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李牧谣
受访者：马伯庸
“我明明很优秀，在周围的男性中，我的个子是最高的，相貌是最端正的，既有缜密的理性思维，也颇具行动力的，我的朋友都不如我。可以这么说，我具备了男性的一切优点，只欠缺一项素质——那些女生称之为‘浪漫’。其实‘浪漫’这东西有什么好的，只有排除掉那种华而不实的感性，以绝对客观的视角，才能够彻底看清事物的本质，采取有效的手段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
——马伯庸，《ABC——一个理性主义者之死》
2002年马伯庸在新西兰留学，为了哄当时的女友开心，在写论文的间隙写了一个故事《她死在QQ上》。“我不会甜言蜜语，只能编个鬼故事哄哄女孩子。”马伯庸说。也不知道他女朋友最终有没有被鬼故事逗乐 。
15年后，马伯庸已经是一个从大厂辞职的全职作家，受邀参加“一席”时，他讲的是《当古人遇到十二星座》。他在开场白中说：“这些星座、命理，我个人认为属于封建迷信。我们天蝎座是不相信星座的。”短短三两句，把玄学爱好者们瞬间拍回了现实的地面。
这一切，都令人愈发相信：《ABC》里的自述者，某种程度上就是他自己——一个不太浪漫的，绝对客观的理性主义者。
在小说里，那个理性主义者为了追求爱情而放弃理性，投入“流星许愿”的迷信怀抱，最后葬送了自己。
在现实中，马伯庸施展他的绝对理性，成为了新书一小时预售额破百万的作家。
马伯庸，一席演讲
01 多栖动物
马伯庸的写作经历了几个阶段。用网友的话说，是“论坛时代——微博时代——影视IP时代”。按他自己的划分，是《古董局中局》之前和之后：“《古董》之前是一个自high的写作方式，《古董》之后是大家一起high。 ”
受众的变化似乎并没有给他的创作带来太多困扰。“很多人会觉得写东西是不是要迎合市场，迎合受众。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受众要求的和你自己擅长的不完全统一。你能做的只是吸引和你志趣相投的人，而不是迎合那些和你不同的人。”马伯庸说。
从论坛到微博再到影视IP，他每一脚都顺利地踩在时代的脉搏上。他似乎和时代相处得很好，既不抗拒，也不挣扎。在他眼里，资本和文学没有什么根本的矛盾，甚至是并行不悖的。“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对立。我对新事物的拥抱程度比较快。做事情还是要抓住一个核心点：你到底想得到什么？这个世界，科技在变，平台在变，但是内容本身不会变。”说这段话时，他的语气很平淡，似乎世界本来如此，似乎那些被变化打得措手不及的人，是某种意义上的“自寻烦恼”。
马伯庸对环境的适应力或许来自他童年时期的13次转学。 他曾总结过转学生的生存策略——不要拿自己当外人。 他是一个多栖动物。 如果想让他传授一点“适应不同生存环境”的秘笈，他也许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因为，适应力对他来讲，已经不是技能，而是本能了。
在南京首发签售会上，马伯庸一身运动装，看起来很精干 。 出版社的编辑说： “马老师现在每天健身，对下榻的酒店的要求是‘有健身房’。 ” 如果还记得马伯庸2018年圆桌派时的身材，说他“判若两人”绝不夸张。 刚及不惑之年的他，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体力跟不上创作动力。 “目前想写的东西还是挺多的，主要还是在于精力和体力的问题。 村上春树就是一边跑一边写，我也是效仿先贤。 ”谈及他近期的困境时，马伯庸在电话那头说。
面对跑步的痛苦和无聊，马伯庸说他每天都在跑步的时候想小说情节，“跑步机上一边琢磨一边跑，想通了一抬头，三十分钟过去，好似跑步的痛苦全快进了”。
在减肥这个众生努力又众生挫败的事情上，马伯庸似乎再次证明了：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没有什么“无趣”是不能转化成“乐趣”的，也没有什么痛苦是不能被适应的。
02 “伪历史”考据者
这次的新书《两京十五日》与《长安十二时辰》有相似之处。在一个很短的历史时间段里填充细节，理顺历史的因果，雕刻历史人物。
《两京十五日》的故事源于《明史》里一段关于朱瞻基的历史记载——“夏四月，以南京地屡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玺书召还。六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在这40多字的历史缝隙中，马伯庸拓展出了一个近70万字的小说。
“这本书写的是朱曕基沿着运河从南京到北京奔丧的过程。 我在 想 他当时是怎么跑的？跑的时候是什么心情？遇到了哪些困难？得到了哪些帮助？这些在史书里是没有记载的，那就是我发挥的空间，这是我最享受的事。 ” 对马伯庸来说，历史小说的创作很像是警察站在凶案现场，要凭借遗留下来的线索来重新推演过去、 重构过去。
