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伽达默尔 杜特 翻译：金惠敏
内容提要：实践哲学是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工作领域。本谈话的意义不仅在于由伽达默尔本人阐发了其实践哲学的精髓，而且由实践哲学这一视角洞开了其哲学解释学的幽密，这就是对话精神。换言之，其实践哲学的“一体性”和“社会理性”即意味着其哲学解释学的“对话”。
关 键 词：伽达默尔 实践哲学 一体性 社会理性
杜 特：在您新近的著作也就是70—80年代以来的著作中，您特别重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之间的联系。您在《真理与方法》一书通过对亚理士多德伦理学的阐释为实践哲学的概念奠定了基础。从亚理士多德传统上说，什么是实践哲学？它与解释学在结构上有何相合之处？
伽达默尔：首先人们必须清楚“实践”（Praxis）一词，这里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当然啦，我们所熟悉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使“实践”与对理论的“实践性运用”相去弗远，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对理论的运用也属于我们的实践。但是，这并不就是一切。“实践”还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为，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这因而就是说，它还包括我们的政治、政治协商，以及立法活动。我们的实践——它是我们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 。在这一意义上的“实践”就是亚理士多德所创立的实践哲学的主题。
亚理士多德所审视的是希腊城邦，以及其自由民的实践。关于这种实践他证明，那与动物之受制于生命秩序所不同的、不为某种先在的模式所决定并且也不为其本能所确定的人类的共同生活，显然由于理性的引导它也被秩序化，是如何进行的。这一指导实践的理性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智慧（Phronesis）。它只在具体的情境中证实自己，并总是置身于一个由信念、习惯和价值所构成的活生生的关系之中——即是说，在一个伦理（ethos）之中。
这里于是就出现了您所问及的解释学问题。也就是在具体情境中，在您所处身的具体情境中——尽管这一情境与其它情境可能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仍然就是您所立足其内的极其特别的这一情境——，在此情境中什么是理性的，什么是应当去做的，恰恰并未在给您的那些关于善恶的总体指向中确定下来，这不像例如说关于如何使用一件工具的技术说明所给出的那样，而是您必须自己决定去做什么。为此您就得理解您的情境。您就得阐释它。这就是伦理学和实践理性的解释学之维。解释学是理解的艺术。您很快就看出来了吧，这个对于我们实践情境、对于在其中如何去做的理解不是独白性的，而是具有对谈的特性。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相互的！我们的生活形式具有你—我特性、我—我们特性和我们—我们特性。在我们的实践事务中，我们被理解所指引。而理解发生于对谈之中。
杜 特：可是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则是以一个恒定的规范框架为前提的，它划定了行为和理解的作用空间。而在我们这儿，情形是不同的。
伽达默尔：我们这儿也一样存在着时多时少的权威教育，其中包涵有无须求证的道德习俗，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不能越雷池一步。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挣脱其束缚，而且从许多方面说我是乐以观之的。人不能再被如此地束缚。不过生活却会由此而变得困难起来。就此而论，盖伦的新保守主义说法则是正确的，体制有减轻人们负担的作用。
杜 特：盖伦对体制有一种怀旧情结。它想回归。远离争论，回到归属性（Gehorsam） 。
伽达默尔：这绝对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才要思考理性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哲学，思考我们实践的交往特性。我们必须自己寻找出路：这出路就是理解，就是一体性。我认为今日政治最当要的任务即在于如何使我们对于真正的一体性有一总体的意识。
