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在“温故知新——两岸故宫重走南迁路”考察活动开启时，我对故宫文物南迁可以说还一无所知。那时我正师从刘梦溪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没能参加这次考察活动。此后我有幸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有机会深入到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中。越来越多的文献、档案，包括文字和图像，带着与那段历史有关的信息涌到我的眼前，破碎的、遗落在历史深处的时光一点点拼合起来，那段被屏蔽掉的历史，像拼图一样，越来越完整。虽然那段不寻常的历史赐给了我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但我深知，非虚构历史作品侧重于对历史脉络的梳理与重构，而要表达他们内心的起伏跌宕，他们在多变的世界上的命运抉择，必须借助于一种更深刻的表达，只有文学能够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这群在战乱中守护文物的故宫人的一生，几乎囊括了20世纪的国家命运。每当我面对他们的旧照片，都会被他们面容的平静所感动，尤其是那个在贵州安顺加入故宫博物院的黄居祥，脸上总是挂着微笑。那份淡定，透露出他们内心的强大，强大到了我不可想象的地步。很多年中，他们的身影在我的眼前闪动，他们的命运在我的心中翻腾，搅得我心神不宁。我要潜入他们的命运轨迹，去感受他们生命的温度，触摸他们的心跳，面对他们面对过的复杂现实，从无数种不确定中找寻通往未来的路径。不知从何时起，我有了写一部小说的冲动。
我预感到《国宝》将被写成一部长河小说。长河不只意味着形式上的多卷本，更意味着叙述时间的大跨度和社会、历史内容的丰沛容量，犹如一条悠悠大河，河道宽广，奔腾不息。长河小说的写法和一部精致的小长篇的写作是不同的，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长篇，一般是集中在叙事上的，采用线性结构，一条道跑到黑，把一个故事有声有色、有头有尾、有序幕有高潮地讲完，环环相扣，严丝合缝，好似一个导游，引领你一路看风景，假如是一个不错的导游，的确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在我有限的视野里，还没看到过这样的小说。长河小说更复杂，更有兼容性，可以包罗人间万象（当然也不是漫无边际），它写的不是一条观光路线，可能是一片路线，像我当年拍摄《天山脚下》纪录片时，深切感受到丝绸之路不是一条路，而是一片路，在天山南北，有无数条这样的通道。横亘东西的天山山脉是天然的坐标，只要抬头能看见山影，就没有偏离方向。
故宫文物南迁是一个历史事件，它已经发生过了，它的所有路径都无法更改了，已经变成了历史知识的一部分，被我们所了解。但对于当事人来说，一切都是未知的，正如我在纪录片《故宫文物南迁》的先导片的字幕里所写：“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这一去是多少年。”我要写的，是这种未知感，命运的不确定感，以及纠结在这种不确定感当中的复杂人性。
故宫文物南迁还是一个闭环的历史事件，它的起点、终点，都在岁月中尘埃落定了。这决定了小说的叙事是线性的，但我不想把它写成一部封闭的小说，而是无限敞开的，把近百年历史、几代人的命运都写进去，太和殿是坐标原点，故宫文物南迁是一条线，那文松、梅遇影、梅从云、丁铁竹这些人物的悲欣苦辣、生死契阔是串在这条线上的珍珠，也是小说的灵魂。因此这部小说，主题是故宫文物南迁，容量却不止于故宫文物南迁，而是百年国运兴衰，是我们国家从屈辱到自强的抗争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阔主题。我力图使这部小说有更大的历史吞吐量，成为一个命运交叉的城堡，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城堡里交集、相遇，构建矛盾，进而编织起叙事的经纬。当然，在故宫文物南迁的整体叙事中，这些大历史只是背景，对这些事件的引入是碎片式的、个人化的、生活化的，在个人与时代的碰撞中，展开我对那段历史的想象。
这部小说在我心里盘桓了好几年，大约是在2019年前后，我就曾为这部小说写过一个大纲。单就大纲而言，还是蛮吸引人的，也是很严丝合缝的，然而一旦动笔，就发现这份大纲是一个紧箍咒，让我根据它的初始设计亦步亦趋，束手束脚，文本不能充分打开。所以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我抛弃了这个大纲，让人物的情感、故事的脉络像大地上的植物，自由生长。故宫文物南迁的总脉络是确定的，不确定的只是附着在这个历史大叙事的具体人和事。真正好的小说，不是作家带着人物往前走，而是人物带着作家往前走。这样的小说，才是接地气的、自然生长的、有生命力的，而不是生硬的、主观臆造的、先入为主的。这是我写作《国宝》时一个切身的感受。假如说《国宝》有一个大纲，那大纲就是历史的真实脉络，但那只是一个模糊而粗略的轮廓，是事件发展的总轨迹，而不是每一个人物的具体生命路径。我要让我笔下的人物命运在这样历史的大轮廓下自己浮现出来，奔跑起来，哭起来笑起来。放弃了最初的大纲以后，《国宝》的写作终于大踏步地前行了。那家、梅家两家的人物，还有易东篱、马横岭、石不言、吕医农这些故宫博物院同人就纷纷向我走来，带着各自的命运沉浮、各自的人生苦辣。
《国宝》的写作过程让我兴奋，我感觉自己在经历着主人公的经历，与他们一路相伴，同甘共苦。我不是正规军，充其量只是游击队，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没有任何负担。尽管每天伏案几个小时，每天结束写作时都几乎要瘫倒在沙发上，视疲劳一时难以恢复，从体力到心力都是极大的付出。但我觉得《国宝》的写作对我是一种锻炼，甚至是一种滋养。通过写作，我的创造力得以激发，心气得以凝聚，毅力得以培养。《国宝》的写作是一场持久战，不是歼灭战。《国宝》的写作经历让我认识到，这种60万字规模的大型作品的写作与散文不同，也与单卷本小说的写作不同，想快快不了，就像一锅老汤，只能文火慢熬，否则不是夹生，就是烧煳了。
小说跨越了“九一八”事变、长城抗战、卢沟桥事变、淞沪抗战、南京大屠杀、花园口决堤、豫湘桂战役、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处决日本战犯、国民党败退台湾、北平和平解放等诸多重大事件，当然都是作为“幕后”，隐隐地存在着，决定着人物行进的路径。出现在“台前”的，还是中国人的日常，是深深嵌入国家“大历史”的私人“小历史”，只不过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所谓的日常生活也变成了“非常”，变得颠簸不定、险象环生、充满不确定性。的确，那些被历史事件所裹挟的生活，就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日常。那些岁月像流水，滋养着他们的精神，雕刻着他们的风骨，承载着他们的情感，纵然在狂风暴雨中，也表现得从容而坚定。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