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青年诗人殷夫将他的诗作和译稿投给鲁迅编辑的杂志《奔流》，其中一篇译文《彼得菲·山陀尔行状》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致信给殷夫讨要原文，因邮寄不便，殷夫便亲自登门给鲁迅送来。鉴于殷夫“如我的那时一样”，是“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鲁迅特意写信给远在北京的许羡苏，嘱她往北京寓所找出“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殷夫。孰料两年之后，“朋辈”成为“新鬼”，那两本书也“落在捕房的手里”“明珠暗投了”。

  四年之后，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言及此事也不胜悲夫。所谓“两本集子”都是裴多菲的作品，为鲁迅负笈留日译介《域外小说集》并创作《摩罗诗力说》的“三十年前”，因为“热爱裴多菲”“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一直珍藏，可见对裴多菲情结之深。恐怕鲁迅自己也没有想到，正因为他自1907年以来的这种“情结”，在有意无意间促成了裴多菲在20世纪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经典化历程。如今，100多年悠悠岁月倏忽而过，在感慨沧海桑田的同时，重新回顾裴多菲和他的中国遗产，还是会萌生出新的意义。

  裴多菲出生的1823年，哈布斯堡王朝已经开始江河日下，以至他可以见证一段帝国重要的历史。他出生在匈牙利南部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奇什克勒什小城，算不上家境殷实，但能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为了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父亲先后把他送到克茨克梅特、沙波特拉沙什、佩斯和奥绍德上学，他开始读书、写诗、演剧，直到1838年多瑙河泛滥，导致父母亲失去了家园。家道中落，父亲仍然由着裴多菲的性子让他继续往谢尔梅茨读书，但裴多菲却是一个顽童，一心喜欢戏剧。他在学校开始阅读古典抒情诗人并了解法国大革命和1830年革命，奠定了“摩罗”的政治和思想基础。辍学之后，裴多菲步行三个星期来到佩斯，当群演、跑龙套，尔后开始一年半的军旅生活，又到处流浪。彼时裴多菲初登诗坛，创作了一些少年之作，获得了最初的名声。

  裴多菲一直过着贫穷而清苦的生活，倍感孤独。1844年，裴多菲带着一本自己的诗稿离开德布雷森又去了佩斯，得到诗人魏勒什马尔蒂的帮助，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写诗，并在1844年成为被人们熟知的诗人。从1845年4月到1847年11月，裴多菲完成两次旅行，创作了《旅行札记》和《旅行书简》，看上去是两部游记，内中却阐发了他对历史、文学、社会的认识和看法，是旅行史，也是思想史。这个时期是裴多菲生活和思想上发生很大变化的时期。一则是他的思想和意识更接近革命。1846年，裴多菲和约卡伊·莫尔等人一起组织了“十人协会”，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组织沙龙，在比尔瓦茨咖啡馆聚会，表达对革命的看法和热情。二则是他经历了两次失败的恋爱之后终于认识了申特莱依法·茱莉亚，越过重重阻挠得以和姑娘结婚。

  婚后不久的1948年,欧洲革命相继在意大利和法国爆发，最大限度地迎合了裴多菲的革命热情并使他成为典型的激进革命者，所以他在维也纳革命当天就回到了佩斯，以政治领袖的身份组织激进青年作家在3月15日开始佩斯起义，当众吟诵几天前创作的《民族之歌》。起义影响了大半个匈牙利，促使裴多菲来到前线，被任命为上尉，参加战斗，因为与前线指挥官发生矛盾继而又辗转投到波兰革命者贝姆领导的军中。可是无论是在军中还是在社会上，他很多曾经亲密的战友都纷纷离他而去，恐怕不能说他们分道扬镳的原因仅仅是基于政治原因那么简单。实际上，裴多菲对革命茫然无边的激情在很多时候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过于天真地相信一定可以胜利，然而革命不是写诗，战场不是想象出来的，也许裴多菲是过于“浪漫”了。

  关于裴多菲的死，有一种说法是，他在战斗中拒绝隐蔽，以至于仆身倒地牺牲。无论是传说还是历史，这种死亡的方式都堪称“英勇”，也从另一个角度呈现出他年少的浪漫主义热情。即便这只是后人为了塑造裴多菲的形象而“杜撰”的“悲剧”，而通过裴多菲的一生看开去，他也是过于倔强、自负、骄傲。比之于科苏特等人那种充满为自由而战的浪漫主义和诗人气质，裴多菲的“摩罗”显然已经超越了同时代人，他的理想似乎已经远远超出科苏特们的想象，虽然同为“革命”，裴多菲的“革命”既无比美好，又遥不可及。

