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蒯乐昊
赖声川先生
访问人：蒯乐昊
被访人：赖声川
社会情景喜剧治好了中年危机
蒯乐昊：你曾经说过，《women说相声》是你最后一个相声剧，以后不做了，为什么这么说？
赖声川：因为太累了。相声剧最难编，非常吃力。像《台湾怪谭》，直到上台了我们都不满意，后悔。每天演完还继续排戏，每日一修改。我跟李立群每天演完还排戏排到半夜两点，终于改到满意了，我才让录音录影。
每次做一个新的相声剧，我都特别痛苦，因为要找一个够大的题目，说两个小时，对我来讲不容易。我很重视戏剧的结构，不能满足于谈谈北京这一年的琐碎事情，一定要有一个主线：《那一夜》，说传统的失去；《这一夜》，说两岸关系；《又一夜》，讲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生活中的适用性；《千禧夜》讲世纪交替，前后比较……
蒯乐昊：为什么想到让女人来说相声？
赖声川：因为没有女人说相声。女人讲相声一定要讲女人的话题，不能让女人来讲一段“黄鹤楼”、“报菜名”啊，那就又掉到男性的圈套里去了。
找到方姐出山，就觉得这事可以做，百分之分要做！我们都是她的粉丝，我可以预言，这个戏演到若干场以后，观众就是来看她的，就是冲她一个人来看戏的！
蒯乐昊：玩过音乐，做过剧场，导过电视，拍过电影，你觉得所有这些艺术形式中，你驾驭得最好，最得心应手的是哪一种？
赖声川：我们做电视的方式在当时是非常特别的，早上进摄影棚，是没有剧本的，到晚上8点要完成一个可以播出1小时的喜剧，有剧情、有剧本，而且还是天天连续播出，这个方式也是从剧场里发展出来的。所以我还是对剧场最得心应手，到了剧场，我最清楚一切东西的位置在哪里，在剧场里面它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蒯乐昊：“每日社会情景喜剧”《我们一家都是人》，常常是根据当天的新闻即兴创作，拿政治新闻开涮，这种现编现演现播的制作方式是不是压力很大？
赖声川：压力极大。今天一集做完了，还没喘一口气，明天早上7点又来了。接受这个挑战之前，我们花了两个月做沙盘推演。我当时跟电视台提的要求很苛刻：给我两个月，给我所有我要的人，所有的人你发薪水，我先实验两个月。最大的危险是，两个月以后这事可能做不了。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可以做。前面两个月的模拟很重要，因为一上档你就没时间做计划了。100多个情节线索，也都是在一开始的两个月里储备下的。
每日社会情景剧对台湾是最适合的，台湾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就拿吴淑珍在法院昏倒这件事来说吧，你可以想象我们的这个节目有多好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可能到10点钟我的大纲已经写好了，我可能写其中一个角色到法院去旁听，节目组打电话给他，他说我这里不能接电话，我是在法院里面，有人昏倒了。观众就笑死了。
蒯乐昊：转行做电视之前，你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瓶颈期，处在抑郁症的边缘。
[NextPage] 赖声川：是，正好是我40、41岁的两年，标准的中年危机，很严重，严重到不想做剧场，也不想拍电影。我的一个心理学专家朋友告诉我：中年危机最大的特征就是，一个人不管过去有多成功，他都觉得完全没有意义。我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蒯乐昊：接手拍电视，那么高的工作强度，那么大的压力，反而治好了你的中年危机？
赖声川：当时正好是乃竺在一家电视台做副总裁，那里的总裁希望我去拍电视剧，给了特别好的时段。如果当时没去拍电视的话，可能我就退休了吧，结果我是特别奇怪地就过了这一关。其实我看到这个逻辑：除了压力，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换档，换了一个跑道。很多人遇到中年危机的时候都是这样，比如一个公司总裁突然去学飞行；或者一个资深的律师突然去教瑜珈。我是突然去做电视了，哈哈。
父亲问我，你要做中国人还是做美国人？
蒯乐昊：说说你学佛的经历吧。
赖声川：我学佛30多年了，很自然就走进去了。很多人对佛教有种误会，因为“教”字很可怕，很多人觉得“教”就是宗教，就必须跟信仰，甚至跟迷信，跟偶像有关。其实我认识的佛教，在某一方面来讲就是4个字：追求真理。
佛教不是你要信仰的东西，它是一条道路。释迦牟尼也一直强调：你不要迷信我，我的话一句一句你都去检视，你觉得OK你就做。
你看我也算念到最高学位了吧，但是我看知识分子、看学术界，其实也是流行潮流一个接着一个来：什么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时代……一大堆新名词新概念来来去去，简直跟米兰秋季最新时装发布没什么区别。可是我看佛法，它始终不动，它就这样存在那里，我怎么检视它，它都是通的，所以我对它越来越尊敬。
蒯乐昊：由于特殊的经历，在青少年时代，你曾经产生过疑惑：“我是美国人吗？我是中国人吗？”你的文化身份的确立是在什么时候？
赖声川：年轻的时候有摇摆，但我是完全认同中国人这个身份的，不然我不会从美国回到亚洲工作。我出生在美国华盛顿，父亲是外交官，12岁时因父亲工作变动回到台湾，结果我从一个在美国总是得A的跳级生，变成除了英文一无是处的留级生。当时压力很大，头也剃光了，常常天没亮就挤公车去上学，天黑了回家，累得半死。突然从一个很自由的状态进入被压抑的状态，于是我跟父亲说，我要转美国学校，我实在受不了了，在美国学校我一定是第一名。我父亲话不多，只问我，你要做中国人还是做美国人？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我只能吞下去。多年之后再回头看，我觉得那句话真是太重要了。
蒯乐昊：你回到台湾，正值80年代，你在排《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的时候，侯孝贤在拍《童年往事》，杨德昌在做《恐怖分子》，男主角就是直接从《暗恋桃花源》里抓去的3个。你记忆中台湾的80年代文化是怎样的？[NextPage]
赖声川：主要是经济起飞，经济起飞的同时，许多关心文化的人就看到多少东西同时在毁灭。这么大的变化，不可能所有人都赢，一定有人会输。所谓的时代进步，所谓的建设，同时一定有破坏，一定有东西被摧毁掉：房子就不谈了，台北面貌的变化也不谈了，更深层次的是，一种经纬在腐化——一种思想、文化、社会的经纬在消失。我们看着这个消失的过程，感到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台湾很特别，它不像大陆，50年代60年代大陆还有剧场，可是台湾没有哎，台湾什么都是重新做的。
80年代，侯孝贤、杨德昌，他们要革命了，但他们那不叫革命！我叫革命吗，我革谁的命？我们没有前人可以革，我们就是新的形式直接蹦出来，我们就是从真空中平地而起。
（编辑：李金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