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军 等

　　主持人的话：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满足现实的认知需要，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自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社会建设”作为与经济、政治、文化同等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目标以来，可以说社会学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又就社会学学科如何发展的问题做出了重要批示，这如同给了社会学学科一柄发展的“尚方宝剑”，引起了中国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中国社会学自恢复和重建以来，虽然其所取得的建设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也遇到了不少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状况可以作为考量一个国家社会发育和社会建设程度的标志。因此，重新讨论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学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承担社会建设重任，促进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在此，我们特别邀请社会学界的几位知名学者就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问题展开对话与讨论。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对中国社会学有一定了解和研究的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主任研究员罗兰教授谈谈她作为一位西方社会学者是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我们相信，通过这组笔谈，对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期待能够引起社会学界更广泛的讨论。——文军

　　中国社会学的多元性及其建构

　　（法）罗兰

　　虽然1949年前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学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间受到了全面的禁止，但在1979年得到新生以后，它很快就再次腾飞了。的确，社会学在中国已经愈来愈成为学术界的先锋学科了。可以说，中国思想史和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为它源源不断地注入了学术活力，而它又通过层出不穷的科研成果向世人展示了这种活力的强大及其与众不同之处。如果说在初始阶段西方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背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那么今后国际社会学领域中，再生于一个充满活力和日新月异的社会中的中国社会学则很可能使两者关系倒转过来。中国社会学通过不断的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在中国和国际学界巩固自己的位置，这些创新与西方思想的关系时而平行、时而合作、时而对立。今天，中国同行们正在重新解读甚至将西方理论本土化，努力构建出他们自己所特有的多元化的社会学思想。

　　我们都知道，当代社会学内部正在经历着各种分化，这种分化不仅仅体现在根据研究方向把学科分割为不同的研究领域，还体现在各种理论观点的分歧、对社会事实观察的不同视角和建构方法。从当前中国社会学各种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学院领域存在着一种研究的多元性，其中还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统一其他研究并占据着主导地位。社会事实和理论解释之间关系明确，但没有哪一种流派能够以明显优越的姿态呈现出来。中国社会学界内部似乎能够接受这种多种科学规范的共存，这使得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多样性和不同观点的共存成为可能（当然其条件是社会实践与社会学理论之间存在一种真正的辩证关系）。但是，在法国，符号互动论、民俗学方法论、理性选择理论、交往理性理论、基因结构主义……等等，它们之间往往互相拒绝承认对方的合理性，这好像有别于当今中国社会学界的情况，其原因可能是中国思想史中各种传统的历史家谱没能以连续的方式得以撰写。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一些社会学研究看上去比其他研究更倾向于结构主义立场，或更注重对理解或互动过程的描述。我认为，在学院领域内，中国社会学学科领域内同时并存的研究立场的多样性是完全合理的，它们相互之间并没有互相排斥的关系，它们各自都能分别帮助理解同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不同侧面。这个科学多元性反映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学者们处理这些现象的视角充满活力。他们的研究立场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处在一个稳定而又变动着的概念空间，能根据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而他们的研究对象总是具有可视的一面和隐藏的一面，以此来吸引不同领域的专家。在这个多元性的学科里，知识是在由理论和实践构成的连线上生产出来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社会学家对欧美社会学流派了如指掌。他们在不同研究中区分或联系各种理论，却从不否认它们的合理性。但他们能够对不同范式进行组合，以创造出能够解释不同社会事实的社会学。他们认为社会学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他们成功地将自己的社会学扎根于昨天和今天的中华文明里，同时也扎根于与欧美社会学的承传、借用和融合之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与欧美尤其是法国社会学理论之间的承传关系。第一次当然是1917年就引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学争论至今带着这个渊源的烙印。不过今天这个历史关系已经不是唯一的了。我们还记得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Robert Park）和他的女婿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1931-1932和1948年曾两次赴中国任教，为中国带去了当时欧美社会学发展的最新信息。另外，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互动论、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各种行动理论等等，无论是来自于欧洲大陆的还是北美的社会学理论，都已被许多当代中国社会学者熟练掌握并运用到了各种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之中。相比而言，我们却很少在欧洲社会学家的参考书目中找到中国学者的名字。

　　作为法国社会学家，我们该怎么看待30年来中国社会及社会学的发展呢？我的基本看法是：（1）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的中华文明，其影响都在日益增强；（2）通过结构化分析“生产社会”这一观点正在不断发展；（3）随着互动和自主性的加强，个体的地位将日益突出；（4）中国社会学者正在努力创造出独立自主的理论以摆脱文化殖民主义和西方看中国社会时那种居高临下的目光；（5）中国社会学总体上是包容性很强的，而这恰恰是欧美社会学所难以具有的品性。如果说欧洲社会学有民族中心论和闭门造车的问题，中国社会学却完全不是这样。后者在向欧美社会学学习之后已开始明确地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思想。中国社会学中理论范式不断位移和交叉，拒绝民族中心论姿态、抵制前殖民思想模式霸权、坚持思想的地方性——而欧美社会学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难以容纳非西方的思想。

　　正是多元思维模式的存在，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中，有一些开始以正式的理论学派呈现于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共同的中国文明基础上能够对结构、行动、互动和主观性进行不同的组合与建构，各种理论能够赋予各种概念以不同的含义，虽然他们之间的差异性由此而突显，但中国社会学也因此获得了多样化的品性。例如，孙立平倡导的“实践社会学”认为布迪厄社会学是一种静止的社会学，因此要明确地与它划清界线。在孙立平提出的实践社会学里，行动者有意识地在扮演角色，其主观性与社会实践的多样性、历史事件和“隐形”社会形式之间都建立了联系。实践社会学将结构化、文明化、互动和主观性放在同一高度，并使结构化和文明化成为主导概念。还有众多中国社会学家所努力建构的“转型社会学”，他们将社会转型看作完全不同于东欧国家的、中国特有的共产主义文明的产物——文明作为价值和社会生活运作体系，他们会运用实践社会学来深化社会转型的理论。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正是因为转型的力量才促使学者们赋予结构化以新的地位。不管怎么说，库恩意义上的理论范式正在中国社会学家中成型。

