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是有生命力的
李默然(中国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
梅花奖艺术团下基层，无论是江苏行、西北行，都能看到梅花奖获奖演员与当地观众互动，主席团的尚长荣、刘长瑜同志参加了这一活动。梅花奖艺术团下基层回答了三个问题：一、戏剧是有生命力的，观众对艺术团的欢迎程度就可以说明。二、观众究竟在哪里？现在老是叫嚷观众稀少，事实上需要看戏的观众大有人在。没有好戏，没有把戏送到他们面前才是问题。三、戏剧艺术的魅力究竟靠什么？我坚决反对声光电占领全部舞台空间，外国专家也承认中国戏剧的最大特点是用大写意技巧创造人物形象。观众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来认识戏剧的，对得奖演员来说，这个奖是一束鲜花，更是很重的压力。梅花奖演员下基层，充分说明中央提出的“三贴近”原则的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梅花奖演员比起影视演员被观众认识得慢、迟，甚至不认识，我个人的意见是，搞舞台表演艺术一要耐得住清贫，二要耐得住寂寞，最终会有成果。让观众记住你创造的艺术形象，比他们念叨你的名字要珍贵得多。
要鼓励创新，剧目生产要分级
姜志涛（《中国戏剧》杂志副主编）：
这次戏剧节有两台越剧参演，都是宁波的。看了《阿育王》让人很振奋，虽然音乐方面有点争议，步子大了些，但创新精神应该鼓励。宁波近几年文化设施建设搞得很好，有堪称国内一流的宁波大剧院，鄞州新城区有鄞州文化中心，还有逸夫剧院等。现代的演出场馆，更需要气势恢弘的剧目。《阿育王》的舞台呈现很大气，不是堆砌和卖弄，是为了剧情发展、人物塑造的需要，适合史诗性的宗教题材的意境和氛围。越剧无论尹派、徐派小生，只要是女演员的表演总是摆脱不了女演男的感觉，但是在《阿育王》中，张小君演到后来让人忘了她是女性，我认为这是女子越剧表演的拓展。明年是越剧百年，如果《阿育王》在音乐上能进行调整，再加入传统风格和韵味，会更有意义。
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从音乐到舞台呈现有很多新东西，多媒体和舞台升降的运用，拓展了演员的表演空间。歌剧本是舶来品，前些年有些新创作的歌剧纯粹是洋歌剧的形式，一唱到底，它的音乐手法外国人喜欢，一般中国观众不易接受。《野火春风斗古城》定位于民族歌剧，融入河北民歌、西河大鼓，扎根中国的民歌和曲艺，所以演出普遍受到欢迎。
中国戏剧的剧目生产应该分级分档。雅俗共赏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太难了。有些剧目大学生迷得不得了，但是不一定受农民欢迎。文化部买断版权的淮海戏《豆腐宴》演了300多场，戏很简单，就是用误会法推进戏剧矛盾，用当地的语言、旋律表达家长里短，淮北农民就特别喜欢。所以应该站在那个戏的观众群的角度去审视，不能所有的戏剧用一个尺度衡量，评奖也要有不同的尺度。在坚持主旋律的同时，也要提倡多样化。
民间职业剧团是生力军
何孝充(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
戏剧是舞台艺术，最终是靠演员在剧场与观众直接见面而完成创作任务的，戏剧的市场就在剧场和其他一切演出场所。观众买票来看戏才叫有市场，没有观众就没有市场，也就没有戏剧。戏剧界有两支大军，国办剧团是主力军，民间职业剧团是生力军。民间职业剧团靠自己养活自己，逼着它考虑市场问题、观众问题。所以，它们对戏剧创作与市场运作的关系问题解决得最好。它们是依靠两个“对路”来解决市场问题的：一是剧目对路，内容上表现农村观众关心的人和事，形式上也是农村观众喜闻乐见的。二是演出方式对路，千方百计方便农村观众看戏。正是如此，每个民间职业剧团一年才能演出300多场戏，才能做到自己养活自己。经济收入好的民间职业剧团有了积累，还能在艺术上做点投资。我认为，民间职业剧团解决市场问题能够多演出，也是在农村向农民观众普及戏剧艺术，巩固和发展戏剧艺术的阵地。
我们要“还戏于民”
李春喜（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曹禺先生在首届中国戏剧节中提出要“还戏于民”，这个戏剧理念的出现已经快20年了，但其中所蕴含的问题还在延续，还在解决当中。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老百姓的文化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显重要。市场是什么？有观众掏钱买票看戏，就是市场。我们的戏剧作品在创作时，难免会想到要参加什么节，要得什么奖，但不能忘记我们的戏剧首先是给老百姓看的。
