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徐鹏远

　　受访者：王蒙　

　　2019年夏，王蒙完成了中篇小说《笑的风》，年底在《人民文学》刊出。和这一年年初的《人民文学》上刊载的那篇《生死恋》一样，《笑的风》又是一部有关爱情与婚姻的作品。一年之内，两个“爱情”故事，86岁的王蒙似乎聊发少年狂般地重焕“青春”，又或者是在试图表达着某种“壮心不已”。

　　虽然是中篇体量，《笑的风》却贯穿了从1950代末到2019年之间的60年时光，并且在空间上横跨着乡村、省城、上海、北京、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俨然一副半生沧桑、大江大海的面目，因此《人民文学》在卷首语中特意指出这是“一篇显然具有长篇容量的中篇小说”。很快，王蒙自己也不满足于八万字的规模了，他重新捡起“傅大成”的故事，开始了自己写作史上第一次的“成稿再创”。2020年4月，扩充了近五万字的《笑的风》终于以长篇形式出版。

　　王蒙自己说：“‘高龄少年’写着，改着，发展着，感动着，等待着，也急躁着，其乐何如？”是呀，已经耄耋之年的他为何开始书写起了爱情？基于以往写作曾在文学、文化、社会甚至政治层面产生过的重要影响，如今的他作为知识分子还抱有何种“野心”？他又会如何回顾与描述那些经历过的时代更迭与身处其中的自我？（采写：徐鹏远）

　　徐鹏远：疫情期间您的生活状态大概是什么样的？

　　王蒙：因为我写作，所以我对宅在家里头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习惯，我的工作、每天的身体锻炼、吃饭、睡觉都是正常的。《笑的风》在中篇发表以后，又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把它做成了长篇，也和宅在家里头精神更集中有关系。

　　徐鹏远：这一次您的新作在语言风格上依然是很突出很鲜明的，能看到大量的排比句式，包括很多成语的排列。其实从您整个一生的文学创作来看，这种风格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好像是进入到老年之后才形成的一种新风格。

　　王蒙：是。

　　徐鹏远：为什么老年之后的写作要换一种全然不同的风格呢？

　　王蒙：也没有全然不同，但是我觉得和我近二三十年读一些中国传统的古典的作品有关系。您看《红楼梦》就有这个习惯，写到一个什么地方它就弄出一段诗，或者弄出一段赋，或者弄出一段谜语，不断的有这些东西往里加。我读《诸子百家》多了，读《史记》多了，也受这个的影响，也包括孟子、荀子谈到什么事情都要从《诗经》里头引一段。我觉得可能和读老书、读古书比过去多有关系吧。

　　徐鹏远：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新的语言风格，会不会对题材的选择、作品的表达产生相应的一个影响？会不会在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上，做出一个新的转型或者改变？

　　王蒙：您看《笑的风》写的核心故事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婚姻和家庭的变化，从在农村里头被包办——虽然是1958年1959年了，还是用古老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给他包办的——到后来自己的自由的恋爱，到最后自由的恋爱也解体了。虽然是一个婚姻家庭的、非常有个人特点的故事，但是它穿行了五六十年乃至于六七十年，甚至于更长，因为那种被包办的婚姻代表的是更古老的传统，穿越的时间比我过去写的很多作品要长得多。我想这个和我自己有老年的这种经验也有关系。另外这个视野也比过去宽阔得多，在这个书里头有很大一部分情节是发生在欧洲的、西德的、西柏林的，后来还写到过许多其它的地方、其他的事情。这两个主人公一个是学俄语的，一个是学英语的，从视野上看也和别的不一样。这样一个婚姻的爱情的情感的故事带有一种更大的历史的色彩和全球化的色彩，这个也许是跟过去写作有所不同的。但是我写起来感情很炽烈，而且有些地方往诗情那边走，这个是和过去一样的。

　　徐鹏远：您在这一部之前推出来的另外一部作品《生死恋》，其实也是一个爱情的故事。想问问您为什么到了耄耋之年，反而要写起爱情来？您年轻时候的作品，包括中年时候的作品，虽然也有爱情的故事，但并不是作品的主体，或者说不是作品要表达的最核心的东西，但反而到了这样的一个年纪，好像爱情、婚姻等等成了写作的一个核心。

　　王蒙：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有40多年了，我的生命的一半是在改革开放迅速的发展当中、在中国一步一步走向现代化走向小康走向开放的过程当中度过的。我写的这些爱情的故事，恰恰也是跟改革开放有关系，跟社会的剧烈发展有关系。改革开放给爱情带来新的机会、新的可能，但是也带来新的挑战、新的麻烦。所以我写的爱情、婚姻都有我自己实际的所知、所闻、所想、所见。但是更多的我感觉人在历史当中，包括好像非常纯粹的个人经历，也经受了很多得到了很多新的经验，新的幸福，新的快乐，但是也出现了新的麻烦，也要付出新的代价，我想这个理论实际上它的重点还不是在爱情本身。

