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一直以来，作家被赋予的使命，是讲述故事，好的作家讲述好的故事，但一定会在故事与现实之间划分出一条分明的界限。作家通过写作来表现生活，人们通过阅读作品来理解生活，这是一种千百年来无言的契约。但安妮·埃尔诺的写作，是一种进行时，是一种“抵达现在的过去”。她的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她的文字，从构想，到写作，到封存，到公布，到被阅读，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她的写作是开放的，是与当下同在的。
埃尔诺有一本访谈录，书名为《写作是一把刀》。更准确地说，埃尔诺的写作是一把朝向自己的刀，是一系列有力的动作，一种持续终生的自我解剖。她通过不断解剖自己，解剖自己所存在的场域，来重构自己的生活。
所以，阅读埃尔诺，是在经历她人生中的一部分。她选择了人生中关键的一些片段，形成了类似于个人病历的文字，并将这种样本公之于众。这里的“病历”，并非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自我疾病叙事，而是搜集所有可能的表征，由此找到问题的根源，容不得一丝虚假。埃尔诺用自己一生来完成了一份份报告。她不仅是病人，更是医生。她已将自己的生活提纯成了某一类人的样本。也就是说，只要是和她有同样“症候”的人，都可以在这些报告里找到自己生活的真实部分。
从自我叙事到自我分析
哪怕是在法国本土，关于安妮·埃尔诺的争议也持续不断，其中最关键的一条“罪状”，就是她过于关注“自己”。作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比之其他动辄讨论世界走向、人类心灵，又或者聚焦本国历史、民族特性的作家，她的写作范围似乎显得有点“小”。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年月》（也译作《悠悠岁月》）这本采用了“无人称自传”、关注法国历史进程与集体生活的作品，埃尔诺的写作就缺乏了文学意义上的“厚度”。
但事实上，埃尔诺的写作范围并不小。她持续书写自我，是因为她能确信的真实，只有自己的生活。只有她经历过的事件，她才敢书写，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确保这个事件的绝对真实。这种真实包含了亲历者在事件发生之前、之中、之后的种种感受的真实。过去种种如果没有及时记录，以及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严苛反思，就会在不知不觉间被思维和感情加工美化，以至于亲历者本人都无法再找回真实的细节。
在自传写作序列中，埃尔诺的意义，或许并非在于发明了“无人称叙事”，而在于她的绝对诚实。这种诚实，并不是某种简单的自我宣称，而是通过反复审视、多角度观照下确保的诚实。
自传的诚实，并不是一个新鲜概念。早在卢梭写作《忏悔录》时，就已经明明白白地宣称：“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他突破圣奥古斯丁宗教忏悔录的框架，将自我书写从神学领域转向人性探索。卢梭如何保证自己的“诚实”？很简单，就是通过暴露自己的可鄙之处，比如“丝带事件”。然而，暴露了自己的“黑历史”，就可以自证诚实吗？在天主教传统中，说出罪行，是为了获得宽恕，坦白甚至能带来神圣感。在《忏悔录》中，卢梭是怀着一种圣徒式的强烈情绪在自我告解，也是为自己的一生辩白。他将私人生活上升到宗教哲学的高度，同时完成了自己的使徒行传。
至20世纪，作家们已能从容表示，自传当然是可以编织的。萨特将自传作为一种思想载体，《文字生涯》（又名《词语》）通过童年叙事解构“自我”的确定性，完成了一次存在主义的语体实验。“我不断地创造自己。我既是赠与人也是赠与物。”在这本书中，萨特展现了“我”是如何被词语塑造的过程。“给每个事物命名，意味着既创造这个事物，又占有这个事物。这是我最大的幻觉。但要是没有这个幻觉，我大概绝不会写作了。”某种意义上，自传也是给自我“命名”的过程，萨特通过建立关于自己的存在主义人生叙事，清晰地表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轨迹的内在关联。