中国戏剧发展到今天，戏剧之外的丰富多彩的艺术样式又给观众的审美情趣以许多新的影响，因此，戏剧也必须创新。戏剧要贴近时代，走近观众，既要继承优秀传统，也要用创新精神推动艺术发展。本届戏剧节的剧目就较好地体现了这种精神，从宁波的4部参赛戏《母亲》、《美丽老师》、《阿育王》、《藜斋残梦》可以看出，宁波的戏剧工作者对当代题材的热情、对民族戏剧传统的继承和艺术创新的精神。
戏剧肯定要变，但这个变化是有规律的，是循序渐进的。目前戏剧所发生的变化也是由观众审美需求的改变而推动的，是今天的戏剧观众需要的。
要关注现代人在想什么
薛若琳（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第九届中国戏剧节参演剧目的遴选的标准，体现了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并举的原则。如果说古代题材的剧目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那么现代戏创作确实存在更大的难度。但现代人在现代社会究竟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毕竟要靠现代戏来反映，同时这也是时代的需要，用优秀的文艺作品讴歌改革开放中的英雄模范和创业人物。
本届戏剧节参演剧目在提炼主题上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话剧《黄土谣》讲的是一个父债子还的故事，但它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原野》讲的也是父债子还，但那是当时农民的狭隘的复仇主义。同样是“父债子还”，《黄土谣》则体现了今天的时代高度，即一个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和高尚情操。《立秋》中，无论是票号派，还是银行派，都逃脱不了时局动荡、社会不安带来的影响。作为晋商代表的马洪翰，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其经营的丰德票号受到冲击，尽管恪守祖训、诚信为本，想尽种种挽救的办法，仍不能超脱历史、超脱时代沉重打击，表现非常深刻。《梦断婺江》中，太平天国代表的是农民阶级的利益，后来渐渐走向了反面，于是“太平军造反为百姓，百姓又反太平军”，这个戏的主题提炼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是很有创意的。《童心劫》中的李贽是晚明思想界的一个怪人、异人，是封建思想的反叛者，他那时的思想是超前的，而封建社会是落伍的、没落的，该剧的主题提炼得非常好，即一个有价值的思想并不一定是行得通的思想。
同时，这些优秀剧目也塑造了一批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如：《黄土谣》中的宋建军，《立秋》中的马洪翰，《梦断婺江》中的李世贤、柳彦卿，《三嫂》中的三嫂，《美丽老师》的张美丽，《母亲》中的母亲等。
别让观众耳朵“麻木”了
王晓鹰(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我要针对一个普遍性现象，提一个批评意见。戏剧艺术是视听艺术的综合体，但今天我们的很多戏剧在听觉上不够讲究。听觉上的不讲究，指的不是唱腔、音乐上的不讲究，而是在使用扩音设备上。我们的演员表演时一般使用微麦，似乎习惯了用巨大的音响去冲击观众席，尤其是到戏的高潮部分时，往往是呼喊声、锣鼓声、音乐声齐作，此时已不再是一种艺术享受了，而是噪声式的冲击，已经影响到中国戏剧的美感。大音量应该是权宜之计，当戏剧在城市剧场里演出时，一定要把音量放轻。否则时间长了，观众的耳朵就会被磨得“麻木”了。
戏剧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剧团已非常重视戏剧的舞美、灯光等视觉艺术效果。而听觉上的这种不讲究会让中国戏剧变粗，不精致，尤其是对都市化戏剧而言。当面对国外观众时，中国戏剧的这一通病会变得更明显，会大大阻碍戏剧的进一步发展。
现实题材作品不是简单的表现现实生活即可，不要将现实简单理解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立秋》中，“要不要将传统票号改为商业银行”的命题，不仅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很典型，在今天同样具有现实意义。《立秋》在深入开掘人物的基础上，还展现了晋商文化、晋地的大院文化等等，因而它是非常立体的。