　　《笑的风》

　　徐鹏远：您这本《笑的风》，时间跨度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现当代，也写到了很多时代的特征，包括一些符号性的东西。但是看过之后，其实感觉很多所谓时代的东西、历史的东西，似乎只是作为人物经历或者故事时间线索的背景而已，包括在您的排比式的语言风格里，很多符号就淹没了，您好像并没有特意去对历史进行深入的书写和表达？

　　王蒙：我想我写的是一个大的时代当中的个人的或者沾一点家庭的经历，我写的不是一个大的事件本身，我并没有正面地写比如国营企业有什么改革、外贸有什么改革，我恰恰是写到了个人的、情感的、生活的态度，对于爱情婚姻的态度，对日常生活的态度，这样一种非常具体而微的故事。

　　我想这也是文学的特点，专门写重大事件的那是另一类，我并不属于那样的作者，不像是写《第三帝国》或者是《三国演义》。所以这一点来说是不足为奇的，小中见大恰恰是小说的特点，所以我们叫“小”说，我们并不叫“大”说。

　　徐鹏远：您如今的写作追求什么？如果说有一个文学野心的话，您今天的写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追求？如果说您的写作是带有某种有意识的追求的话，您今天这样的一个写作，您在追求的是什么？

　　王蒙：我曾经说过，我在跋里边也写过，我就是觉得我们经历的事情非常的多。我出生三年以后日本军队就占领北京了占领华北了，又赶上了二战的结束，美军和国民党军的到来，我都亲眼看过，包括日伪时期我都有非常具体的经验，又经历了1949年以后这么多的变化、这么多的发展，包括生活方式、生活条件都有非常多的变化，这里边也有许许多多个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作为小说来写确实是非常有寓意，这里边的许多内容你想起来它的滋味是很深长的。所以我希望我的写作当中既能够有历史的沧桑，又能够有对生活的期待——可以说是热恋吧。对于85岁的人来说，也可能这算得上是追求。

　　但是我想写作它还有这个劲，很难说追求在前边，看到生活也好、心情也好，受到一种什么启发，你写到什么事情上去。因为我写的内容，包括的范围又比较广，如果我写的是爱情这是一种说法，如果我写新疆那又是另一种类型，我写北京郊区写郊区农民又是一种类型，所以还随着题材、取材会不断的有变化，也许自己也答不上来我究竟是一定要盯着什么东西。

　　徐鹏远：如果说要您来回顾一下与文学相伴的一生，您会对自己的文学做一个怎么样的评价？比如说很多评论会把您的写作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青春万岁》是一个阶段，中期的70年代末80年代又把您视为当时意识流的一个代表，进入到老年之后的写作又是一个；也有评论认为您的写作一直是和时代紧密结合的。如果要您对自己的文学一生做一个回顾的话，您会怎么去描述。

　　王蒙：我自己还没有这样想过，因为我刚才讲了，我写的面也比较广，写作的经历时间也比较长。我写《青春万岁》的时候是1953年，1953年到现在已经67年了，所以我自己现在并没有划分阶段。但是我曾经说过一个话，我最近也出了这方面的书，我说我的文学作品是我留给世界的情书。我确实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经历有许许多多的凝结浓厚情感的记忆，我的这些小说里头既是情感也是历史，我要自己总结一下。我确实是抱着一种对世界的兴趣、对历史的兴趣，对历史的眷眷之情、对小说的眷眷之情来写作的。

　　年轻时的王蒙

　　徐鹏远：从《青春万岁》到《笑的风》，如果一定要仔细想一想的话，您的心态——不管是对于文学的心态还是整个人生的心境，有没有一些变化？

　　王蒙：老年和年轻人的时候各种都会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也有很一贯的东西。

　　徐鹏远：一贯的是什么，变化的是什么？

　　王蒙：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期待，对历史的正视，对历史的眷眷的情感。

　　徐鹏远：今年的五四前夕，央视的青春诗会朗诵了您的《青春万岁》。在您看来，当代青年热血的程度和浓度，与从前您那个时候比，有什么区别吗？

　　王蒙：那当然区别很大了，那个时候大家碰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从封建王朝一直到中华民国的结束，当时确实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期待，从见闻上、知识上、手段上、对世界的认识上，几十年前跟现在也有很大的差别。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