　　与之相比，欧洲社会学大多是建立在个人主义/整体主义、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微观社会学/宏观社会学这些永远对立的基础上，而中国社会学的主导思想却见不到这种两分论，它是多元的。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中国各种社会学思潮能够不停地探讨西方社会学的范式，而欧洲的社会学家却难以做到。库恩认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历史的角色举足轻重，我们则认为在理论创造的方式和类型问题上文化的影响更值得深究。

　　当然，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他们在不同研究中能够较好地区分或联系各种理论，但却很少怀疑它们的合理性。尽管他们不断地在追踪当代西方层出不穷的社会学理论，但还是对一些重要的社会学家及其理论关注不够。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学者、齐美尔……参考书目里很少找到方法论个体主义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的代言人和欧洲研究当代个体的学者。北美全球化问题研究专家的观点和思想也很少被引用。这些作者的缺席从反面刻画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边界，他们在寻找中西方对话方面还表现的较为被动。尽管如此，我还是有更多的理由相信，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犹如今天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一样，其对世界社会学的贡献必将会越来越大，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将承载起更多的世界责任。

　　作者简介：罗兰，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主任研究员、里昂第二大学教授[NextPage]

　　中国社会学创新研究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蔡禾

　　如果说中国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最丰富的原材料，使其有了发展的“地利”，那么“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和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社会学的批示则为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天时”。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人和”，也就是全国社会学的同仁如何抓住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机遇，齐心协力谋发展。应该说，与全国其他学科相比，社会学学科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是一个人际之间关系比较和谐的群体，是一个虽然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和分歧，但是仍然是一个具有相互理解和宽容精神的群体，这恐怕是一个学科健康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不过在面对如此重大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学科发展所需要的“人和”恐怕不能停留在人际关系这个层面，甚至可以说这种“人和”是不可能承担起历史交付给社会学的历史责任的。我以为，社会学要想承担起历史赋予得与的使命，抓住发展机遇，使社会学真正成为一门“显学”，就必须提升社会学面向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创新研究能力。因此，我们需要的“人和”还必须是建立在以下共识基础上的。

　　第一，在什么是当今中国面对的最为重大的社会学研究问题上要有共识，并在这个基础上凝聚形成“攻坚”的团队力量。这样说不是否认其他问题研究的必要性，但是我们得承认，社会学是一个内容庞杂的学科，而且在任何一个有限的时间内，研究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没有重点，没有资源的相对集中，我们就难以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有所真正的突破。对于学者个人来讲，研究什么完全是个人的选择，而且也不意味只有研究现实重大问题才能出成果、出大学者。但是在当今中国，对于社会学整个学科的命运来讲，只有关注现实重大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有所成就，才能彰显出学科的价值，才能提升学科的地位。对于这一点社会学者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在什么是社会学领域研究的问题上要有共识，并在这个基础上大胆的“扩张”学科的研究领域。在科学发展历史上，学科的差别已经从以对象来区分转为以理论范式来区分，但这个转变并没有被我们许多社会学者有意识的把握住，这导致了两个对社会学极为不利的结果。一是专门去研究别人不研究的问题，即“垃圾箱”说法，可以一旦这些不研究的问题被别人重视就从社会学分离出去“独立门户”，其结果是研究领域不断缩小；二是固守传统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但问题是当学科的划分不再是以问题来划分时，其他学科也就开始进入传统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一旦他们成功的嫁接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就会在一些社会学传统的研究领域里取得长足的进步，甚至在这些领域里盖过社会学的声音。例如近年来国内在网络研究这个社会学开辟的领域里，商学学科取得的发展已经超过社会学而日益势盛。所以社会学要有一点“扩张主义”，即要敢于去思考和回答长期以来被视为别的学科的问题，尤其是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相关的重大问题。

　　第三，在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关系上要有共识，并在这个基础上推进互补性的发展。社会学的生命力来自于面向社会现实，但是面向社会现实的研究往往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学术取向，追求理论的对话和知识的积累；一种是对策取向，追求政策讨论和问题解决的工具价值。我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有他自身的学术标准，这个标准是不应以学术成果的工具价值为尺度的，这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学术理念。但是，社会学要成为一门显学，要得到大众的关注和政府的支持，你就必须要有“经世治用”的工具价值，也就是说，你不仅要针对现实问题，从学理上回答“是什么”，还要针对现实问题，从实践上回答“怎么办”，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对策。对于个体的社会学者来讲，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做出选择，我们不能苛求两者兼顾。但是在当今中国，对于整个学科的命运来讲，必须两者兼顾，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实现二者相辅相成的发展。我们要防止这两类社会学者之间的相互歧视，要给这两类社会学者的发展留空间。当然，这两类学者也要意识到，在当今中国，能有重大影响的学术研究一定是从重大现实问题中产生的，追求学术研究并不排除关注重大现实问题；而对那些关注对策研究的社会学者来说，也要意识到，真正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有贡献的政策研究一定是以科学的研究为基础的，而要想使你的研究有自身强于他人的特色并能彰显社会学学科的价值，就必须要在对策研究中体现社会学的视野。换句话说，我们要善于从现实问题中提炼出学术问题，也需要在政策研究中找到本学科的理论支撑点。