李默然(中国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
梅花奖艺术团下基层，无论是江苏行、西北行，都能看到梅花奖获奖演员与当地观众互动，主席团的尚长荣、刘长瑜同志参加了这一活动。梅花奖艺术团下基层回答了三个问题：一、戏剧是有生命力的，观众对艺术团的欢迎程度就可以说明。二、观众究竟在哪里？现在老是叫嚷观众稀少，事实上需要看戏的观众大有人在。没有好戏，没有把戏送到他们面前才是问题。三、戏剧艺术的魅力究竟靠什么？我坚决反对声光电占领全部舞台空间，外国专家也承认中国戏剧的最大特点是用大写意技巧创造人物形象。观众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来认识戏剧的，对得奖演员来说，这个奖是一束鲜花，更是很重的压力。梅花奖演员下基层，充分说明中央提出的“三贴近”原则的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梅花奖演员比起影视演员被观众认识得慢、迟，甚至不认识，我个人的意见是，搞舞台表演艺术一要耐得住清贫，二要耐得住寂寞，最终会有成果。让观众记住你创造的艺术形象，比他们念叨你的名字要珍贵得多。
要鼓励创新，剧目生产要分级
姜志涛（《中国戏剧》杂志副主编）：
这次戏剧节有两台越剧参演，都是宁波的。看了《阿育王》让人很振奋，虽然音乐方面有点争议，步子大了些，但创新精神应该鼓励。宁波近几年文化设施建设搞得很好，有堪称国内一流的宁波大剧院，鄞州新城区有鄞州文化中心，还有逸夫剧院等。现代的演出场馆，更需要气势恢弘的剧目。《阿育王》的舞台呈现很大气，不是堆砌和卖弄，是为了剧情发展、人物塑造的需要，适合史诗性的宗教题材的意境和氛围。越剧无论尹派、徐派小生，只要是女演员的表演总是摆脱不了女演男的感觉，但是在《阿育王》中，张小君演到后来让人忘了她是女性，我认为这是女子越剧表演的拓展。明年是越剧百年，如果《阿育王》在音乐上能进行调整，再加入传统风格和韵味，会更有意义。
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从音乐到舞台呈现有很多新东西，多媒体和舞台升降的运用，拓展了演员的表演空间。歌剧本是舶来品，前些年有些新创作的歌剧纯粹是洋歌剧的形式，一唱到底，它的音乐手法外国人喜欢，一般中国观众不易接受。《野火春风斗古城》定位于民族歌剧，融入河北民歌、西河大鼓，扎根中国的民歌和曲艺，所以演出普遍受到欢迎。
中国戏剧的剧目生产应该分级分档。雅俗共赏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太难了。有些剧目大学生迷得不得了，但是不一定受农民欢迎。文化部买断版权的淮海戏《豆腐宴》演了300多场，戏很简单，就是用误会法推进戏剧矛盾，用当地的语言、旋律表达家长里短，淮北农民就特别喜欢。所以应该站在那个戏的观众群的角度去审视，不能所有的戏剧用一个尺度衡量，评奖也要有不同的尺度。在坚持主旋律的同时，也要提倡多样化。
民间职业剧团是生力军
何孝充(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
戏剧是舞台艺术，最终是靠演员在剧场与观众直接见面而完成创作任务的，戏剧的市场就在剧场和其他一切演出场所。观众买票来看戏才叫有市场，没有观众就没有市场，也就没有戏剧。戏剧界有两支大军，国办剧团是主力军，民间职业剧团是生力军。民间职业剧团靠自己养活自己，逼着它考虑市场问题、观众问题。所以，它们对戏剧创作与市场运作的关系问题解决得最好。它们是依靠两个“对路”来解决市场问题的：一是剧目对路，内容上表现农村观众关心的人和事，形式上也是农村观众喜闻乐见的。二是演出方式对路，千方百计方便农村观众看戏。正是如此，每个民间职业剧团一年才能演出300多场戏，才能做到自己养活自己。经济收入好的民间职业剧团有了积累，还能在艺术上做点投资。我认为，民间职业剧团解决市场问题能够多演出，也是在农村向农民观众普及戏剧艺术，巩固和发展戏剧艺术的阵地。
我们要“还戏于民”
李春喜（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曹禺先生在首届中国戏剧节中提出要“还戏于民”，这个戏剧理念的出现已经快20年了，但其中所蕴含的问题还在延续，还在解决当中。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老百姓的文化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显重要。市场是什么？有观众掏钱买票看戏，就是市场。我们的戏剧作品在创作时，难免会想到要参加什么节，要得什么奖，但不能忘记我们的戏剧首先是给老百姓看的。
