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俊，奇婷

    11 年前，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的布鲁诺·杜蒙（Bruno Dumont），凭借自己第一部影片《人之初》（The Life of Jesus），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金摄影机特别奖。如今，布鲁诺?杜蒙已经是当今法国备受推崇又最具争议的另类导演，他担任了本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的评审团主席。

    布鲁诺·杜蒙是今年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项的评审团主席。在戛纳电影宫内，身材修长、长相英俊的杜蒙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他好奇地追问来自中国的记者，能否在中国的电影院内看到自己的电影，“你们难道没有电检制度吗”？得知盗版DVD和网络下载培养了一批自己的影迷时，他还是非常开心地笑了。他的助理告诉记者，当天他正在倒时差，整个人本来很累，状态极差。

    杜蒙不用英文回答问题，坚持说法语。他有着淡蓝色的眼睛和优雅的外表，骨子里还固执地保持着法国人特有的矜持和高傲。这位向来低产、低调的法国导演，非常专注地回答每一个问题，眼神锐利。但站在颁奖礼的舞台上时，他却把双手插在裤袋里，一副游离在外的样子，显得和舞台上大多数人格格不入。

    在影评人眼里，杜蒙“无理、自负，大胆坚持使用非职业演员，又与众不同”。哲学硕士出身的杜蒙，在80 年代做过广告片导演、电视编导，但他一直希望能拍摄电影，不断地把自己创作的剧本四处递送，1994 年终于得到回音，拍了一些纪录片和剧情短片。处女作《人之初》在戛纳一鸣惊人之后，1999 年的《人性》（Humanity）一片显示这位导演在迅速成熟，形成了一种冰冷疏离、极度内敛的禁欲主义风格，最终以黑马之姿抱走戛纳评审团大奖、最佳女演员及最佳男演员3 项大奖。2003 年，他的《29 片棕榈叶》（Twentynine Palms）又入围了威尼斯竞赛单元。这3 部作品，因为题材大胆而备受争议，也被称为“情色三部曲”。三部曲拍完，杜蒙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熟练地运用性和暴力，冷静甚至残忍地进行对道德信仰的审视。

    杜蒙是戛纳电影节的宠儿。2006 年，他凭借与“情色三部曲”截然不同风格的影片《情战弗兰德》（Flanders）再度拿下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影片描述的是一场虚构的战争，这个略有末世色彩的故事似乎与他以往的创作大相径庭，以朴实的乡村生活对应了无处不在的暴力，在没有配乐的平静中，战争的残酷更令人震撼。获奖之后，杜蒙成了法国艺术电影院线的“救命稻草”，被誉为“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接班人”。

    “我的电影是彻底哲学的，都是形而上的电影，关于善、恶、爱、恨。”布鲁诺告诉记者。他的电影经常触碰到法国当代社会问题的要害，又不断地探究自我内在的世界，并用自己学院派的哲学背景加以深化。他喜欢在法国北部的家乡Bailleul 拍片，电影里的非专业演员，经常要面对年轻时代的苦闷、种族主义的攻击和尖锐的性别政治。

    杜蒙告诉记者，他第一次去农村，是有一次陪当医生的父亲去乡下做医疗拜访：“当时我坐在汽车里，看到农田、农舍，就能看到他们的生活、苦难、困境。”英国媒体评论说：“他的影片就如同从汽车的车窗里观察法国当今社会，试图去理解他们的痛苦、人性。”

    杜蒙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为“法国人民”拍电影，但是在市场方面，他始终都没有和本国观众变得亲近。《情战弗兰德》在戛纳获得了成功，但是在法国公映时，仅售出8 万张电影票。“现在的大众并不想要看太有智商的电影，因为他们备受法国那些衰落的概念折磨。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只是想要找乐子。法国现在正在遭遇危机，我拍《情战弗兰德》的时候，是在为法国人民拍电影，但是他们都不想要看。”他对此充满遗憾，在他看来，“法国已经被全球化覆盖了，真正爱电影的人群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是大众消费时代，他们只是偶尔怀念那种已经消失了的旧的电影模式。”

    对于各种批评的声音和争议，杜蒙从不理会。在法国，他的电影被批评有过多的宗教色彩，尤其是在描写战争时。布鲁诺告诉记者，今年下半年，他的新片《Hadewisch》即将开机，故事依旧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讲述一个女人对上帝的爱。

    记者：11年前，你拿着自己的处女作《人与子》来到戛纳，拿下了金摄影机大奖。今年，你已经是这个鼓励新人的竞赛单元的评审团主席。这11年里，你和戛纳电影节都有了什么变化？

    布鲁诺·杜蒙：其实是那些看电影的人在变化。现在，越来越少的人会喜欢敞开胸怀去接受一些开放、前卫的影片。在我看来，这11 年里，电影环境的变化远远比我个人内心的变化要大。

    记者：你自身有什么变化呢？

    布鲁诺·杜蒙：我不想成为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我只想做自己。我仍然相信着别人也同样坚信的东西，而且，导演就应该按照自己相信的东西去拍电影，而不是为了观众去拍。这些年，我拍电影的理念从来没有变过，我不是为了观众而拍电影，不是为了卖弄性感，而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记者：作为评审团主席，什么样的作品才能打动你的内心？

    布鲁诺·杜蒙：导演是通过作品和别人沟通的，也只有通过电影才能释放自己的心灵。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现在这个竞赛单元有20 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电影，有的人是在讲述自己周围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这样，有的作品则是在用文学的语言抒情??不管是用哪一种方式，他们都在表达自我。