　　第四，在对学术争鸣上要有共识，要形成宽容“人和”的学术氛围。我们追求学者间人际关系的和谐是善意的，但是我们切莫把学术争鸣视为“人和”的对立面。学术没有争鸣就没有发展，这是科学发展的铁律。综观社会学三十年的历程，真正有影响的学术争鸣是不多的，更不要说在重大问题上形成有影响的学术争鸣。这不仅影响了社会学学科的学术水平在争鸣中得到提高，也影响了社会学学科的学术影响力的扩散，用今天的话来说，社会学不会“炒做”。当然，要想在一个学科内形成争鸣的氛围，就要有容忍的学术环境。这种宽容第一是对学术新人的宽容，新一代学者往往是接受新观点最快，最具有创新精神的，但是中国学术界“师道尊严”的传统往往使两代学者之间无法形成真正平等的讨论，学术争论往往是在同代人之间展开，难以在不同代学者中间形成学术共同体；这种宽容第二是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宽容。学术是一定分派别的，只有这样才会有争鸣，即使是对策研究也一定有不同的方案在比较和综合中达到最优。这种宽容精神要贯穿在我们处理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关系之中，更要体现在鼓励我们的社会学者在对当今重大现实问题进行解释和政策设计时，大胆的触及一些“敏感”话题。[NextPage]

　　第五，在学科建设上要建立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合理规划和规范学科的发展。总体上讲，社会学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相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和要求，社会学的发展不是太多太快，而是较慢和不够。不过这个问题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这个较慢和不够在不同层次上表现不一样。在本科教育层面上，无论从社会学学生的招生志愿情况还是从毕业后的市场就业率情况来看，目前的办学规模基本合适，不适合再扩大。但是在研究生层次上，无论从招生志愿情况还是从毕业后的就业情况来看，这个市场并没有饱和，仍然需要发展。尤其要提出的是，社会工作的研究生教育更是缺乏，国家至今还没有设立社会工作的硕士学位点。二是我们自身在如何培养高层次人才，规范学科的发展上是否形成共识还值得讨论。这些年社会学在一些评审中通过率不高除了少数人本位主义观念外，可能与学术评价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共识不足不无关系。例如，一篇好的博士论文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工作的专业硕士教育即将展开，那么在专业硕士和科学硕士培养标准上如何区别，我们形成共识了吗？如果我们自身对学科发展的规范没有共识，当学科发展的重大机会到来时，我们就会陷入无谓的内耗之中而错失良机。

　　以上仅是我个人不成熟的、即席而发的一点看法，绝非针对什么人或者事情，错了请大家批评。谢谢！

　　作者简介：蔡禾，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学的学科对象和问题领域的再认定

　　谢立中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建立起一种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社会体制、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应对各种新出现的社会问题等开始成为包括党和国家领导在内的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的理论和实践议题，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也开始重新获得人们的密切关注。正像社会学界的人们都在说的那样，“社会学的春天”已经来临了。在这样一种有利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之下，怎么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抓住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机遇，一方面大力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提升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水平，另一方面积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担负起改革开放赋予中国社会学者的历史使命，为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建设和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方面，已有不少国内社会学工作者（包括此次笔谈文章的各位作者）发表了很多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如要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学术研究和对策性研究并重、要形成有利于学术争鸣的良好氛围、要融贯中西两方面的知识来加强社会学的学科知识基础、要加强社会学的学科力度、要通过制度建设来解决阻碍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一系列矛盾等。我对这些意见大都表示高度认同。在这里，我谨就蔡禾教授在本组笔谈文章中提到的第二点意见简单地谈谈自己的不同想法。

　　蔡禾教授提出全国的社会学同仁要在社会学研究的问题领域方面形成共识。对此建议所触及的问题，我深有同感；对此建议所指明的原则，我深表赞同。的确，一个学科的同行如果对于该学科所研究的问题领域都不能形成共识的话，那么很难想象聚集在这一学科下的学者们将怎样齐心协力地去共同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对本学科的问题领域有起码的共识，至少应该是这门学科能够得到迅速发展的前提之一。

　　蔡禾教授认为，“在科学发展历史上，学科的差别已经从以对象来区分转为以理论范式来区分，但这个转变并没有被我们许多社会学者有意识的把握住”，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些不利于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后果，如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不断缩小，不断被其他学科侵犯等。对于这一判断及其相关分析，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不太同意“学科的差别已经从以对象来区分转为以理论范式来区分”这一判断。其实，只要看一看国内外各学科迄今为止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理论范式一般都是跨学科的，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学科之内的。例如马克思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符号互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范式无一不是跨学科的。尽管某些理论范式可能首先是在某个特定的学科之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然后再传播到其他学科之内去的，也尽管某些理论范式可能在这门学科内相对具有较大影响，而在另一学科内则相对缴为弱势，但这并不影响它们的跨学科性质。因此，以理论范式来区分学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都会是一件很困难以至不可能的事。区分不同学科的良途，应当还是各个学科的研究对象。[NextPage]

　　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来说，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该以研究对象还是应该以理论范式来确定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别，而在于人们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能缺乏共识。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古老的问题，迄今为止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整体”（言外之意是其他学科则只研究“社会”的某一个方面或领域），有人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的社会行为，还有人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别的学科不研究的那些领域，等等。而我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别的，就是“社会”。这里所谓的“社会”，就是我们人类为了生存而从事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借助于其才能得以进行的、由两个以上的人类个体组成的各种形式的“人群”或“人类聚合体”，包括家庭、家族、氏族、部落、村落、社会网、企业、公司、军队、民族、国家、政府、社会团体、跨国组织、国际联盟等。“社会学”就是以这些形式不一的各种“社会”的形成、维持和演变机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探讨在人类的生活中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些形式相同的“社会”，这些形式不同的“社会”其各自的性质、功能、运作机制、秩序规则、历史形态、演变途径和方式等又各是什么样的，等等，就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本任务或问题领域。这样来界定社会学研究对象和问题领域的基本依据就是：它是专为“社会学”所研究而为其他学科所不研究的对象和问题领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活动，其问题领域是如何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来使人类的活动效益达到最大化；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政治”活动，其问题领域是如何来使人类决策过程更为合理……等等。它们都不会把各种形式的“社会”形成、维持和演变的过程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问题领域。因此，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上述研究对象和问题领域，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就永远不会有丧失或缩小之虞。