中国戏剧发展到今天，戏剧之外的丰富多彩的艺术样式又给观众的审美情趣以许多新的影响，因此，戏剧也必须创新。戏剧要贴近时代，走近观众，既要继承优秀传统，也要用创新精神推动艺术发展。本届戏剧节的剧目就较好地体现了这种精神，从宁波的4部参赛戏《母亲》、《美丽老师》、《阿育王》、《藜斋残梦》可以看出，宁波的戏剧工作者对当代题材的热情、对民族戏剧传统的继承和艺术创新的精神。
戏剧肯定要变，但这个变化是有规律的，是循序渐进的。目前戏剧所发生的变化也是由观众审美需求的改变而推动的，是今天的戏剧观众需要的。
要关注现代人在想什么
薛若琳（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第九届中国戏剧节参演剧目的遴选的标准，体现了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并举的原则。如果说古代题材的剧目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那么现代戏创作确实存在更大的难度。但现代人在现代社会究竟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毕竟要靠现代戏来反映，同时这也是时代的需要，用优秀的文艺作品讴歌改革开放中的英雄模范和创业人物。
本届戏剧节参演剧目在提炼主题上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话剧《黄土谣》讲的是一个父债子还的故事，但它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原野》讲的也是父债子还，但那是当时农民的狭隘的复仇主义。同样是“父债子还”，《黄土谣》则体现了今天的时代高度，即一个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和高尚情操。《立秋》中，无论是票号派，还是银行派，都逃脱不了时局动荡、社会不安带来的影响。作为晋商代表的马洪翰，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其经营的丰德票号受到冲击，尽管恪守祖训、诚信为本，想尽种种挽救的办法，仍不能超脱历史、超脱时代沉重打击，表现非常深刻。《梦断婺江》中，太平天国代表的是农民阶级的利益，后来渐渐走向了反面，于是“太平军造反为百姓，百姓又反太平军”，这个戏的主题提炼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是很有创意的。《童心劫》中的李贽是晚明思想界的一个怪人、异人，是封建思想的反叛者，他那时的思想是超前的，而封建社会是落伍的、没落的，该剧的主题提炼得非常好，即一个有价值的思想并不一定是行得通的思想。
同时，这些优秀剧目也塑造了一批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如：《黄土谣》中的宋建军，《立秋》中的马洪翰，《梦断婺江》中的李世贤、柳彦卿，《三嫂》中的三嫂，《美丽老师》的张美丽，《母亲》中的母亲等。
别让观众耳朵“麻木”了
王晓鹰(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我要针对一个普遍性现象，提一个批评意见。戏剧艺术是视听艺术的综合体，但今天我们的很多戏剧在听觉上不够讲究。听觉上的不讲究，指的不是唱腔、音乐上的不讲究，而是在使用扩音设备上。我们的演员表演时一般使用微麦，似乎习惯了用巨大的音响去冲击观众席，尤其是到戏的高潮部分时，往往是呼喊声、锣鼓声、音乐声齐作，此时已不再是一种艺术享受了，而是噪声式的冲击，已经影响到中国戏剧的美感。大音量应该是权宜之计，当戏剧在城市剧场里演出时，一定要把音量放轻。否则时间长了，观众的耳朵就会被磨得“麻木”了。
戏剧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剧团已非常重视戏剧的舞美、灯光等视觉艺术效果。而听觉上的这种不讲究会让中国戏剧变粗，不精致，尤其是对都市化戏剧而言。当面对国外观众时，中国戏剧的这一通病会变得更明显，会大大阻碍戏剧的进一步发展。
现实题材作品不是简单的表现现实生活即可，不要将现实简单理解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立秋》中，“要不要将传统票号改为商业银行”的命题，不仅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很典型，在今天同样具有现实意义。《立秋》在深入开掘人物的基础上，还展现了晋商文化、晋地的大院文化等等，因而它是非常立体的。
（编辑∶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