至法国新小说派崛起，娜塔丽·萨洛特以碎片拼贴的方式，在八十余岁的高龄创作了自传作品《童年》。这部自传通常被认为是质疑自传叙事可能性的革命之作，整体采用了对话的形式，通过一个个童年记忆的场景片段来追溯过往，而这些片段往往是一些带来情感触动的小场景。剪破，是萨洛特自传的一个关键词。剪破线性的自传叙事，会发现人生中最重要的感受从深处强劲地钻出来，就好像被剪破后暴露出的白色棉花。萨洛特的自传，与其说是一种革命宣言，不如说是一位老年人的真实记录。情感重新压过理性，记忆摆脱了长期以来逐步建立的逻辑链条，重新回归到童年的本初状态。
然而，如果自传可以任意编织，可以作为思想的载体，那么它与小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如果说区分自传和小说的唯一标准，就是作者是否就是文中的“我”，那这种文类独立存在的意义有多大？说到底，如果自传可以不完全真实，那我们为何不去读以自我经历为蓝本的小说呢？
假作真时真亦假。很多时候，文学并不关心真与假的问题。但是，就自传这一文类而言，真假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安妮·埃尔诺证明了自传区别于其他文学类别的必要性，就在于“真实”。为了保证真实，她写的甚至不是“自传”，而是“自我分析”。任何试图建立起“传”的传统叙事尝试，都是值得怀疑的。埃尔诺只是记录并分析，像一位社会学家一样，将自己的人生作为样本，不断地进行客观的审视。
这种写作方法，取自她最喜欢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对埃尔诺的创作有着极深的影响，或者说，埃尔诺的创作可以视作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文学版本。在《区分》中，布尔迪厄结合翔实的田野调查，提出了“场域”概念。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由特定规则、资源和权力关系构成。布尔迪厄认为，理解一个人首先要理解他所处的场域，以及他通过反抗而形成的新场域。在《自我分析纲要》中，他便以自己为样本进行了自我分析的尝试。不同于一般自传以童年为开端，他选择以自己进入高等师范学校的哲学专业为自我分析的开始。这是他进入法国哲学“场域”的开端，也是影响他终身的事件。
埃尔诺的创作谱系中，也总是关注自己与场域、他人与场域之间的关系。在早期作品中，这还是一种相对模糊的意识，而到了《位置》（也译作《一个男人的位置》）这部作品中，她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不仅是语言形式意义上的“中性”、客观，更是一种以核心概念为主题的分析式写作。《位置》的核心概念，就是她父亲在家庭以及咖啡馆场域中的“位置”。埃尔诺严格地为她的父亲找到了场域坐标轴上的位置。
《位置》一书的开端，并非始于父亲的童年，而是埃尔诺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这一事件。在埃尔诺当上教师后两个月，其父亲去世。埃尔诺知道，她只能写她眼中的父亲。“我只是要记录下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他的爱好、他生命中的标志性事件，以及我也曾共同分享过的所有客观的存在的迹象。”而很显然，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是埃尔诺与父亲共同分享的标志性事件。这个事件对于父亲来说，是女儿终于“出人头地”，从小市民、工农为主的“咖啡馆”场域，进入大学生及教师为主导的“知识分子”场域的关键时刻。而对于埃尔诺来说，也是自己终于进入社会、获得工作、取得经济收入的关键时刻。但最终，在审视了父亲为生活所迫的一生之后，埃尔诺对自己这种“思想的游戏”般的工作产生了某种不真实的感觉。父亲没有读多少书，一辈子对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怀有敬畏。他在人生的终点见证了女儿的成功，最终不失安慰地去世。看上去，相比于葬礼，女儿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更像是这位父亲的人生句号——“或许，他最大的自豪，甚至他存在的证明，就是我已经属于曾经蔑视他的那个世界。”
埃尔诺总是如此，以最简洁的方式提炼出生活的真相。父亲不仅因她而自豪，而归根结底，也是因为他的女儿成为了知识分子，一个以教学和写作为生的人，才能为他留下这么一份人生的报告。这究竟是一种偶然的幸福，还是一种必然的悲哀呢？埃尔诺无法确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能明确地理解埃尔诺在诺贝尔奖获奖致辞上所说的：我写作，是要为我的族类而复仇。这句话回荡着兰波的呐喊“我是永远的下等族类”，也是面向法国乃至世界写作者的一记耳光。同为闯入文化场域的“外来者”，在掌握了文字这个武器后，埃尔诺如同兰波以及布尔迪厄一样明确地意识到，只有自己才能为那些在文学世界里沉默着的人写作。而且，这种写作必须要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令人激动”或“感动人心”的美化。只有真实，才能把他们的人生书写在历史上。