　　当然，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就是：必须把学者个人的学术研究对象和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区分开来。正如蔡禾教授在其第一点建议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学者个人的研究对象和问题领域是可以不受限制的。只要他愿意并且有能力，他可以今天研究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明天研究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后天又去研究一个哲学问题，等等。因此，一个像贝克那样既富有才气又富有精力的学者，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经济学研究，但也无人可以阻挡他在高兴的时候去做一做社会学的研究。但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它的研究对象和问题领域可能会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探索过程，然一旦成熟，其研究对象和问题领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即当稳定下来，而不会像学者个人的研究兴趣那样随意地发生变化。这是学术界劳动分工的基本要求。

　　因此，第二，我也就不太同意蔡禾兄本段后面的那些分析和判断。我不认为社会学的学科领域在不断缩小，也不认为社会学的学科领域受到了或正在受到其他学科的侵犯。如果我们同意前面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和问题领域的说明，那就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学以外的学科在把各种形式的“社会”形成、维持和演变的过程当作自己的学科研究对象，把这些形式不同的“社会”其各自的性质、功能、运作机制、秩序规则、历史形态、演变途径和方式等当作自己学科的基本任务或问题领域。因此，社会学可能有过学科对象和问题意识不明确的时候，但并没有研究对象和问题领域丧失或被侵犯的时候。迄今为止也当是如此。像贝克这样的一些非社会学家从在他们自身学科内形成和发展出来的理论视角出发来研究一些像家庭结构、种族歧视、犯罪等一类的社会学问题，顶多也就是客串了一把社会学家的角色，社会学工作者大可不必为此感到恐惧和忧虑。因为这无非是启发了我们意识到原来社会学的问题也可以用从经济学（或其他学科）中形成和发展出来的理论范式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就像科尔曼所做的那样）。事实上，社会学从诞生以来迄今为止就一直不断地在从其他学科（如生物学、生态学、生理学、心理学、物理学、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哲学、文学、戏剧学等）引进和借鉴概念、命题和理论视角，也不断地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像贝克那样尝试用自己学科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概念、命题或理论视角来讨论一些社会学问题，但社会学并未因此而归于衰亡或消失。其中的道理，就是因为像我们前面所说过的那样，社会学有自身确定的、不为其他学科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和问题领域。因此，这里不存在着什么“扩张主义”现象。常常有一些经济学家沾沾自喜地宣扬“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也常常有不少非经济学家抱怨“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其实都是没有意识到学科是以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问题领域、而非是以在其学科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理论视角或范式独立于世这个道理。

　　同样，当社会学家用在自己学科内首先形成和发展出来的某一种理论视角或范式去研究某个非社会学的问题（如经济学的问题、政治学的问题、历史学的问题等）时，也不必称之为是社会学的“扩张主义”或“帝国主义”（如果一定要这样称呼的话，那也可以说这种社会学的“扩张主义”或“帝国主义”现象早就存在了。因为自20世纪中叶始社会学也像其他学科一样就一直在向其他学科输出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视角。尤其是在20世纪后期这种倾向是只增不减）。对于这样做的社会学家而言，他也只不过是在客串一个其他学科学者的角色；对于社会学和另一个学科而言，它们的学科研究对象和问题领域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扩大或缩小）。换句话说，这个社会学家并未因此而对自己所在的社会学学科本身做出什么有实质意义的贡献。他的贡献只在于：他将首先在社会学学科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某一个理论视角应用于其他学科的问题领域之中，因而一方面让其他学科的人意识到了社会学家在这一理论范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为社会学做了一次宣传和广告；另一方面启发了原来在社会学中形成和发展出来的某一理论范式也可以用来研究社会学领域以外的一些问题，从而对这一非社会学问题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NextPage]

　　从上述讨论可以进一步引申出来的结论就是：社会学工作者在既有能力也有精力并且也有兴趣的条件下，可以尝试采用从社会学学科中形成和发展出来的某些理论范式去研究一些经济学的问题、政治学的问题等，但对于一个学科而言，这样的尝试还是不宜过多加以鼓励。在社会学学科本身的力量尚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多地鼓励社会学工作者集中精力去研究上述自身学科专有的那些对象和问题。这样似乎才更有利于社会学学科的整体发展。因此，我想说的第三点意思就是，对于蔡禾教授关于社会学要有一点“扩张主义”的主张，我也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意义上表示赞同。

　　总而言之，我认同蔡禾教授关于“全国社会学同仁要在社会学研究的问题领域方面形成共识”的主张，但我不太同意他关于学科区分标准已经或正在发生改变的判断以及后面的一系列相关结论。相反，我认为，社会学工作者对于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和问题领域应该要有明确的“学科自觉”。这里的“学科自觉”一词是承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一词而来，意思是社会学工作者对于自己学科的基本特质（包括其优势和局限）应该有明确的意识，并且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努力地去贯彻和发挥自己的基本特质。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本特质是什么呢？常常听到有人说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就是“长于经验调查”、或“长于统计分析”、或“具有整体眼光（能够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或“采用社会人视角”、或“拥有多重范式”等等。这些也许的确可以看作是社会学在目前阶段上具有的特点，但这些特点都不能被看作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本特质。因为在这些特点中，有些（如“具有整体眼光”、“采用社会人视角”、“拥有多重范式”等）只是社会学学科基本特质的派生属性，有些（如“长于经验调查”或“长于统计分析”等）则只是社会学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先于其他学科获得的一些优点，而非是社会学学科独有的特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完全可以引进社会学的这些成果去研究自己的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发展）。而所谓一个学科的基本特质正是最终能够将这一学科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的东西，正是使这一学科能够作为一门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学科而独立存世的东西。这个东西，依我的看法，就是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或问题领域。因此，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本特质也就应该是存在于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问题领域当中。所谓社会学工作者应该要有明确的“学科自觉”，也就是意味着社会学工作者对于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或问题领域要有明确的、自觉的意识。只有当全国的社会学工作者在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和问题领域方面都有一个明确的、自觉的、共同的学科意识的情况下，我们中国的社会学学科才有可能获得更为迅速的发展。

