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尧

    新年伊始，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尧教授又将出版长篇散文新著《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个人经验出发，叙述了作者从农村到大学时代的生活、学习和精神历程，对“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和个人成长史作了独特的叙述，是思想史和个人精神史的另类写法。日前，记者采访了王尧教授。

    周报:您是怎么想起写作这本书的？

    王尧:2008年初大雪，堵住了我回老家过年的路，去大学校园、街市也都不方便，几乎是足不出户。除了“非典”爆发的那一年，我很难这样闲静，没有纷扰的感觉让我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内心。阅读和写作时，我常对屋檐和树枝上的冰凌发呆。有一天，突然想到一句话，后来写在这本书的“自序”之中:“我唯一能做的事，是在写作中想象故乡屋檐下冰凌的长短，抵抗城市与校园的冰冻。”这句话让我终止了手头的工作，开始写作《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当然，如果不是这个下雪的冬天，我也会写作这本书。因为我自己的思想历程、学术研究等都是在八十年代发育起来的，我们这一辈人和八十年代密不可分。

    周报:“一个人的××”这一说法，近年来似乎比较流行，如“一个人的阅读史”、、“一个人的文学史”等。在您看来，“以个人”的姿态回望历史，有何特别的意义？

    王尧:我曾经想用另外的书名，但怎么也想不出比“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更好的书名。“一个人”这种表达的流行，背后隐藏着解构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和质疑讲述历史话语权的精神。就我自己来说，我还想突出“个人经验”在历史叙述中的不可或缺。关于“八十年代”的叙述与记忆，现在渐趋一致。我们是在那个统一论述中的“八十年代”成长的，但仔细想想，我的环境、经历、感受等和别人有大的不同，也就是说，大背景是一样的，但小插曲和细节差异很大。在差异中重返“八十年代”，会发现一些可能被遮蔽了的东西。所以说，我是在历史的缝隙中填充。在别人看来，这些或许微不足道，但我弥足珍惜，虽然知道有局限。自然，我从“一个人”出发，心想的不只是这些，“人在边缘，心念天地。”周报:回眸“八十年代”，您的最大感触是什么？“八十年代”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王尧:我百感交集。当我用这种方式返回“八十年代”并和自己的“八十年代”相遇时，我很难平静。“八十年代”改变了当代中国，这个承上启下的年代，改变了历史。现在不敢设想，如果没有“八十年代”，我们和我会怎样。我的血管流淌着“八十年代”的血，我的清醒和困惑都与“八十年代”密切相关。“八十年代”仍然延续在当下和未来。我们今天的困境无疑也与“八十年代”有关，哪个年代都是“未完成”的。我想，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仍然需要从“八十年代”出发。

    周报:您曾在《南方周末》写过一年专栏，不久前您的散文集《脱去文化的外套》获得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散文奖。散文写作对您是否很重要？

    王尧:我一直对散文和学术随笔写作有浓厚的兴趣，我有一个观点，认为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散文和其他文体相比，更容易呈现写作者的信仰、情怀、操守、胸襟和文字的气息。现在的体制把学术论文和文章区分开来了，但我觉得做教授还是要把文章写好。我一直心仪中国的文章传统，也钦佩现代史上的那些文章大家。我自己感到非常惭愧。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