杜 特：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些恐怖的事情。只要我们看得见新纳粹暴徒，看得见有人向他们鼓掌喝彩，我们就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担忧，即人类的一体性在我们这儿不过是一个布满裂痕的墙面，即那与一体性相反的东西 将会卷土重来。为国家所加强了的一体性不再能够达及种族主义的牺牲者。我们怎样才能够在德国找到一种与那些从窘迫中走向我们的人群的真正的一体性？——顺便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想着您最近在《意义与形式》杂志里的发言，其中您表现出对这类问题的怀疑。您的例子是让波弗勒（Jean Beaufret）向海德格尔提出的伦理问题 。“不存在调和的伦理学” ，您说。
伽达默尔：是的，其实我们正越来越意识到那本已存在的一体性。您想想现在那走上街头的人群，想想他们组成灯光链，想想他们示威、集会！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试图，就是说试图形成公共意见，试图在媒介中给予本已存在的一体性以适当的呈现。在此我们并非为了创造这些一体性，而是要使我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我相信，这适应于伦理学的全部问题。在如下一点上，亚里士多德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如果谁还没有被训练成为一个真正的伦理（Ethos）——无论是通过自己或者是别人，那他也就不会懂得伦理学为何物。这无关乎什么哲学的一个特别的任务。它涉及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在承担着的责任。我在《意义与形式》的一篇短文里说：从来不只是另一方才有错。——就拿原子能的问题性来说吧：甚至反原子能运动根本上也是一种真正的一体性的表达。诚然，反原子能运动被不同的派别以近乎荒谬的方式所利用，——不错，人们是可以在一开始就说，例如水业或者煤炭业是反对原子能的；但是，对此自发性运动的诸如此类人为的占有和扭转并不能质疑其于自身所显露出来的一体性。
此外我还相信，不仅是民族国家的而且也包括欧洲范围的思维框架都将证明是过时的。孤绝将不再是可能的。人类乘坐着一叶舢板，我们必须掌好舵，以使它免遭触礁之险。这一信念将与日俱增。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对民族主义的膨胀视而不见。或许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交往能够在此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说经济活动好也罢或者坏也罢，但可以肯定的是，惟有取道于经济的帮助，由贫穷国家向德国的人口涌入才能停止。其它的一切不仅不是一体性的，而且还将注定是无补于事的。只要在波兰、在罗马尼亚、在保加利亚，以及在其它什么总是为贫困所煎迫的国家，也就是说，只要人们不愿意在那儿生活下去，只要那儿的生活状况依然如故，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涌到这里来。面对这些重大问题，我们自然不应却步不前。它们不能单独地构成一体性。人们只能在所有的事物中经历到一体性，在此所有的事物中许多人有分享，不是丧失什么，而是相反，得到什么——这种情形也同样见之于一切我们以艺术和文化相称的事物之中。
杜 特：在叔本华的哲学中，一体性是无所不在的，它不只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所有的生命体中都有那同一的生命意志。个体化原理，即非同一性，是现象。 我们总是困于这一现象——困于将动物和自然当作我们的物质材料。
伽达默尔：是的，叔本华的这些思想并未远离我们！您瞧动物保护、自然保护，还有儿童保护，我认为，就是体现叔本华思想的例子，其中我们体察到真正的一致性，我们也给予这些一致性以体制化的支撑。想想看吧，那些培养这类意识的相关法律和社团组织。
杜 特：但依您所见，最关键的还不是体制的创立，而是对这些问题的公开讨论，如果我对您的理解是正确的话。体制的“减负效应”（Entlastungseffekt）在此所导致的不过是一种以为事情自会如此这般的漠然姿态，但另一方面那些以反抗惟利是图之院外活动集团为务的组织需求支援则又是显而易见的。难道我们不应当首先推动这公开的讨论吗？
伽达默尔：是的，但不只是去推动公开的讨论。我们还必须自己去做点什么，——而实际上我们也已经做了些什么。实践就是行动，——而且它还是一种清醒的意识。行动不止是做。人是一种自行动的东西。在其行动中有自我调整、自我检验以及榜样的作用。故此：德性不是没有逻辑，就像我在论述亚理士多德时所表明的那样！
杜 特：您关于实践哲学之现实性的著述矛头指向规范派伦理哲学……
伽达默尔：……指向应当伦理学（Sollensethik），因为它忽视了这样一个解释学问题：惟有对总体的具体化才赋予所谓的应当以其确定的内容。
杜 特：但您首先反对的是一个被工具意义所减缩了的理性概念，反对“实践衰退为技术” 的各种主客观形式。在此您的哲学就成了社会批判。
伽达默尔：您也可以在法兰福学派那儿发现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杜 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应合关系。
伽达默尔：我本人总是注意到这样一系列的应合关系。您知道，我曾想过与阿多诺展开一个对话。他的逝世中止了我的计划。