“历史就像是薛定鄂那只可怜的猫，在时空中永远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迭加状态。惟有当历史学家翻开典籍，开始打算研究的一瞬间，历史的真实状态才会最终凝结。但是这种凝结并非恒定，无法通过重复试验来加以验证。一位古希腊物理学家指出：‘人无法两次研究同一段历史。’”马伯庸在早年的小说《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 （下简称为《殷商》） 的序言中如此写道。
在《殷商》的第一章，他虚构了一个作者—— 只斤怯不花·妫·康斯坦丁诺维奇 。 这个人名由一个蒙古族的名“只斤怯不花”，一个中国上古八大姓之一舜帝的姓“妫”，和一个波兰人的名“康斯坦丁诺维奇”组成。 在历史考据还没有成为马伯庸的想象力的边界之前，他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大概就是混搭。
“例如以西方翻译腔的风格写三国，‘诸葛亮是如此惊讶，以至于他半天说不出话’；或是以东方武侠的风格写中世纪欧洲，‘一名教士跃至半空，刷刷刷甩出三剑，将对手迫退，然后长啸一声’。”（《马伯庸：重构历史是件很刺激的事》，人民网）他还把动漫《银河英雄传说》的同人文与元杂剧嫁接，写了一篇《元杂剧·忠感动天齐格飞义勇救主》。
正是文体和思维的不受限，帮他冲破了历史小说最大一道槛——深度历史研究对想象力、趣味性和可读性的戕害。在他获得“人民文学散文奖”的作品《风雨<洛神赋>》中，就虚构了曹丕、曹植兄弟与甄宓的“三角”关系。在马伯庸的“考证”中，曹丕为了夺嗣，安排甄宓色诱曹植，并以给甄宓之子曹睿封爵作为交换条件。而后来成为魏明帝的曹睿，并非曹家后代，而是甄宓与前夫袁熙的孩子。
看完这篇文章，我对马伯庸说：“我几乎相信了《风雨<洛神赋>》就是史实。”他在电话里大笑道：“这个就属于，看着越像真的，它就越好玩。” 我问他：“你相信历史有真相吗？”他说：“我相信。”
马伯庸曾说，他的故事是伪历史，但不是伪造历史。虽然史料没有记载，但只要逻辑上成立，也不能说它肯定没有。不妨将这些作品当成另一个平行宇宙的故事。 被网友称为历史“考据体”小说的作者，并没有把真实的历史当成他的目的地，那么他到底要去往哪里呢？
他给我的答案是“好玩”。
“历史对我的吸引力就是对既定事实给出一个新解释。对历史的重新解构，是很好玩的。我不像专业学者，不需要还原历史真相或者传道授业解惑，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好玩的事。”
03 长途卡车司机
“好玩”和“有趣”经常挂在马伯庸的嘴边。问他为什么喜欢历史，他说因为有趣。问他写作动力来自哪里，他说因为好玩。他不仅解构历史，还解构意义。
他曾在豆瓣开了一档《马伯庸的冷门书单》的节目，发刊词的标题是“你太累了，开心有趣比什么都强。”他在节目里说：“这些书什么主题、类型都有，唯一的共性是不紧跟时代，也不蹭时髦话题，对你创业、实操、工作可能都没什么用……甚至连启示都没有，只是觉得很有趣。合上这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天荒废的特别充实。”
“荒废的充实”大概是“好玩”的另一张面孔：对生活没有过高期待，对单调较为耐受，这样生活反而遍布“乐趣”与“充实”。 而 它似乎也成为了解读马伯庸的一把钥匙。他在施耐德公司一呆就是十年，在他的告别文章《十年》里写道：“这不是恭维。一个人如果愿意在一家公司停留十年，那么一定有工资之外的理由。” 事实上任何的长期合作，都不是单方的功劳。 显然，马伯庸也是一个对重复和单调忍耐度很高，对一件认定的事忠实度很高的人。 虽然他一直追求“好玩”，但他似乎也默认了“无聊”才是生活的底色。他说，在朋友和家人眼中是自己是一个无聊的人。 “因为我对娱乐活动没有兴趣，K歌、party我都很少去，连玩游戏都喜欢玩单机的。 ”
我问他，如果不当作家，最想做什么工作？他说：“我觉得可以去当一个长途运输卡车司机吧。一个人长久地在路上孤独地开车感觉也挺好。”
作为一个追求有趣的人，他时而也向往无聊。
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这次的《两京十五日》是《长安十二时辰》火了之后的第一部小说出版的作品吧。会不会有压力？
马伯庸：倒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对我来说每次写作都是一次比较新鲜的体验。新鲜感够了，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至于能不能获得《长安十二时辰》这样的成绩，我倒看得还比较淡。
记者：在写《两京十五日》的时候，你在创作上有哪些新的尝试？
马伯庸：最新的尝试就是我试图把明代的京杭大运河的特色写出来，它中间涉及到的这些城市特色、风土人情，包括运河里的各种规矩，以及背后的政治形势。所以它的写作难度比《长安十二时辰》要大。
记者：《两京十五日》里面四个主要人物，在设计人物性格、命运的时候，你是怎么考虑的？