  当然，也不能忘记裴多菲本身是一位诗人。早期裴多菲的诗歌以民歌及其变体为主，取材自民间，偏重民谣风，具有很强的“人民性”。1846年的《云》将他在革命前夕郁郁寡欢、彷徨失望的情绪倾吐出来，之后他诗歌创作开始转向，并来到高峰期，革命与爱情成为这些诗歌的主题。他用诗歌描摹现实、控诉政府、赞扬革命，在人民中间有立场、有效力、有影响，他牺牲后，阿兰尼·雅诺什、谭启奇·米哈伊和艾米克·古斯塔夫整理并出版了他的诗文集，而早在1846年，这些诗就已经被翻译成德语，并随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西学东渐”的潮流，来到日本。也就是在这股潮流尚未散褪之时，鲁迅和周作人都在日本接受“西学”思潮，注意到了“摩罗诗人”裴多菲，先是1907年周作人在《天义报》发表了《裴彖飞》，然后鲁迅又根据《匈牙利文学史》撰写了著名的《摩罗诗力说》，于是19世纪的匈牙利诗人和20世纪的文学家在异国他乡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不期而遇了。

  其实，鲁迅与裴多菲的相遇，并非巧合。一方面，在提出“世界文学”的歌德身后，德国人一边将其他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的文学“转化”为德语继而扩大“德语文学共同体”的外延和内涵，一边将涵盖民族主义者裴多菲的“共同体”不断向“世界文学”覆盖的各个角度输出，日本亦在此视域之中，这样一来，鲁迅和周作人能够在东京最好的书店看见德语书，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另一方面，学习德语几乎贯穿了鲁迅全部的留学经历，为此他不停地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如此这般，那些被翻译成德语的非德国文学作品，自然而然最受鲁迅的关注，何况，他们兄弟二人已经开始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搜罗”这些作品了，所以鲁迅在东京与裴多菲“相遇”，并不是小概率事件。那么，为什么是偏偏是裴多菲而不是别人呢？

  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是，在1907年通过《摩罗诗力说》将26岁的裴多菲介绍给中文读者的时候，鲁迅自己也26岁。在鲁迅眼中，裴多菲“浪游变易，殆无宁时”，“所著诗歌，妙绝人世”，那么同是26岁的鲁迅在当时都做了什么呢？自1902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和仙台之间辗转，学医不成，只好过着不上学、看杂书、学德语的生活，无论是早前创办《新生》杂志还是后来翻译《域外小说集》都以失败告终，漂泊异国，一事无成，青春虚度，老大徒伤，其内心又如何能不绝望呢？但恐怕鲁迅自己也不会想到，这种绝望竟然持续了他的一生，使他的人生成为“无法直面的人生”。在1925年的《希望》中，鲁迅干脆直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而这句话，恰来自近20年前他读到的裴多菲。正是基于同样的绝望、虚妄和希望，使1907年的鲁迅能够埋头沉浸在裴多菲的人格和诗歌之中。

  吊诡的是，自从鲁迅写完了《摩罗诗力说》，几乎很少译介裴多菲，直到1925年才翻译了几首裴多菲诗，在《语丝》发表。为什么鲁迅没有持续翻译裴多菲？也许在他后来的只言片语中能够找到答案，在1920-1930年代的《〈奔流〉编校后记》《〈勇敢的约翰〉校后记》《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章中，鲁迅话里话外都在表明一种意思，裴多菲是他“那时”很“热爱”或很“敬仰”的诗人。这至少说明，1920年代之后的鲁迅对裴多菲没有那么多的兴趣了。可是在得知殷夫和孙用等人也要译介裴多菲时，他依然倾囊相赠，倾其所有极力促成后来的青年将他们所译的裴多菲诗文发表，他认为殷夫和他一样，是“热爱裴多菲的青年”，所以才鼓励他、提携他、帮助他。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当时“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但是裴多菲依然深深地藏在鲁迅的内心世界，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情结。

  而这种情结的逻辑起点正是20年前鲁迅所撰《摩罗诗力说》，在这篇名作中，鲁迅将裴多菲置于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之后，论说了匈牙利诗人的人生、思想和创作，奇怪的是，鲁迅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作为革命者的裴多菲，言及文学作品，他并没有多谈裴多菲的诗，而是介绍了作家本不擅长的小说《绞吏的绳子》，可见，当时鲁迅更注重的并不是诗人或小说家的裴多菲，而是作为革命者的裴多菲。在鲁迅那里，裴多菲首先是一位革命家，其次才是诗人，所谓“摩罗”，在裴多菲身上多数指的是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而不是具有现实主义意味的诗，鲁迅更关心的是作为革命者的裴多菲，是“行动”与“反抗”。在鲁迅看来，裴多菲的人格大于诗格。

