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外滩画报
外滩画报:2000年“长江《读书》奖”事件至今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记忆犹新。今年三月初，作为当年尖锐批评《读书》主编汪晖的近百位学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著文重提往事，披露了他与《读书》主编汪晖事后的另一次交锋。 这次，就《读书》话题，徐先生接受了《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的采访。
《外滩》：最近，您发表了文章“知识分子与公权——长江《读书》奖事件的回顾和教训”。为什么在长江事件过了将近5年以后，又重新提及这个事件？
徐友渔：写这篇文章完全有另外的背景和目的，不是旧事重提。“长江《读书》奖”事件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读书》执行主编之一在2002年第5期专供主编发表编后记的地方以人身侮辱的方式回应、攻击一位曾经批评过他的学者。我认为这是典型的不正当运用公权的事例。他当然可以反批评，但不能在刊物专供主编发表言论的地方，这件事和“长江《读书》奖”事件一样，是论述知识分子如何正当运用公权的事例，当然，发生在同一本刊物、同一个人身上，也不完全是偶然的。我一开始是给《读书》总编、执行主编和编辑部写信，请求发表我的批评意见。但杂志根本没有理睬我的意见，那位执行主编个人对我作了反批评。我觉得“公私不分”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认为他们对我的意见的反馈应是明确地说《读书》认为那样作对还是不对，我是致信总编、两位执行主编和整个编辑部，谈的是刊物处置事情失当，结果又变成了两个学者之间的争执。
《外滩》：最近网络出现很多对《读书》杂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文风晦涩、立场偏左。作为《读书》过去的老作者，您有什么看法？认为这些评价是否中肯或偏激？
徐友渔：我觉得《读书》不像前半段那样兼容并包，全面反映知识界、读书界的各种观点，促进中国融入世界潮流，是事实。 还有人批评《读书》办得像学报，太晦涩、艰深，因为我不怕晦涩、艰深的东西，所以我一直没有多少反感。记得听陈平原作这种批评时，我还反驳。不过我现在愿意持中庸的立场，我想既然很多人长期有这种意见，可能《读书》方面也需要考虑和改进，不能只是找各种理由辩解和搪塞。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晦涩、艰深得太厉害，不是太多的文章都晦涩、艰深，也可以承认、适应这种风格。当然，我相信《读书》的主编也不想故意把杂志办得晦涩、艰深，但问题是写这种风格文章的作者凑在一起了。
《外滩》：能够谈谈您接触、阅读《读书》和给《读书》写文章的经历和感受吗？这本杂志经过三代主编的变化，您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徐友渔：我给《读书》写文章不是很早，也不是很多。第一篇发表于1986年第3期，借评介卡尔·波普的自传想宏扬一下批判和理性精神。我要说，在各类杂志中，《读书》是我看得最仔细的之一，现在还是这样。超过它的大概只有以前的《东方》、《现代与传统》和《方法》，可惜都没有了。要关注当前中国的思想状况，除了上网，还是应该看看《读书》、《天涯》，我给外国学者和大学图书馆作介绍时，还是说它们。第一代主编的《读书》像压抑中的呐喊，鼓舞人弃旧迎新；第二代时像百花园，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有开风气之先的东西；第三代像英国《新左派评论》的中文版，不管喜不喜欢它的倾向，它的努力和作用还是不容忽视。
《外滩》：有部分对《读书》的批评是直接针对汪晖个人的，认为他的立场偏左，造成杂志倾向偏左。例如，1997年以后，甘阳、陈燕谷、崔之元、韩毓海、旷新年等人的文章大量发表，这也导致一部分有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离开，您是否同意这一说法？
徐友渔：我和很多人确实有这种看法，这也是《读书》主编最不愿意承认的。这个问题要说清楚会牵扯到具体的人和事，所以对方感到有恃无恐，要别人拿出证据，证明因为观点不同而拒登文章。中国人做事的方式谁不知道，举证谈何容易！不过我敢说，我就举得出事实。我现在不想把话说到那个地步，何苦呢！我现在只说说见诸文字的一点情况。
我们知道，老一辈的李慎之、资中筠，较年轻的朱学勤、雷颐、刘军宁都在《读书》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深受读者喜爱，后来就没有他们的文章了，谁会相信，他们无缘无故就不给《读书》写文章了？这跟汪晖的态度有没有关系？ 汪晖无中生有地攻击李慎之、资中筠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当朱学勤提到1998年“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时，他居然这么攻击：“伟大的一九九八!滔滔洪水没有唤起英雄对于灾难的思考，倒是激发起了争先恐后浮出水面的激情，这位先生好水性啊!”对于雷颐，则指称为加引号的、即所谓的“历史学者”。
《外滩》：网络上也有人呼吁让您当《读书》主编，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友渔：我觉得这个提议是故意搞笑，我不会认真对待。不过我还是乘机要说，既然我和许多人一样认为《读书》的问题出在主编的倾向和色彩太强烈，那么我有同样的问题，且不说我的能力和兴趣也不行。
《外滩》：黄平也承认《读书》文风晦涩的现状。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原因是与时代语言下降有关？还是《读书》自身有关？
徐友渔：当然不是什么“时代语言下降”的问题。你记得几年前在美国发生的物理学家作弄后现代机关刊物《社会文本》的“索尔卡事件”吗？为什么文风一晦涩，《社会文本》的编辑就极其偏爱，失去分辨力呢？如果是时代的问题，那么类似的杂志《书屋》为什么就没有这种毛病？
《外滩》：黄平指责现在知识界很多人思维和感情依旧停留在80年代，跟不上历史时代，这才是造成《读书》诸多问题的一种，您是否认为这种理解比较恰当？
徐友渔：这倒是说到了问题的点子上了。 《读书》的整个思想倾向，体现了由汪晖反复表述的观点：中国从90年代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的问题变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连社会不公正、腐败的根源都要在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的扩张中去找。所以研究、分析、解决问题都要用当代西方新左派对他们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的批判。这样，就很容易明白《读书》上有那么多没有消化的外来理论，写的人津津有味，许多读者不懂，感到与中国现实隔膜。 时代确实在发展变化，新问题很快地出现了，中国的问题确实不能只靠警惕极左路线，中国未来的危险不会只是重复“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但像汪晖那样在上世纪90年代就说中国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对的，也不能仅仅依靠西方新左派的理论来观察、解决中国的问题。
《外滩》：您认为当下《读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您理想中的《读书》是什么状态和风格？
徐友渔：既然《读书》有自己独特的，得到公认的历史定位，它从来不是，现在也不是一本同人杂志，那么我们有理由希望它还是有兼容并包的气度，能全面反映中国知识界、读书界的现状、倾向和期望。我最喜欢的，还是以前的《东方》。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