马伯庸：它里面有一半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我就要尽量让他们符合这些历史人物本身的特性，比如说于谦，我就不能把他写成一个老滑头，因为他是忠义的代表。我可以写他为什么后面 会 变成一个这么充满正义感的、勇于担当的人。 我想找一些他在年轻时候的源头。 像朱曕基，他后来是宣德皇帝。 宣德也算是明代历史中比较仁德的一个君主，他为什么会这么仁德，一定也有他的原因。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想给这些人物找到他们正史形象中的一个源头，给他们在正史中的行为做出一些解释。
另外两个就是虚构的人物，他们也是代表的是一些当时明代的市井小人物。
记者：这四个人物哪个比较像你自己，或者像某一个阶段的你自己？
马伯庸：都有，这个没有说哪一个完全像的。只是说其中有些人的一些特质拼到一块，是我想达到，但一直没有实现的。比如说于谦在这个里面有点像是大学刚毕业的愣头青，有很多特别好的想法，但是在现实中总是碰壁。
记者：《两京十五日》内核会不会有点像闯关游戏？
马伯庸：我觉得还是不太像，里面也不是有Boss，每过一关打一个Boss这种，作品和游戏可能形式上还不太相同。
记者：你是一个挺高产的作者，你的写作冲动来自于哪里？
马伯庸：这个动力就来自于想法吧，就是对于对历史的一个重新解构，就是很好玩。我不像专业学者，要还原历史真相或者要传道授业解惑，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玩的事。
记者：如果让你回顾自己创作的过程，你会把它分为哪几个阶段？
马伯庸：应该是从可以分成《古董局中局》之前和之后吧，《古董局中局》之前是一个自high的写作方式，《古董局中局》之后是大家一起high。
记者：有人用“论坛时代”“微博时代”“影视IP时代”来标记你的创作历程，你一直踩在时代的脉搏上，对于这几个时代的创作环境、特点你有什么看法？
马伯庸：论坛时代就是一个标准的自high时代，自娱自乐或者小圈子娱乐。微博时代是一个小众的大众化过程。玩的还是小众那些东西，但是接触的粉丝会更多了。后面到了影视IP时代，那就比原来的人数要更多。
记者：你自己在创作上会根据不同的受众会有一些调整吗？
马伯庸：这个不会，因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很多人会觉得写东西是不是要迎合市场，要迎合受众。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受众要求的点和你自己所擅长的点不是完全统一的，你能做到的是吸引和你志趣相投的人，而不是迎合那些和你不同的人。
记者：你怎么看待资本和文学之间的关系？
马伯庸：资本和文学我觉得属于并行不悖了，因为好的文学它一定会有改编的价值，自然会有资本愿意过来投，来做IP方面的开发。同时，资本的进入实际上也会促进、鼓励这些作者去开发更好的内容出来。
记者：你觉不觉得自己和这个时代和解得很好？比如你一直在拥抱新事物，在严肃历史和流行文学之间切换和融合，作品也很符合影视化的需求。感觉你自洽得很好，和这个时代相处得很好，不怎么挣扎，没什么矛盾。你自己觉得呢？
马伯庸：我觉得倒谈不上和解吧，只是说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说一定要对立起来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电子阅读这个事，很多人说我就习惯手扶着书本，拿着实体书在手里我才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但是我其实很早就已经转到电子阅读了，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平台其实不重要，仪式感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书的内容本身。而且实体书出门其实拿起来很不方便的，我现在手里有一个Kindle，手里有一个阅读软件，我可以看的书可能比以前还要多一点。就像你刚才说，我对新事物的拥抱程度比较快，电子书出来迅速就转到电子阅读上面去了。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要抓住一个核心点，就是在于你到底想得到什么，这个世界的科技在变，然后平台也在变，但是内容本身是不会变的。
记者：你的《寂静之城》是一部成功的未来小说。但你后来就一直在创作历史小说。现在还对未来感兴趣吗？比如人工智能什么的，有没有考虑据此进行一些创作？
马伯庸：原来也想过，但是这个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在于我理科不好。我觉得写任何东西都必须要足够专业才行，我写历史的话，我觉得至少说我能写一个历史出来，感觉好像很像模像样。但是你现在让我写一个未来的东西，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这些技术细节，像你刚才说人工智能什么样，我真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是怎么回事，我就不要进入了。