  如果说鲁迅完成的是对裴多菲作为“革命者”的身份建构，那么茅盾、孙用、殷夫等人完成的则是对他诗人身份的建构。茅盾一直深受鲁迅和周作人的影响。1921年，作为主编的茅盾在《小说月报》开设了“被损害民族专号”，4月中开始与鲁迅通信，先是通过孙伏园，后来则直接向鲁迅约稿，鲁迅也欣然应约，至少寄给茅盾两篇译文；同时，他也将“被损害民族专号”的译文题目发给周作人请其“便示”。裴多菲当然是茅盾译介匈牙利文学的选择之一，茅盾不但翻译了《私奔》和《匈牙利国歌》，而且还撰写了一篇题为《匈牙利爱国诗人裴都菲》的文章，在言说诗人平民主义立场的同时，也开始注意他“诗化抒情”的外在形式。同时，茅盾还鼓励《小说月报》作家群一起翻译匈牙利文学，沈泽民、胡愈之等人都翻译过裴多菲的诗。

  比之于茅盾，孙用对裴多菲的译介更为丰富。孙用1925年在《语丝》上读到鲁迅翻译的五首裴多菲诗，后来又在《坟》中看到《摩罗诗力说》，受到震撼，就尝试着给《奔流》投稿，得到鲁迅的注意和帮助。1928年，孙用得到了一部世界语版本的《勇敢的约翰》，爱不释手，花了很长时间翻译，并寄给鲁迅，打算发表在《奔流》上，鲁迅回信说《奔流》“有停滞现象”，认为“作者是匈牙利诗人，译文又好，可以设法印一单行本”，不但如此，鲁迅还将《校后记》和“注解”及有标注痕迹的修改稿都一并寄回来，使孙用不胜感激。孙用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邮务员，受到鲁迅的关怀，这对其鼓舞可想而知，从1930年代开始，他一直坚持翻译裴多菲的作品，前后持续了20多年，成为译介裴多菲最多的人。

  就在孙用开始进入裴多菲译介高潮期的1930年代，很多译者开始译介裴多菲，梅川、林语堂、赵景深、金素兮等人要么直接翻译他的诗歌和小说，要么撰写介绍他创作的文章。及至抗战爆发，裴多菲的弱势民族国家诗人身份被格外凸显出来，也成为上海、重庆、桂林、永安等地文学期刊上频频出现的诗人，当时，李微、马耳、企程等都有译介，其中覃子豪的译介最多，后来将所有裴多菲诗结集起来，是为《裴多菲诗》，1940年代由浙江金华诗时代社出版。当时一批又一批翻译家前赴后继，使鲁迅想做但因“情随事迁”并没有完成的事业一直延续下去。不能否认的是，比之于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裴多菲的革命精神对当时有识知识分子的影响尤甚，殷夫就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殷夫所译裴多菲的作品并不是很多，惟1929年刊于《奔流》上的八首诗歌而已，后来他又把大量的时间和热情都放在了投身革命上，无暇译介。历史的巧合之处就在于，如果不是鲁迅在怀念故人整理遗物时偶在《彼得斐诗集》的书页中用钢笔书写的《自由与爱情》的译文，恐怕后人也没有今天这般知道或者了解裴多菲。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原原本本、明明白白介绍了这桩往事，而且，这篇文章早在1949年就被收录到解放区的语文课本中，使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通过阅读鲁迅了解裴多菲。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有人继续孜孜不倦地译介裴多菲，戈宝权先生就曾深情回忆他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初见《裴多菲全集》及传记作者的激动之情。1950年代赴匈牙利留学的兴万生、冯植生诸位先生或是译介裴多菲诗，或是撰写《裴多菲传》，或是编译《裴多菲文集》，几乎把全部的裴多菲都呈现在中国，形成一笔巨大的中国遗产。

  如今，只要提及裴多菲，很多人自然而然会想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因为语法简单，只要把“生命”“爱情”“自由”改换成其他词语，就会得到一个新的如革命家诗人一样的短诗，所以这首原作总会被人改写，说明《自由与爱情》及裴多菲已经被充分地大众化。实际上，半个世纪以来，虽然裴多菲在学理上依然是“革命诗人”，但他在中国的形象越来越接近有血有肉的人。一个例子是，2019年，重庆鹅岭公园新塑了一座裴多菲及夫人茱莉亚半身像，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公园的雕塑不同，这座塑像的裴多菲少了很多严肃的革命之气，多了几分自由的生活气息，爱情成为形塑裴多菲的表征。两相比较，可见裴多菲已经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了。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