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梦霞
梦霞：央视的工作经历对你后来做节目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杨澜：央视给我的最大养料，就是让我能在事业的起点上站在一个国家的高度，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视野以及对社会和文化的一种自豪感。如果我一开始就在地方台，做一些娱乐新闻什么的，我不会有这样的视野和追求，这是中央台给我的。
但它同时也可能成为我的负担，就是我不会完全放下身段，我不会说只要这个东西收视率高，我就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做，我已经不可能那样了。
梦霞：这种责任感已经成了你血液里的东西了？
杨澜：不是责任感。我只是觉得要是过于庸俗的东西我是不愿意做了，这个跟责任感没有关系，我没有说想着要悬壶济世，我没有这种责任感。但是我有一种好恶感，就是说这么庸俗的东西我不屑于做，这就是一个负担。
其实你如果说按照纯商业的生存法则来说，你就应该做，有钱你为什么不做呀？但你不会做，你觉得你应该做那些让你觉得有满足感和价值实现感的东西，这就是中央电视台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培训，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现在你要在最脆弱的一个市场环境下学会生存，收视率就是你的保障，你要对广告商负责，要对投资人负责。但是你又要有一种文化的追求，这个中间肯定是有冲突的。
比如说有时候广告商会说，杨澜，我给你一集多少万，你采访我吧。我说对不起，我心里想你不够这个格啊，不够我选择人物的标准啊，如果我是一个完全商业化的人，我干吗不做啊？公司多赚点钱为什么不做啊？但是我又有这样一个恒定的标准。当有人跟你说，你可以给你的牛吃添加剂，吃激素，然后它就多产点奶，那你会不会照做呢？这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学术问题，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生存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做出选择，在不伤害原则的情况下你还是要有妥协。
梦霞：你说过主持人的四种困惑，是一个共同情况，大环境的问题。具体到做节目来说，具体到杨澜的访谈来说，你的困惑在哪里？
杨澜：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需要一个比较宽松和自由的环境，但是在目前媒体发展的阶段是不具备的，民营的媒体机构是不能够拥有主流平台的。于是，你即便有一些很高的理想和追求，也很难做到。作为一个民营公司，在中国现在媒体改革这么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下，你首先要生存，这个是我最大的压力和困惑。就是如何养活这头牛。
比如说我们开《天下女人》的研讨会，有一个大学传媒系的主任说，我期待杨澜做节目就应该做《对话》那样的大节目，国际级别的。我说是啊，可是谁给广告费呢？你的收视率是零点零几啊，对不对？我要这么做的话你先给我把广告找好。我当然希望做这种高端的，那可能更适合我，但那不现实。这就是你面临的一个落差。就是说你的文化追求是高的，而你的生存环境却是恶劣的，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危机的很脆弱的环境。那么，你首先要生存，你的团队要生存，你的公司要生存，然后你才能谈我个人的人文追求。而且如果当你个人的人文追求不是放在国家台的主流频道上去展现的话，你知道吗，就好像在一个茅草屋里宣讲该怎样治理国家。当然你也可以讲啊，但是你更应该在庙堂里讲，这个环境是不同的，平台是不同的，平台的观众也是不同的。
梦霞：具体到做节目的困惑呢？
杨澜：跟这个没法比。我觉得还有一种困惑在于过去做节目，你可以比较广谱着做，比如说刚开始做《杨澜访谈录》的时候，人物访谈节目寥寥无几，我就可以很广谱，对吧？我什么界的人都可以有，后来就变成了一项项的很专了，比如说《艺术人生》就全是艺术家了，《体育人间》就全是体育明星了，然后《高端访问》又是各国政要，他们细分市场了。
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也应该细分市场？还是坚持我的广谱？后来我发现我必须坚持，这才是我的特色。如果水均益去做一个娱乐圈的访谈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让朱军去采访联合国秘书长我也不知道效果如何，但是你可以看到我访问这些人。
[NextPage]梦霞：你说自己是东方教育模式之下一个绝对的好学生，但是自己的某些创造力、个性，已经在接受这种教育的过程中完全丧失掉了。这一点很让人惊讶，你重新找回自己的个性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杨澜：到美国之后。我觉得我的青春晚了十年，不是十六岁来的，是二十六岁来的。我觉得到美国后我整个变得比较叛逆。
梦霞：在生活和事业的选择上都可以看到杨澜的个性，但是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在杨澜的访谈中个性还没有太多的流露？
杨澜：我觉得恰恰不需要。你当然可以说王志作为一个质疑型的主持人很有个性，但是他是做新闻节目的，我不会说我跑到日本去找到小泽征尔是为了质疑他的一件什么事。因为一个节目的定位本身就规定了你的个性应该是发挥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比如说像台湾的陈文茜，她自己就是泼辣的，她那种可能就不是一个访谈节目，更像是一个辩论节目。王志他可以有自己的个性，他可以对谁都冷着脸，来质疑和逼问你，适合探讨新闻突发事件，但是不适合人物访谈。再比如说水均益做的《高端访问》，这个节目就有一个很高的政治和外交功能，他也不可能拿出特别多人性化的东西来谈。
目前从《杨澜访谈录》来说，我觉得我的访谈风格恰到好处。其实我有很多软中带硬的问题，但是我会知道对方也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所以你质疑他的方式一定和你质疑一个摆水果摊、卖给你烂苹果的商贩是不一样的口吻。比如说我采访李显龙的时候，我会这么问：你太太出任了新加坡最大投资公司的老总，你不认为在政治上这是一个欠考虑的决定吗？因为我了解他们的语言系统，我知道在这个语言系统里我这么问已经是一个很重的问法了，我用的是他们惯常的语言。就是说我跟他们是平等的。我跟一个卖水果的小摊贩也是平等的，这个没问题，但是语言系统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就直接问了，你怎么会缺斤短两呢？这不是说我对他们有贵贱之分，不是的，在不同的语言系统里，质疑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个性本身能够保证一种融洽的谈话过程，我能够基于我的知识背景和我思想的深度，让这个人兴奋起来，让他不会在时长只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过程中感到索然无味，能够对一个他从来不认识的人，谈出他思想的精华部分，我认为这就是我的个性。我觉得现在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主持人并不多。
梦霞：这可以说是杨澜给自己作为访问者的一个定位吗？
杨澜：我其实是定位为一个交谈者，但我也有提问的部分；我用提问的方式，但我还是一个交谈者。我问问题之前没有一个设定的主观，但是我对他所做的事情、他的背景会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