　　作者简介：谢立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贯中西：重建社会学学科知识的基础

　　田毅鹏

　　如果以1979年作为社会学在中国重建开始的标志的话，那么，迄今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已整整30载。透过30年社会学各种有形的发展成果，我们似乎可以断言，到今天，中国社会学重建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但如果我们以更高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便会发现，中国社会学虽然阶段性地完成了学科重建的任务，但距真正意义的学科复兴尚有不短的距离。因为学科重建之精髓不仅在于学系之建立、学刊之举办、学会成立、学术著作之出版等那些有形要件，而在于一种学科知识传统之再建，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学重建的实质是“学理”的重建。故窃以为在新世纪之初，作为重建的学科，社会学要想在强邻环列的人文社会科学之林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循着民国以来中国知识界揭橥的“学贯中西”的学术理念和思想路径，努力实现学科知识传统的重建。

　　众所周知，作为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一部分，社会学起源于西欧，其知识体系基本上是由西方人根据欧洲和北美现代社会起源、发展和转型的经验建立起来的。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之上的社会学理论，以“秩序”和“进步”为其学术目标，发现和揭示了很多现代人类社会共同命题和规律，为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贡献良多。故我们应承认，在社会学学科起源和形成的问题上，西方学者做出了主导性的学术贡献。但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西方社会学理论不等于社会学理论。因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在其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在欧洲支配整个世界体制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科学作为对欧洲问题的回应应运而生。而社会科学对其主题的选择，它的理论的形成，它的方法论、认识论，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使它产生出来的这个大熔炉的种种制约”（可参加沃勒斯坦：《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读书》1998年第2期）。具体说来，这种“局限”和“制约”主要表现在：在社会学诞生的过程中很少汲取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古国有关社会的知识和思想精华，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之上的。这直接导致在社会学领域里，公认理论绝大部分源自西方，致使其学科知识基础较为单一，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主要表现在：[NextPage]

　　第一，社会学学科知识基础的结构失衡。在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中，西学长期居于“中心地位”，而中学则屈居“边缘”。毫无疑问，从社会学学科起源和发展的轨迹看，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确具有一定的“早发性”和“先在性”，故对于非西方国家学术界而言，移植引进、迻译解读这些“舶来理论”，实为其本土社会学发展的基本前提。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样要求我们在建构社会学学科理论和分析范式时，还必须努力开掘本土的社会思想和理论资源，并在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对话中提炼抽象出新的理论，以改变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的结构失衡问题。

　　第二，话语权的丧失。西方在知识论意义上的话语霸权使得非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和思想精英自主思考和理解自我的能力大大降低，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致使出现像日本学者竹内好所指出的那样：“过去的东方既没有理解欧洲的能力，也没有理解其自身的能力。理解东方并改变它的是处于欧洲的欧洲性。东方之所以成为东方就是因为它被包含到了欧洲之中，不仅欧洲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就连东方也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

　　第三，这种源自西洋的舶来理论与中国现实社会之间存在明显的错位，遮蔽了本土社会特有的问题意识，并与中国社会产生较为明显的隔膜。事实上，上述问题早在社会学进入中国本土之初即已存在，当时，因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概念系统和研究方法均出自西洋，堪称是地道的舶来品，加之治社会学者多有留洋背景，遂使社会学在初入中国的数十年间，始终带有浓厚的西化色彩，表现出与中国社会的巨大隔膜。1937年社会学家杨开道在为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撰写的序文中即写到：“美国社会科学的毛病，是只用本国的材料，而不用外国的材料；中国社会科学的毛病，是只用外国的材料，而不用本国的材料。尤其是社会学一门，因为目下研究的朋友，太半归自美国，熟于美洲社会情形，美洲实地研究，所以美国色彩甚浓，几乎成为一个只用美国材料，而不用中国材料，不用欧洲材料的趋势。”这种唯西洋之马首是瞻的社会学，自然引起中国知识界的不满。

　　第四，失衡的知识结构限制了学术界理解分析问题的视野。以近代西人东来为界标，中国知识界一般都是以“中—西”二元分立的观念来理解和看待世界的，仿佛只有将落后的自我与文明的西方社会置于一个相互参照的系统中，其问题才能得到理解。此种思维方式的弊端表现在：忽视了对其它非西方文明的了解。他们对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往往知之甚少，对于那些较小的文明更是不屑于了解。这显然不符合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今天，我们建设世界社会科学，必须敞开胸襟，放眼世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西学。脱离了人类文明大系统，我们是无法真正认识体认西方文明的真谛，也难以真正把自己置于准确的位置之上。

　　而欲改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的隔膜，使社会学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我们应在“学贯中西”的理念下努力推进社会学知识基础的变革，其最为关键的步骤包括：

