航：其实，欧美发达国家智库平时主要的精力和工作放在舆论上，被称之为opinion leader，比如布鲁金斯学会每年公开的研讨会议就达200多个，每月开形势研讨会，还有季度的公报。国经中心也有自己的出版物，但目前主要还是为领导和决策者提供方案和思想，不带有功利的色彩，目前尚不是公开的。
以后我们还将会继续发挥舆论阵地的作用，我们即将举行的“每月经济谈”，邀请经济领域的研究者以及部分决策者共同碰撞，相信也可以吸引大众的注意。
记者：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智库相比，中国智库还需要吸纳哪些先进的机制和经验？
王莉丽：我们要学习那些已经形成并保持影响力的欧美智库的机制，它的手段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人脉和关系网，是很重要的人际传播的渠道，就像美国奥巴马政府里有32名高官就是布鲁金斯的成员，实现政府人员和智库成员之间的“旋转门”。
组织传播就是比较机制化规范化的传播渠道，包括定期的研究报告发布、公开的研讨会议，以及出版物和网站，这些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
向世界宣布我们的决策将科学化透明化，这个目标达到了。
记者：这次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为什么会有举办全球峰会的想法？
牛铁航：中心3月20日成立时就决定召开这样一次峰会，当时的目标就是亮相叫板，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决策也将走向科学化透明化。这个目标是达到了。
除此之外，我们也收到了意想之外的成功，全世界的智库重要人物都来了，包括布鲁金斯主席约翰·桑顿在内的美国前六位的智库都到场，还包括对外关系委员会、卡内基、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另有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一些重要的智者和里程碑式的人物，如基辛格博士。峰会的主题是“世界金融危机下寻找应对之策”，我们的口号是“问计于天下”，而实际结果是“天下问计于中国”，很有意思。
记者：为什么是“问计于中国”？
牛铁航：基辛格博士说了一个观点，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意，做一个智库容易，但把这么多智库召集在一起开会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美国有个智库街，他们的头面人物很少聚集，现在却不远万里，到地球的另一面肩并肩、椅子挨着椅子共同探讨应对世界危机之策。这是因为，没有中国的意见，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世界经济。
记者：在你们看来，具体取得了哪些成果？
牛铁航：首先体现在寻找世界经济危机的应对之策上。这次峰会专门设立了一个分论坛，研究全球的储蓄与消费，这对于深挖金融危机的根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通过面对面直接交流，找到危机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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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成果就是智库之间做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聚会。在刚刚成立一百天的中国智库主办下，预示了全世界智库的交流开始。虽然各个智库各侍其主，具体的合作还谈不上，但仍然是历史的一个进步。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