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舒晋瑜
受访者：钱理群
时过立秋，午后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泼洒下来，亮得刺眼。暑期的北京大学校园安静许多，秋蝉偶尔的嘶鸣给静园的院子平添了几分诗意。采访83岁的钱理群教授就在静园二院、洪子诚教授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会议间隙。
2015年，钱理群住进泰康养老院，进入“为自己与未来”自由写作的新境地。他的养老人生进入了一个“再学习”的新阶段，不仅在原有专业范围内发挥力量，陆续出版《钱理群讲鲁迅》和《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等十余种学术著作，还不断开拓新领域，写出一系列“养老学笔记”，探索自我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并圆了自己的儿童文学梦，和金波合作出版“自然笔记”系列。另外，他还将推出《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钱理群现代文学课丛书”和《拒绝遗忘》等……钱理群的忘年交、北师大李浴洋老师说，据不完全统计，钱先生的一百多部著作共两千余万字，有三分之二是在他退休之后完成的，这是一个真正的学术研究爆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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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0世纪60年代您就给自己立下两个目标：一个是当好老师，一个是利用业余时间研究鲁迅。现在看目标都实现了吧？
钱理群：相对比较圆满的是前者——是一个好的老师，这是职业本身的责任，而且我这一辈子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始终和青年保持密切的联系，这对我的思想、学术、人生各方面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记者：王瑶先生很早就评价，说您的课讲得比他好。您的学生对您又是怎么评价？
钱理群：我跟学生的关系始终非常好，学生对我有个评价我最满意，他说钱老师我非常喜欢听你的课，原因是你向我们展现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我可能不一定像你那么做，不一定像你那么学，但是你让我知道了人还可以为理想活着，为信念活着，这对我就有一种意义和价值。所以我说教师最大的作用是，成为学生生命中神圣记忆的一个瞬间。教师的意义就在于你向学生、向社会展示一种生命存在的形态。扩大说我觉得学者的最大意义，也是最终呈现这种挑战。
我的学生对我说：你是一个可爱的人。我觉得这是对教师的最高评价。我在很多场合都说，希望将来我的墓碑上写一行字：“可爱的人”。
记者：您在北大那么受学生欢迎，为什么？
钱理群：我的课堂是有气场的，我一上讲台，学生能感受到我的气场。我在教学中非常强调朗读。比如讲鲁迅的《野草》，我跟学生说，我们今天只朗读，你别去分析，就听声音。我先朗读一遍，然后全体同学站起来跟我读。我给学生布置作业，把朗读中的感觉写出来。有的学生写得非常好。后来我到台湾去讲课，把台湾的学生给镇住了，说我们从来没见过大学可以这么上课！我的教学受学生欢迎，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朗读。学生说我们听你课，闭着眼睛听浑厚的声音，非常舒服。
记者：您一直致力于做沟通鲁迅和青年之间的桥梁，但您年轻的时候在鲁迅研究方面走过一点弯路？
钱理群：鲁迅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读中学时就深受他的影响，但是也发生过一个悲剧，就是对鲁迅的误读。我非常痛苦——我这么喜欢鲁迅，但最后发现自己有很多误读。所以在80年代我有一个很大的反思的过程。
记者：能简单概括一下您的反思吗？
钱理群：我在第一本研究鲁迅的专著《心灵的探寻》的后记里就有过这样的反省：“文革”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开始想不通，就到鲁迅著作里找接受改造的依据。结果就把鲁迅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以及鲁迅的斗争精神绝对化，从另一个角度曲解了鲁迅。这样的误读，发生在我渴望从鲁迅那里寻找精神出路的时候，就特别令人痛心。
记者：您常常自我反省，自我总结。
钱理群：人到了老年，回顾一生时，就要追问“我是谁”。我在83岁生日时，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个概括，说“我是个思想者，思想的漂泊者”。现在我要补充一句：我的思考的一个中心课题和目标，就是寻找“精神界战士”。为我自己，也为我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中国年轻一代寻求精神资源。“鲁迅与20世纪中国”也就自然构成了我学术研究的一个核心，《拒绝遗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里选的文章也都是专门为年轻人所写的我的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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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拒绝遗忘》一书中收入的《2021年再读鲁迅，谈鲁迅》，开掘、重现了一个“活在当下中国”的，当代青年能够和他“随便谈谈”的鲁迅。您怎么看今天研究鲁迅的意义和价值？
钱理群：对我来说，鲁迅这样的“精神界战士”是我的终生不变的生命追求。鲁迅思考的最大特点，就是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土地，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而对问题的开掘，又能够深测到历史和人性的深处和隐蔽处。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学就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超越性与超前性。鲁迅是真正“中国与现代的”，并且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
鲁迅的杂文有点类似今天的某种网络文学，尽管它只发表在纸上，却和网络一样，自由地出入于现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最迅速地吸纳瞬间万变的时代信息；然后从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以至审美等方面进行评价和判断；并用最简洁、极富弹性的语言，作出自己的回应；然后借助媒体的传播，立即为广大读者所知晓与接受；并最迅速地得到社会的反馈。更重要的是，杂文写作成为了鲁迅生活的方式、生命存在的方式。鲁迅杂文也因此获得了一种当代性。它直通今天的网络文体与网络作者，提供了一种未经规范化的，足以让天马行空的思想得到淋漓尽致发挥的自由文体，给今天的网络写作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与写法。
记者：您对不同代际的学生讲鲁迅，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引导上的调整？
钱理群：其实按鲁迅的说法，“青年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我讲鲁迅，大概的对象主要是所谓“醒着的”的那批人，就是比较有思想、愿意考虑问题的一部分人，在青年中还是少数。