　　第一，中西社会学思想理论上的 “双向寻根”。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社会学是地道的舶来品。在现实中欲将这些泊自西洋的学问移植到中国本土社会，舍翻译无他途。因此，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始终是与西籍的翻译和引进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意义，我们欲实现社会学知识基础的重建，一方面要大力迻译西方社会学经典，除了读懂西学经典的本意外，还应具有将其还原到西方文化具体的情境中，获取深度理解的能力。理论的移植不是简单的语言采借，必须对理论背后的文化、历史及理论建之于上的现实生活进行考察。另一方面，要寻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分析理论之根，发现中国社会的“自性”，利用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来消解西方理论，使社会学真正在中国社会扎根。即“于挖掘移植知识之原文化体的根外，尚应挖本地文化素质的根，其中尤指社会中普遍存有且居于优势的诸预设。如此双重的挖根的一来一反工夫的努力，才是转化创造文化的根本之道，也才是具有主动原创能力来吸纳外来知识的基本条件”。由此，翻译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挖掘本土社会思想理论资源，并使之在经验研究平台上展开对话，便成为社会学知识传统重建的核心话题。

　　第二，中国社会学如何为世界社会科学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说，在社会学起源和发展的初期西方占据了独执牛耳的尊位，那么，在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则完全可以在深入挖掘其本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做出新的理论提炼和概括，为丰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诚如台湾学者张光直先生所言：既存“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如果不“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特别是经过“拥有极其丰富史料的中国史”的考验，就不能说具有“世界的通用性”。他由此看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和中国历史（以及其他非西方史）在社会科学上的伟大前途”。可见，社会学的中国化的目标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下建立“中国社会学”，而是深入挖掘中国本土社会思想、理论资源，展开规范的经验研究，使其研究成果在与西方社会学的交流对话中，为世界社会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学中国化，“不是使社会科学研究区域化，正相反，它是使中国学者的努力能够被纳入世界社会科学体系之中。”[NextPage]

　　第三，建立起理论和经验的真切沟联。欲弥补社会学知识基础与生俱来的缺失，除了加强中西社会思想理论的“双向寻根”和“相互对话”外，还应致力于具体的经验研究，开展与西方理论的对话，即“通过与（西方）现代主要学术理论的对话来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实践的概念和理论。”这实际上是在要求从实践的认识而不是西方经典理论的预期出发，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当然，这种植根于具体经验，并与一定历史条件相连接的理论分析概念，不仅可以深化中国研究，而且还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建立在真正世界意义的社会学理论，使社会学的知识基础日趋完备。

　　“学贯中西”理念实际上就是试图通过中西学间的贯通，使中国的社会发展获得一个“可靠的知识基础”。置身于人类文明空前的变局之中，中国的知识精英首先意识到，单纯依靠传统的“经史子集”已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而舶来的西学同样不能未经反思批判而简单地施用于中国社会。需要将二者冶为一炉，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只有如此，才能使国家获得一种“共信”与“国是”，获得独立自主的判断力，使新社会建立在坚实的知识基础之上。

　　作者简介：田毅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社会学学科发展和专业人才培养之间的矛盾

　　雷洪

　　“社会学的春天来了”一言在我国社会学学者和专业教师中流传，这是关于社会学学科命运的一个美好预言，但实现这个预言或目标，却仍然困难重重。来自社会、高等院校、学术共同体的制约，或者说我国目前的社会制度因素乃至社会结构因素的制约，让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和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面临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形成难以跨越的障碍。

　　第一，社会学参与社会改革、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与参与社会改革、社会发展的制度化途径之间的矛盾。总结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念的放弃、一轮医疗改革的基本失败、伴随农村经济改革而产生的“三农问题”、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的加剧、价格改革和国企改制等过程中滋生的腐败、城市化造就大批失地农民、群体事件频发、市场经济调控或干预的时“紧” 时“松”、新就业人口的就业比率越来越低等等的现象，显示了对进一步改革开放、制定社会发展规划中加强科学研究的客观需求，特别是以社会整体视角的社会学学科参与科学研究的迫切需求。但是，社会学学科参与科学研究却没有制度化的途径保证。例如：各级人大、政协中有不少经济学学者，但鲜有社会学学者的席位；各级政府大都邀请经济学者做顾问、专家，但相比之下，难有社会学者获此殊荣；从中央到各级政府制定各项政策、制定发展规划等，大多有经济学发言的机会，但难有社会学发言的机会，三峡移民、社会保障改革这样的问题，也无社会学制度化参与的机会。由此，导致大多社会学学科的研究长期游离在制度化安排之外，社会学研究成果的被重视、关注直至采纳处于惯性的滞后状态。

　　第二、社会学研究的规律与社会提供的研究条件、评价机制之间的矛盾。社会学从社会整体出发、强调社会结构要素之间联系性的理论，形成了研究社会的特殊视野，特别是创立和不断完善的社会研究方法（甚至被误认为是社会学研究方法），为研究人类社会提供了更多的科学和可靠的工具。但其科学研究的过程和结论的产生，必须依赖学科自身的范式和规律，例如：随机抽样的大样本，长期跟踪研究，社会实验研究，从探索——选择对象——假设——验证——理论抽象的过程，定量与定性的结合等等，这种研究规律需要足够的选择机制、合理的评价机制、充分的保障机制等社会条件。但是实际上社会基本未能提供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的条件，例如：政府基金的研究项目由指南指导，政府基金的经费对于完成科学研究大多都显得经费短缺，科学研究工作被社会学者所在学校的聘任制、考核制所定量化、标准化、形式化，研究成果的外在评价、形式评价代替了内在评价、内容评价等等。由此，致使社会学者的研究被项目指南、有限经费、评价标准、任务定额所导向、制约甚至肢解，许多研究成果成为学者们自称是科学的但实际自认为是并不那么科学的。