杜 特：但是在您那儿我们看不到主导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后期文本的悲观主义。您的文本看起来与他们的非常地不同。就是更有信心。
伽达默尔：不错，我对各种悲观主义实际上都是怀疑的。我发现，悲观主义总是真诚的一个阙失。
杜 特：为什么？
伽达默尔：因为没有谁能够无希望地活着。
杜 特：但是表达希望并不意味着加入快乐哲学的大合唱。
伽达默尔：肯定不是这样！对于消极的东西人们当然不能保持沉默。
杜 特：您很严厉地警告过那通过专家和官员系统之错误理念对社会理性的破坏。
伽达默尔：哦，是的，这里是有一个危险，我们真的必须提请人们注意这一危险，并积极地防范这一危险。不错，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一个高科技化的工业社会里，专家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人物。在各种极不相同的领域，为了保证对于复杂的理论和技术过程的必要控制，专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如果以为专家，经济专家或者环境专家，再或者军事专家，可以剥夺我们的社会实践，可以解除我们所有人作为政治公民相互之间行事和表意时所拥有的决定权，那就是一个错误。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现代社会里我们都是功能单位，即在我们社会的种种职业中，我们所行使的是高度专业化的职能。但是这种在一固定结构中的专业化和类别化并不是我们社会存在的全部。这不是我们生活形式的真实情况。其实我们的实践不在于我们对预先给定职能的适应，或者在于想出恰当的方法以达到预先给定的目标，——这是技术；相反，我们的实践乃在于在共同的深思熟虑的抉择中确定共同的目标，在实践性反思中将我们在当前情境中当做什么具体化。这就是社会理性！
杜 特：您对时代的诊断将对消极发展的批判与对社会理性之历史地形成的资源的观察结合了起来。关于这些资源，您列举的是沉淀在古代基督教传统社会中的人性和成熟的语义。您列举的还有意识形态批判和乌托邦的话语形式。新保守主义者宣布社会乌托邦思想的终结。据他们说，东方社会主义专制的垮台将使这种思想随之而一蹶不振。我们有必要听取这一断言吗？或者我们还是应该继续坚持您在70年代的指示，即对于我们的实践而言乌托邦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来自远方的暗示” ？
伽达默尔：我当然相信我提出的这个思想了，相信它将继续有效。顺便说吧，这些关于来自远方暗示的话，我并不是在自由时代才讲出来的，我是在第三帝国时期说的。或许您知道我对波普尔 的批判，知道我的论文《柏拉图的乌托邦思想》。 在那儿我试图证明，谁如果不懂得怎样恰当地谈论乌托邦，谁就根本不可能恰当地谈论柏拉图。《理想国》（Politeia）和《法律篇》（Nomoi）就是乌托邦，如我在该文所指出的，乌托邦曾经是古希腊文学的一种样式。而且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即是说，在不允许言论自由的地方，人们只能以此类隐曲的方式进行批判。乌托邦的首要功能恰在于：对当前进行批判，而不是设计出行动的方案。《理想国》是批判任人唯亲的一个经典范例。对于柏拉图主张让孩子与其双亲分离，人们尽可不必当真。他实际上意味的是对于权力的分派，亲缘关系及其程度不应当是决定性的！
杜 特：您讲到了对社会理性的“反思方法” 。
伽达默尔：是的！我指的是这样一些文本，它们能够真正地引起我们的反省，引起对于我们社会关系的反思，——布洛赫对此曾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令人特别难忘的论述。他所讲演的乌托邦属于一种想象力（Bildkraft），它能够给反思以有效的推动。当然就像我们所有的学者，他没有真正的政治智慧。
杜 特：他曾努力使政治不致沦为纯粹的管理。
伽达默尔：的确如此。我们当然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用教条主义扼杀乌托邦幻想和反思预备，而且即使这种教条主义由此而表现得理性和务实。这离我可太遥远了。我认为，我们只能在舆论文化的广大基础上保护和进一步发展一体性，这种舆论文化不接受我们——自然也不会接受哲学家们——有意的调控，它实际上是靠着自身力量而形成的。
在这方面我最喜欢的形象是托尔斯泰笔下的陆军元帅库图佐夫，——在莫斯科会战前夕与其他元帅一起参加的军事会议上，库图佐夫一直都在打瞌睡，末了他醒来，只是说：“好吧，这个就照你们说的去做吧。”而后跨上战马，穿过夜幕低垂的军营和它周围的一堆堆篝火，不时地向人群说说话。 问题自然就是：谁是这场战役的胜利者？在这一切的背后，那么就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接受它：我们只能是整合性的。我们没有谁知道，其行为的真正效果是什么，因为这行为属于在一个巨大关联域中的整合作用。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无所用心；这也决非说，在我们的思想中可以不进行与意识形态批判或者与乌托邦的论争。
（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