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19世纪的“80后”，浙江人氏，林语堂是“90后”，福建人氏。前者比后者大14岁。
林语堂拥有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其时，新文化运动阵营已悄然分化，以鲁迅、周作人为核心的“语丝派”，和以胡适、陈源为首的“现代评论派”各自为阵，论战激烈。林语堂加入语丝社，为鲁迅阵营增加了一名“急先锋”。《语丝》时期，鲁迅借林语堂文章中的英文“费厄泼赖”一词，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狗运动”， 林语堂还绘制了《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加以呼应，“打狗运动”使林语堂和鲁迅甚为相得，当然，这背后也存在着特殊的时代语境。然后，二人远走厦门，相互扶持，亲密的友谊持续了近十年。经过短暂的分离，1927年10月，二人在上海重逢。
此时的林语堂，已“对革命感到厌倦”，不愿意再相信政治，于是高谈幽默，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而鲁迅虽然一样失意，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以文学为“匕首”和“投枪”。两人的思想道路，显然地，也是很正常地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追根结底，是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截然不同的看法。林语堂推崇的“高地人生观”，中和了儒家和道家的人生理想和处世哲学。所以，林氏在上海创办《幽默》，以性灵闲适折射对世事的思索与批评。鲁迅呢？他猛烈抨击的中国国民性，则聚焦于农村底层民众的羸弱病态，针对的是愚昧、麻木、怯弱、懒惰、巧滑、苟安、奴性、精神胜利、自欺欺人甚至“人吃人”等。所以，林氏的做法，被鲁迅视为怯懦与奸猾。
1929年8月28日，在上海南云楼，鲁迅和林语堂发生了一次正面冲突。鲁迅日记云：
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南云楼的这次晚餐，起因是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拖欠了鲁迅540多元稿费，鲁迅多次催债未果，于是准备将李小峰告上法庭，李小峰急了，通过庭外协商，不但照付鲁迅540多元稿费，还在协商会结束后第三天，请鲁迅和调解者郁达夫等人吃饭，为避免尴尬还请了林语堂夫妇作陪。饭桌上有人提到张友松。张友松是李小峰的北大同学，鲁迅曾花费不少精力帮他筹办书局。由于缺乏经验，张友松的书局很快就倒闭了。当时有人认为，鲁迅与李小峰的矛盾可能和张友松的挑拨离间有关，鲁迅当然很忌讳这件事。所以，当林语堂席间表示附和时，鲁迅以为林在讽刺他交友不慎和太看重钱财，马上大声声明他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两人就吵了起来。
40年后，林语堂写过一篇文章《忆鲁迅》，正面描述过这次争吵：
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当事人林语堂回忆当时他和鲁迅“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似乎并没有争吵。
但鲁迅当天日记载：
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说明不仅争吵了，而且吵得比较凶。
林语堂则在1929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对骂”二字显示，这两位文坛巨匠当时真的放下了斯文身段。不过，同一事件，鲁迅斥之为“鄙相悉现”，有咬牙切齿的感觉，林语堂却笑嘻嘻地表示“颇有趣”。前者不愧是杂文祖师，后者不愧是幽默大师。
关于南云楼事件，“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南云楼风波中还有一位当事人是郁达夫夫人王映霞，但鲁迅日记失记。“因为鲁迅和林语堂在宴席间直接冲突就是这一次，来得十分突然。所以给予我的印象很深，不会记错。”在《王映霞自传》中，王映霞以女性特有的视角，还原了现场情景，很能说明第三方的态度与看法。这一回忆非常珍贵：
那天最初大家都在喝酒聊天，不知怎么的，鲁迅和林语堂忽然争吵起来，鲁迅面红耳赤地站起来，转身欲退席离去。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发脾气，当时就想，这事其实是不用发这么大脾气的，大约是鲁迅生病的关系，一种病态的表现吧。我看看鲁迅，又看看林语堂，只见林语堂低着头，一声不吭，郁达夫见此景，赶忙出来打圆场，说：“大家还是吃饭吧。”在大家的劝说下，鲁迅总算没有拂袖而去，在座的人都极力用别的话来打岔，饭是吃了，可索然无味。
这是王映霞上世纪80年代所写回忆文字，她认为“这事其实是不用发这么大脾气的，大约是鲁迅生病的关系，一种病态的表现吧” 。此说发一般人所未发，所不能发，所不敢发，令人耳目一新、恍然大悟。概因王氏心直口快，加之人至暮年，已无所顾忌，因能直言不讳。
“南云楼风波”被有的学者解释成林语堂的“右”和鲁迅的“左”之争，这是政治的神经过于敏感，事实上并没有那么悬乎。对于左派，林语堂其实并不反对，曾对著名编辑陶亢德说过“鲁迅观察的深刻非别人所能及”这样的话。当天的宴席，纯粹是为版税官司的圆满结束而举行的，无涉政治和艺术观点。对于南云楼发生的事，林语堂说“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但在客观效果上，毕竟已经对鲁迅状告李小峰“索取版税之权”产生了讥刺，说明经过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和1927年的大革命，虽然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先后颁布了《中华民国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施行细则》，但大多数作家还把“索取版税之权”看成是一种非仁义的举动。这种认识并不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只是一种有局限的认识或觉悟。事实上，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家对于稿酬的态度，标志着新文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表明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存在的经济条件。
以“南云楼事件”为转折，鲁迅和林语堂结束了第一次“相得”，开始了第一次“疏离”。这一疏离长达40个月。林语堂在日记中很少提及“鲁迅”二字，与周作人和胡适等人则交往密切。
上世纪30年代初，随着林语堂的推波助澜，文坛上逐渐兴起了幽默。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也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语堂《行素集·序》）。1932年9月16日，《论语》创刊，“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鲁迅《一思而行》）。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对林语堂，鲁迅也认为“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开始对林语堂进行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等文章。鲁迅还曾写信劝林语堂别搞小品了，多翻译些英文名著。林语堂回信说“等老了再说”。鲁迅后来给曹聚仁写信，提到此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对鲁迅这一说法，林语堂后来对友人说：“迹近挑拨吧。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中年的人另有把中文译成英文的工作……现在我说四十翻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翻译的嘲笑意思呢？”（陶亢德《林语堂与翻译》）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鲁迅逝世后的第四天，林语堂撰《鲁迅之死》一文，称誉鲁迅为真正的“战士”。他这样写：“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相左相同，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此浩荡君子之风也。
原标题：还原“南云楼风波”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