埃尔诺的自我分析，就是以这样手术刀一般的真实，将自己的“普通人生”——包括母亲与父亲人生的一部分——刻在了文学史上。
事件发生，是为了讲述
“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正是为了我可以讲述它。而我生命的真正目标或许仅在于此：让我的身体、我的感知、我的思想成为书写，成为某种可以被理解的、普遍性的东西，让我的存在可以完全消融在他人的头脑与生命中。”（《事件》）
埃尔诺的书写与生活，相互影响，互融互生。在讲述癌症经历的《相片之用》里，她的一位男友曾半开玩笑地说，癌症之所以发生在她身上，似乎就是为了让她写作，爱情也是如此。岂止是疾病与爱情，埃尔诺的生活就是她写作的底本。她的写作方式，就是将个人经验转写为社会经验，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切，通过精准的叙述，提炼成她这一类人的样本切片。
她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女人，一个崇拜波伏娃的女大学生，一个成功步入中产阶级生活的“咖啡馆家的女儿”，一个被婚姻“冻”住的知识分子女性，一个通过爱欲来找回创作欲望的写作者，一个客观记录法国城郊生活的野生社会学家。埃尔诺是她自己，也是很多人。如果我们认真审视自己的生活，将自己的生活按照时间与场域的变化进行分析，便会惊讶地意识到，原来自己与他人总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或许并不存在一个恒久不变、独一无二的“我”。“我”是各种各样场域运动重叠后的那个交集。而当我们看到自己是一个交集的时候，便能真正理解自己，也理解他人。埃尔诺的写作，便是展示自我分析的过程，展示自己这个交集是如何形成的，关键的交点在哪里。
埃尔诺的每一次创作，都是从自己跨越场域时，那个关键的“交点”写起。那个“交点”，可以说近似巴迪欧意义上的“事件”。这类事件，在世俗看来或许不一定是“大事”，但却彻底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通常，人们根据经验总结，将这类事件归结为童年创伤、少年成长、进入社会、结婚生子或者重大社会变革等几类。但具体到每一个人，并非总是如此。
埃尔诺第一个发现的人生重大“事件”，命运的拐点，就是非法流产。这次经历也成为了她的首个作品《空衣橱》以及之后创作成熟期的《事件》的核心故事。《空衣橱》是一部带有强烈主观情绪的自传作品。虽然埃尔诺在书中使用了化名，但书中的内容基本源自她的生活，正如许多作者在刚开始写作时的做法一样。埃尔诺写作《空衣橱》的契机，就如同杜拉斯写作《抵抗太平洋的堤坝》，是为了表达自己生命中的创痛，同时也是抓住自己触手可及的创作素材。
《空衣橱》的核心内容，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由非法流产这一创痛事件开始，对自己童年及少年时光的线性追溯。这部书虽是以流产为切入点，直接写流产过程的篇幅却不多，主要讲述的都是“我”在经历此次流产前的成长经历。在这个时候，埃尔诺已经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对阶级、对场域、对“区分”的直觉性关注。她敏锐地注意到，要写出非法流产这一经历的意义，就要注意到，最令人恐惧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导致此次流产发生，并有可能被此次流产改变的人生轨迹。
萨冈与波伏娃，是埃尔诺的偶像。她从文字中认识这两位当时被标榜为“先锋”的女性，在爱情上追随萨冈，在思想上追随波伏娃。与此同时，她也敏感地注意到，相比于丰富的书本知识，她似乎缺乏某种中产阶级的习性。她发现自己奋力才挤入的场域里，那些已经在里面的人们显得如此从容而漫不经心，好像一切都是从天而降的财富。而最终，自己不但没有进入他们的生活，还落入了未婚先孕、非法堕胎的窘境。她为自己感到愤怒，因为未婚先孕，哪怕在她原本生活的场域里，也是一种巨大的耻辱。而她，一位好不容易才获得入场券的女大学生，“费劲地排空肚子里的耻辱，都是因为他和那些资产阶级、那些体面人”。