记者：我看你在微博上经常分享您自己的梦，梦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马伯庸：这个梦就是，因为我习惯醒了以后就记下来，我是觉得好像基本上大家都会做这样的梦。只不过是说我可能比大家要勤快一点，把它都记住了。
记者：你醒了之后还能记得自己的梦，这还是挺不容易的。
马伯庸：我主要是习惯了，可能通过一定程度的训练，达到这个效果。
记者：人类对梦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周公式的认为梦是预示未来，而弗洛伊德式的认为它暗示过去。对你来说梦代表过去还是未来？
马伯庸：我觉得这个没有过去和未来之分，只是人类大脑皮层过于活跃的一个表现，我也不觉得它是有任何预兆或者未来的启示，就是说它可以从中窥到你现在的心理状态。
记者：如果不当作家，你最想做什么工作？
马伯庸：我觉得可以去当一个长途运输卡车司机吧。因为我觉得长久一个人在路上孤独的开车感觉也挺好。
记者：你对很多事情都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你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是来源于什么？是不是被培养出来的？
马伯庸：这个是被培养出来的。因为我转学转了十三次，所以 没有什么朋友，同学也很少，对我来说童年基本上就是跟自己玩，时间长了就能培养出一些自娱自乐的东西。
记者：作为家长，你怎么样培养小朋友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呢？
马伯庸：我觉得这事就是完全随缘了，就是肯定是随缘，因为这个东西我考虑过，但是不太可能通过主观想法培养出来的，这个就完全看个人的运气。
记者：在朋友和家人的眼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马伯庸：是一个可能比较无趣的人，因为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喝酒，然后也不爱去唱K，很少去各种party。连我玩游戏都喜欢玩单机游戏，《王者荣耀》什么的我就不太会打。所以在他们眼里比较无聊吧。
记者：你之前反复提到自己有“阅读焦虑症”，眼睛必须不停地看东西。让我联想到庄子的“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你怎么看待这句话，你觉得自己陷在这种知识困境里吗？
马伯庸：倒不是说求知的困境，而是说我习惯随时有东西输入，一旦没有东西输入就会陷入焦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个事情不是我所考虑的，对我来说，“知”本身只是一个过程。
记者：那你想要改变阅读焦虑症吗？
马伯庸：我觉得可能我现在能取得的成绩很多都是跟这个阅读焦虑症有关，也不用特别去改变，也改不了。
记者：今年高考作文有一道题是“齐桓公、管仲和鲍叔哪个感触最深？”这道题如果出给你，你会怎么答？
马伯庸：这三个人里感触最深的其实是鲍叔牙。因为很简单，就是齐桓公最后得到了一个得力的臣子，管仲也是顺利地实现了他的政治抱负而且委以重任。鲍叔牙在这里面他没得到什么，从利益角度，他是所得最少的一个，但是他仍旧就选择去帮助。说明他是一个真正忠于齐桓公，而且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一个人。
记者：2020年你最舒服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马伯庸：2020年最舒服的一天，就是大概是过完年，应该是初五，当时我刚从美国回来，国内疫情挺严重的。回来以后先居家隔离了14天，14天隔离完之后第15天可以出门的时候，那一天过的好开心。
记者：你目前的困境是什么？
马伯庸：写作倒是没什么困境，目前想写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可能主要还是在于精力问题，因为写作除了灵感之外，其实也要付出大量的体力。这个付出实际上也是挺不容易的，村上春树就是一边跑一边跑步，我也是效仿先贤，也是一边健身一边写作，这样才能够保证自己有足够的精力创作东西。
记者：你下一阶段的创作目标是什么？
马伯庸：下一个阶段可能会写一些和前几部都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这个人喜新厌旧，每次都希望写一些上次完全不同的尝试。古代也不只是局限在明代或者唐代这种，可能会选另外一个之前没写过的朝代。手法的话暂时我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就没有新鲜感了，要开始动笔的时候才有想法。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