　　第三、社会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与社会学学术共同体价值选择、评价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提出了许多急待研究的现实问题，需要包括社会学等诸学科的学科视角来思考这些问题，特别是需要宏观视野的洞察、分析和探索。但社会学学术共同体主流价值倾向于学理性、规范性的学科研究，难以认可并不成熟、完善的理念、思想、视角、观点，以致迄今为止，社会学学者对改革开放、社会发展宏观上重大问题所提出的思路、理念、原则、目标等方面的观点（例如已提出的社会转型、社会公正、共享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社会保障底线、中产阶层等）不多；相比之下，依学科范式和规范方法对微观现象的研究则比较丰富。由此，致使社会学学科在宏观领域与社会现实的对话不多，社会参与性不高，未能对推动改革开放、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更大贡献。[NextPage]

　　第四、社会发展中对社会学人才的内在需求与实际吸纳社会学人才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学学科如同计算机，传统社会可以不需要社会学（和计算机），社会越发达则对社会学（和计算机）的需求越多。我国由改革开放而发生的社会转型及社会高速发展，对社会学人才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内在需求，例如各类（媒体、舆情、广告、商品、房地产、项目投资乃至市场等）调查、咨询业，各类（社区、学校、企业、司法、医疗、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专业社会工作，各类（基金、慈善、环保等）非政府组织，城市规划与建设，基层政府和政府政策研究部门等等。但是，社会未提供制度化接受社会学人才就业的政策和途径，实际吸纳的社会学人才极少，例如：各级政府绝大多数部门招考公务员排斥社会学专业毕业生，迄今各级政府大多尚不购买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有些制度化职业资格证书报考条件（例如房地产评估等）排斥社会学专业等等。由此，致使社会学专业各层次的毕业生就业受到制度化的障碍，大量毕业生到非专业性岗位工作，浪费了大量的社会学专业人才。

　　第五、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与社会所需社会学人才的培养条件之间的矛盾。近年中受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种因素的导向和诱导，各高校的改革出现行政化、企业化、标准化、形式化、科研化等趋势，例如资源在行政部门而办学责任在实施教育培养的院系，实际上将院系变成经济实体，降低直接教育培养的经费、甚至招收研究生由导师向学校交费，教学评估的形式多、效果少，学校排名主要是科研指标而非培养学生指标，考核教师主要考核科研而非教学，按学生人头和教师人头而不按教育规律计算和考查教学业绩和效益等等。这样的趋势下，造成（社会需要知识丰富、有操作能力、综合素质高的）社会学人才培养条件的绝对短缺，例如：院系忙于“创收”，教师忙于找科研项目、找经费，教师实际七分精力从事科研、三分精力从事教学，而且教师忙于应付学校制度化的指标而不能集中精力培养教育学生，学生实验、实习经费严重不足直接导致学生动手能力低，等等。由此，致使院系工作的重点不在教育培养，社会学专业毕业生适应社会、适应工作的能力差。

　　第六、教育培养的目标、规格与学生、家长的期望、需求之间的矛盾。不言而喻，目前我国的大学本科教育实际上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培养目标是社会实用型专业人才；同时，高等学校必须依据人才市场需求决定培养各专业人才的规模和数量。但是，大多数学生、家长对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期望、需求仍是精英目标，且大多盲目崇拜高科技专业、热门专业。由此，致使社会学专业（也包括其它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到基层工作、不愿意到实际工作部门工作，且职业期望超过社会实际提供的可能，加剧了“就业难”，并形成盲目的“转专业风”、盲目的考研时尚等等。

　　综上所述，这些矛盾本质上是社会提供的目标与社会提供的手段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需求与学科供给之间的矛盾，是制度安排与行动选择之间的矛盾，是理想功能与实际效果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之间的矛盾。那么，“社会学的社会学”或许并非只是“戏言”，似乎成为一种现实的需求。

　　作者简介：雷洪，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应对社会学总体性危机中促进学科研究的整体转向

　　文军

　　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任务的提出，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公众对社会学学科的功能寄予了越来越多的厚望，他们期待社会学能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特殊的建设性作用。这无疑给中国社会学发展赋予了极高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也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一个极好机遇。

　　的确，伴随改革开放而恢复和重建的中国社会学学科，经过30年的努力建设，现已成为一门十分重要的应用性社会科学。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变迁的急剧加快，原来潜伏在社会内部的许多发展性问题开始逐步显露出来，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社会各行各业对社会学知识的需求由此与日俱增。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转向于社会全面发展阶段之后，一般会出现一个对社会学知识大量需求的时期。以美国为例，社会学需求量与影响力最大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恰恰是其经济繁荣之后社会问题的多发期，在这一期间，美国每一年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中，几乎每三本就有一本是属于社会学类的著作。此外，在美国整个国家资助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中，也有近三分之一的经费是用来资助社会学研究的。当前，中国也正处在一个“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逐步转向强调“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快速转型期，社会学必将会借此获得更大的发展契机，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春天正逐步向我们走来。[NextPage]

　　但我们同时也必须认识到，社会学春天的再次来临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既是良好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更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风险”。面对全社会（尤其是实际部门）对社会学寄予的极大希望(包括政治宣传、政策咨询、经营策划、战略规划等)，似乎社会学者都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当前，一些地方的社会学者到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骋驰，似乎发展空间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其实，仔细反省一下我们学科的存在环境，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做一个简单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今天的学科发展无论从理论意义上讲还是从实践意义上讲，我们并没有完全跳出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如此，我们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学科发展的约束性因素还大量存在，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很可能会造成社会学者个人的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社会学者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做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学术行动的自由。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ygumnt Bauman）曾经指出，随着现代国家的不断理性化，原本作为知识与文化价值之立法的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此时已成了多余。不仅如此，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雅俗文化之间界限的消失，知识分子在注释经典性文本方面的优势地位也丧失殆尽，这些无疑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角色危机，社会学领域内的知识分子正面临着被淘汰的威胁！或许这正是当前许多西方学者提出诸如各种“后学”、“新学”和各种“转向”等新时代、新话语的原因吧，因为以此他们能够使自己在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已逐步被科学所取代的技术专制的社会中，继续合法地保留其重要性。我认为，与当前的各类科技专家相比（甚至与人文学科相比），现在的社会学家不是提高了而是逐步丧失了其原有的重要地位，从社会的“立法者”蜕化成了一个个“解释者”，他们在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权威地位已被安全地限制在学院内部了。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社会学及其学术从业人员能够打破常规思维，独立地承担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任吗？