至《事件》，埃尔诺的写法已彻底改变。因为多年之后再度审视那段岁月，埃尔诺已经能将当下的自己与当时的自己剥离开来，客观地审视并分析此次“事件”的成因及后果。首先要注意到的，是埃尔诺在此明确点出了“我”的回溯性视角。《事件》的开端是一次HIV检测，而此次检测所带来的恐惧与怀疑，引起“我”对多年前流产的记忆。HIV检测和非法堕胎，都关乎性、身体、耻辱和随之到来的社会隔绝，也关乎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弱势与被动地位。“我”在做检测时，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茫然的女大学生，但恐惧与怀疑的情绪却是相似的。正是在这种相似中，“我”才能找到自己人生的位置。
《事件》采用中性的语言和片段式结构，拒绝“线性叙事”和“编造故事”。埃尔诺在开篇表明了从材料出发的写作过程，她将日记（包括照片）作为主要资料，通过再度阅读、分析这些资料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分析。这种方式的优点，就在于真实——埃尔诺阅读日记的方式，就像社会学家阅读受访者的访谈记录。从原始资料出发的研究，才能躲过当下记忆的篡改。
“我们当时不知道所经历的事情有什么意义，这才让写作变得十分有必要。”对埃尔诺而言，书写，就是由当下的自己去审视过去的自己，让过往的经历呈现出新的意义。根据《事件》改编的电影《正发生》于2021年上映，获得了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等奖项。在这部电影问世之前，同样聚焦非法堕胎主题的罗马尼亚电影《四月三周两天》（2007）曾获得第6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有论者提出，相比于更“个人化”的《正发生》，《四月三周两天》更“深刻”，因为导演透过这一事件透视了当时罗马尼亚逼仄的社会现实，对其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但艺术作品批判性的强弱，并不能根据个人与群体、温和与残酷等来划定，而应该根据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其所处的现实来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正发生》的现实批判性恰恰是很强烈的，因为其客观地反映了60年代的法国社会现实，真实地展现了一个“事件”。“简单但激进”，这是《正发生》的预告片宣传语，也是埃尔诺《事件》以及《简单的激情》等多部自我分析作品的主要特征。有自省经历的人都知道，“慎独”是对于知识分子相当高的要求。面对自我时的坦诚，并不弱于揭露他人的勇敢。《正发生》里有一个影响深远的场景，是女孩试图自己进行流产手术，尝试着自己将探针放入体内。但是她发现自己做不到。刺伤自己，是一件太需要勇气的事情。二十岁的埃尔诺做不到，但六十岁的埃尔诺做到了。《事件》便是一次毫不留情的自我解剖。那把向自己举起的手术刀，比朝着他人的刀刃更锋利。
在《事件》里，埃尔诺重新拾起了那根多年前在《空衣橱》里丢失的探针。她写到，那位为她做手术的女士曾要求她将探针寄回，但她没有这么做，最终将那根曾在她体内蛰伏、带来痛苦与重生的探针丢在了树林里。“后来，我为这一行为感到后悔。”她已经能不带着少年般的愤怒与恐惧去回望当时的整个过程，并认识到，这根探针是她人生的一个关键点。而正是有了这次堪称暴力的经历，才让她之后渴望拥有孩子。这种诚实的反思是难得的，因为世俗的逻辑链条，很容易将事情推演成：堕胎曾让她痛苦，所以她拒绝有孩子；她受到了暴力，从此便止步不前。但埃尔诺在解剖自己后发现，那次意外怀孕的关键不在于怀孕或孩子。怀孕这个词代表着某种对未来的希望，但那次经历对当时的她来说，与孩子、未来、希望都没有关系，而是“一种关于生死，关于时间、道德、禁忌与法律的体验，一种从身体的一端到另一端的体验”。
事件对我们的意义，只有在重新回溯中才能找到。“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正是为了我可以讲述它。”讲述就是书写，书写是为了分析、提炼，找到事件发生的所有可能条件，展示出真实生活中令人震颤的一面。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在自己与他人之间找到联结。这就是文学的意义，也是埃尔诺认为米歇尔·福柯、布尔迪厄等人的作品有“文学性”的原因。
（作者系书评人，《北京晚报》编辑）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