当然也有一个调整，我想起很有意思的事情：60后吴晓东他们那一代学生对我的观点认同感比较高，对鲁迅研究也是一种生命投入；但是到了70后贺桂梅那一代，学生们之间有一个辩论，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鲁迅很伟大，但应该成为博物馆的陈列，他们觉得鲁迅活得太沉重了，希望追求一些新的东西；另外一派恰恰觉得生命太轻了，需要一种生命之重。
最近有两件事情对我有很大的刺激。过去我和青年的接触顶多到80后，对90后、00后都是比较隔膜的。这两年我频频出现在网络媒体，一次是《十三邀》，一次就是在“B站”讲鲁迅。之后我收到一些非常令人激动的信，就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他们表示也要到鲁迅那里去，愿意和鲁迅对话。就是说90后、00后一代在思考，也愿意和鲁迅接近，不同程度上也和我接近了，所以我非常兴奋，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动向。
记者：您怎么看对于鲁迅的不同的声音？对不同的声音持什么样的态度？
钱理群：有的人喜欢鲁迅，有的人喜欢周作人。我也认为，鲁迅是不可能让大家都喜欢他的。某种程度上说，鲁迅面对的是非常人生，而周作人面对的是平凡人生。巨人型的人物和普通的人不太一样，自身包含了无限的矛盾，各种感情、情绪、冲突都在他那里得到体现，各人可以从当中得到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鲁迅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客观造成的，就是你可以批评他、拒绝他，可以和他平等对话。鲁迅是复杂、充满矛盾的，他一辈子不断地被人批评被人拒绝。其实我跟学生讲课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最后都认同——没有必要。你也可以学了半天最后拒绝，那是你的权利。比如莎士比亚，有人污蔑他，有人喜欢他，巨人型的人物有无限的丰富性，无限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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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曾说自己有两个梦：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儿童文学梦。
钱理群：真正的诗的写作是不行的，我写诗大概留下来都不足观，我跟诗的关系可能更多是一种内在的气质。我的好奇心非常强，具有诗人的激情。但是到养老院后我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圆了我的儿童文学梦。我一直想当儿童文学家的，但是后来发现种种原因做不成；我想写不了儿童文学，晚年的时候我来研究儿童文学，种种原因也完成不了。到养老院之后我认识了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金波。金波把他的作品拿给我，我被他的语言吸引了。
记者：所以就有了你们合作的“自然笔记”系列。
钱理群：“自然笔记”有三本，最近出版的是《昆虫印象》点评本，这本书我自己非常重视，它对我来说有几个意义。一个是圆了我的儿童文学家的梦；另一个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学术文体，或者说继承中国传统的一种学术文体，完全凭感觉、凭直觉、凭对语言的喜爱，不是谈历史地位、学术影响……印象批评本来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但是这些年中断了，这本书恢复了印象批评。
还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强调亲子共读、家庭教育，这本来也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教育问题，我们很大的一个雄心，就是想用家庭教育来弥补现在教育的不足。当年我曾经和洪子诚合作编过诗歌读本，其实那时候就倡导亲子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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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能否谈谈您近几年的学术研究？
钱理群：近三年我的现代文学研究大概分成几个阶段，是高度自觉的。疫情突然爆发以后，我感到非常惶恐，为什么？因为老年希望社会生活稳定，突然，无数的不确定因素都来了，你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陷入了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
在动荡的年代里，怎么求得生命的稳定？我到现代文学作家那里去找答案。一个是沈从文，他在抗战时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变中求不变；一个是冯至，他住在昆明的时候提出认识的问题：在动荡的战乱当中怎么求得一种个人生命的平静，就是到大自然中寻求生命的永恒。
然后就是鲁迅的研究。疫情期间，我开始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由此获得一切都要过去、生活仍将继续的信念，并提出了一个重塑追求生命意义的休闲观的人生新课题。所以我出版了《钱理群讲鲁迅》《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这也意味着，我在进入生命最后阶段时又回到了鲁迅，我的下一步研究重心将会从前一段着重政治思想史、民间思想史研究再转回研究鲁迅：“守住鲁迅”。最终这还是我的学术之根，生命之根。
记者：《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即将出版。“新”在哪里？
钱理群：新在“以作家作品为中心”。这些年学术界一直盛行“大文学史”的研究，关注和强调现代文学与现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的密切联系，这样的研究确实扩大了研究视野，自有重要的意义，我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但走到极端，就会出问题。
我突然发现，我们越来越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作品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另外也有一个现实针对性，就是现在很多学生学现代文学，普遍不太重视作品，很少下工夫读原著。很多中文系的学生是凭分数分配到中文系，并非喜欢文学，我就想引导学生系统地、重点地读一些作品。
记者：您在选择作家作品上是什么标准？有没有比较有争议的一些作家作品？
钱理群：就是我自己的标准，以我自己独特的眼光。我特别欣赏的作家一共选了45位。其中有一位到目前为止没有怎么被研究的作家，叫李拓之。很多人不欣赏他，是因为他把某种文学史上的形式推到极端，但是我觉得价值就在极端上。有些人喜欢比较平和的东西，而我就喜欢特异性，我觉得更有创造性，更有想象力，更有价值。
我比较强调个体化的创作。包括一些评价，我对赵树理的评价很高，我欣赏他很大的原因，就是欣赏他的语言。他是在创造民间语言。
记者：您在学术研究上如此超前，对于新科技的发展又如何看待？
钱理群：新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新问题。我不是搞科技的，但我非常关心这一点。现在这个时代我有三个感受，对于某些事情，一个是无真相，一个是无共识，再就是不确定。尤其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不确定，病毒和气候实际上就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而且短期内很难找到答案。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