    能够真正让人感动的电影，一定会有强烈的冲击力，而且是关于人性本身的。大多数时候，评委看一个导演拍的片子时，真正被触动到的只有短短几秒钟时间，真的很短。我说不清为什么被那些精彩的瞬间触动，只知道这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瞬间。

    记者：你一直是个低调的导演，而且非常低产。你喜欢这样的节奏吗？

    布鲁诺·杜蒙：拍电影是份很困难和痛苦的工作，对于我来说，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首先，你必须要确立正确的拍摄题材，如果这个问题把握不好的话，那就非常危险。然后，要花很长时间来写一个剧本，来思考如何把这个剧本完善，所有的场景都应该在你的脑海里演练多次。准备开机前，还要涉及看景、服装、道具、找演员、建立剧组?这又是个浩瀚、复杂的工程。所以，我要制定一个计划就要花上很长时间，有时候今天想一个计划，几天后才有答案。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做起来都会轻松，对于我来说，这些都很不容易。

    记者：你电影中的色情、暴力成分，一直都存在很多争议。你怎么看待这些不同的声音？

    布鲁诺·杜蒙：我的电影关注人的精神、本能以及与人性相关的一切。当然，性和暴力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但除此之外，我的影片还涉及爱和诱惑。我的影片的确饱受争议，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的确是一个考验。其实在拍摄的时候，我尝试着去留意别人的反响，这能帮我把握这个“度”。事实上，我很想通过性与暴力来阐述我的思想。

    记者：你对中国电影了解多少？

    布鲁诺·杜蒙：这些年的亚洲电影发展非常快。2006 年，我曾去釜山电影节担任过新浪潮竞赛单元的评委。我还记得那一年我们把奖颁给了一位中国导演，他叫杨恒，执导了《槟榔》，我觉得那部电影就非常不错。我记得，他曾经和我一起探讨作为导演的职业道德问题，这个年轻的导演身上有一种可贵的品质，我被他的电影打动了。其实中国还有很多很多好电影，给我的触动很深。

    记者：为什么你一直都坚持选用非职业演员来演自己的影片？

    布鲁诺·杜蒙：我挑选他们，是因为他们和角色中的人物生活个性非常靠近。我没有让他们去看电影剧本，我只需要他们的内心生活世界。只有这样，他们在演戏的时候，才能够真正表达他们自己。他们是这部电影的中心，电影完全依靠他们的给予。我写完剧本，经常还会在演员人选确定后再做些调整。

    记者：这样是不是也比较有利于你拍摄小成本的电影？

    布鲁诺·杜蒙：小制作的电影对于我来说非常好。如果真的有更多钱，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拍电影了。

    我拍的电影就像哲学

    记者：你的教育背景，会让你的电影拍得非常“哲学”，对你来说，电影真的可以用来思考哲学问题吗？

    布鲁诺·杜蒙：观众看影片的１个半小时，很可能不知道影片到底在谈论什么，我没有一个东西要说。观众是被电影催赶的，影片会让他们的思路开始奔跑，而不是一直处于麻痹的状态。我不想控制观众，但我想给观众提供一种东西，一种他们很熟悉的人类本性，比如战斗、性爱，这就像哲学。

    我拍的电影就像哲学，它们都是关于人类本性的，观众完全能理解这些本性。当然我不能保证自己能把所有观众都聚集到电影院里去看、去喜欢我的电影，我不愿意去说教。观众坐在那儿，这才是我的兴趣。电影中有性爱，有各种情绪，我在等待观众做总结，等待他们通过电影来质问人们建构的文化。在内心深处，我对这种文化是怀疑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对于我，电影可以用来提一些问题，比如“我们是什么？我们来自哪里？要做什么”。

    记者：很多人认为，你影片中的女性形象非常模糊，甚至呆板，为什么会这样？

    布鲁诺·杜蒙：女性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她们只是一种必要的提炼。很多女性观众都批评我这个观点，但是我只能对她们解释说，这是你们的期待，毕竟我是个男人，我只能做到这些。

    记者：你一直在欧洲拍电影，曾经想过离开这里，去美国或者其他地方拍电影吗？

    布鲁诺·杜蒙：在欧洲拍电影费用比较低。2000年，我的制作人第一次带我到美国西海岸的时候，我特别想拍一部叫《The End》的电影。这是对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反思，它具有好莱坞电影的特征，同时内在又是自我破坏性质的。作为一个电影项目，它看上去有点天真，但我很喜欢这个想法，用好莱坞的方式来挑战它自己。不过，我很快意识到，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能拍得出《TheEnd 》这样的电影，但是我很想立即就能拍。

    记者：你觉得要过多少年，你才会拍这部《The End》？会选择去好莱坞拍摄吗？

    布鲁诺·杜蒙：我曾经有一个电影项目会和美国的影星合作，并在美国拍摄。但问题是，我并不能接受他们的工作模式。照搬美国电影的所有元素：明星、制景、剧本??在不断的修改、返工的过程中，我起初的想法只能存在于精神维度中。美国电影不是要讲述简单的情感、善恶，而是要创造一个神奇的神话，这个神话就是观众自己。现在美国电影已经很成熟，他们有固定的道德模式，已经被定型了，但是我的《The End》并没有定型。汤姆·克鲁斯、布拉德·皮特并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演员，但是他们和大众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为了取得大众对影片的强烈兴趣，我就要争取和布拉德·皮特、汤姆·克鲁斯这样的大明星合作。事实上，这就是美国电影的氛围。

    记者：你个人下一部要拍摄的新片进展如何？

    布鲁诺·杜蒙：我现在正在筹备一部关于上帝之爱的新片，探讨一个人怎样去爱上帝，叫《Hadewisch》，主角是一个中年墨西哥人，今年下半年就会开机。

    （实习编辑：庞云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