　　只要简单回顾一下恢复和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我们就会发现，其1979年恢复和重建之后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发育不良的毛病至今还沉重地压在社会学者的身上，一旦把握不好自己，便很有可能陷入深刻的危机与风险之中。比如，社会学的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严重不成比例。这使得我们不仅在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后继无人，而且在许多基本的理论问题（如理论的应用范围及其各种限制性条件等）还没来得及做认真探讨的情况下，在经验层面我们就已经在大量地运用各种理论做应用性研究了。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因大量没有理论支撑的经验研究、应用研究所带来的表面繁荣，其背后实际上潜伏着越来越深刻的危机，这一症状不仅需要我们首先在与应用研究相对应的理论研究层面下功夫，而且更需要我们在更为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学理论上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和元社会学层面的理论探讨。

　　放眼当今中国的学术场域，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一些只要是在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某种评论或撰写了某些类似社会学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社会学家或社会理论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人士也在纷纷谋求一个社会学者的头衔。尤其是随着中国党政部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使得越来越多的学术界及非学术界的人士都表现出了对社会学前所未有的兴趣，似乎都想借助于“和谐社会”所营造的“社会学春天”的再次来临挤进社会学圈内。因此，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学学术场域中，同样也充斥着各种假冒伪劣，中国社会学似乎再也难靠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来守住自己的阵地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不仅有被其他学科所渗透和瓜分的危险，而且还有被许多业余社会学者所腐蚀的危险，这不知是中国社会学走向繁荣的标志还是走向衰落的预兆？

　　我曾经多次撰文指出，就像过去发达国家的社会学者一样，今天的中国社会学者实际上也陷入了难以抉择的双重约束之中：一方面，为了保持自己专业的纯洁性、独有性和权威性，不得不要承传自己所谓的专业知识，从而可能陷入只是简单机械地套用学究性知识来代替日常性知识的误区之中；另一方面，为了扩大社会学学科知识的社会影响力，又不得不去寻求更简单、更通俗的话语来表达自己对复杂社会的认识和看法，从而可能抛弃过去所谓的专业知识，成为只需依靠自我启迪就人人能够做得到的业余社会学者。面对这种专业化和大众化的双重要求，广大专业的社会学者必须实现一种自我的彻底转型，其任务就是不断去探求、去开辟、去创新。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塑造一个“新人”，那至少也要培养一种“新的关注方式”，一种社会学的独特眼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学的地位首先是由我们社会学者自己来决定的。倘若我们自己都没有实现自我的真正转型，没有思想的更新，没有精神的巨变和创新的快感，社会学者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反思与审阅就无从谈起，社会学也只能沦为一种“理论无意识”和“想象力枯竭”的境地。要是这样，社会大众还会需要社会学吗？

　　环顾当今西方社会学，其发展状况就像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描述的一样：“今天的社会学似乎正处在一种僵持状态之中”。“世界各地要求学习社会学的学生日趋减少，社会研究项目受到足够资助的数量也比以前在减少。社会学可能已经在一些主要的知识发展和成就方面丧失了中心地位。这对那些喜欢以‘社会学家’自居的人来说，无疑是难以愉悦的岁月”。虽然作为后发的中国社会学，目前还没有出现与西方社会学一样的发展局面，但是作为相同的知识体系，西方社会学在开创之初就潜伏下来的危机无疑也会深深地烙在中国社会学身上。例如，西方社会学在研究取向上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已造成了社会学知识领域内“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强化的各种后现代现象和全球化趋势，在为社会学研究带来新的契机的同时，首先也给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的传统社会学知识体系，还能够应对这个全球化、后现代的社会世界吗？对此，每一个社会学者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NextPage]

　　如果说长期以来社会学的危机主要是西方主流(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危机，那么，当代社会学的危机则是一种总体性危机的爆发，其根源正在于当代社会学无法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现实的根本性变化。犹如现代性的产生一样，作为其产物的西方社会学其实从一开始就潜伏了危险的种子，当社会现实的发展愈来愈偏离现代性既定的目标或因过度遵循其目标而走向极端时，社会学知识体系和话语方式如果再无法对这种变化的现实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变革，其危机便会迟早爆发出来，并因此而成为影响与阻碍整个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应对社会学总体性危机的过程中，作为后来者的中国社会学，虽然很难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百废待兴的时候，但至少可以说，需要我们着手去做的工作(包括理论的和实际的)实在是太多了。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社会学必须能够在知识体系上实现整体性转向，而这，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任务，也是整个世界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任。但就当前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而言，由于社会学既有的知识框架和学术传统并不源于中国，这反而给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整体转向提供了某种便利。这种转向不是要求我们完全抛弃社会学长期以来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的知识体系，而是要在吸收过去优秀学术资源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全球化、信息化所带来的社会现实的变化，使新的社会学无论在概念体系、话语方式还是思维模式、研究范式上都有所创新。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社会学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中国传统的社会思想资源可以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分析当代社会提供丰富的思想元素；二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种实现问题的集聚为新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理想的研究场所。中国社会学完全可以利用本土的思想资源在应对全球性社会问题中实现理论与方法的创造性转换，以中国特有的方式为世界社会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担忧的是，在世界社会学知识体系面临整体性转向和中国社会学的春天到来之际，我们的社会学者都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吗？

　　作者简介：文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