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已经92岁了，他慢慢接受了“躺平”的生活。

  作为鲁迅研究的学者，如今能引起朱正感兴趣的选题不多了，他的笔渐渐慢下来。在2023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本中，他写道：“这是本书最后一个版本，今后再不作什么改动了。”

  鲁迅去世后，他才在初中国文课上第一次听到鲁迅的名字，对鲁迅文章痴迷而决定中断学业加入革命，在承受厄运的多年里，他一边干体力活，一边研究鲁迅。

  他在鲁迅研究界以考据史料出名，修正了20世纪以来对鲁迅的诸多曲说，大多数学者会以他鉴别过的史料为研究资料。他的前半生用鲁迅的眼光看中国，尤其欣赏鲁迅为中国寻找的出路、药方。

  如今，他坐在长沙的家中，用“看热闹”的心态观察这个世界。他已活得足够久了，比鲁迅多活了近40年。他观察鲁迅的角度，从仰视慢慢变为平视。他有了自己对中国出路的想法。这是岁月带给他的礼物。

  用22年纠正

  外出讲学时，很难看出朱正是受邀上台讲课的专家。刚下火车，他直接把大包行李扛到肩膀上，旁若无人地走出火车站，这是他多年留下的劳动习惯。

  出生于1931年的朱正，没有见过鲁迅本人，鲁迅去世那年，他5岁。在鲁迅研究界，他的前辈冯雪峰、孙用见过鲁迅本人，能写与鲁迅相处的回忆文章，而他的后辈有更宽松的鲁迅研究环境。

  相比而言，朱正是在崇拜鲁迅的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当时的相关文章真伪难辨，鲁迅被称为革命的化身，被捧上文学的神坛。

  朱正戳破了围绕着鲁迅的一些“泡沫”。他根据阅读大量书籍交叉印证，辨析史料真伪，更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相，让笔下的鲁迅更像真实的人，而不是神。

  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他把所有相关文章都读过一遍，剔除错误的细节，再运用书证、理论、物证等考据方法还原真相。

  一位研究朱正文章的学者在论文里说，朱正的鲁迅研究最讲科学，最扎实可靠。

  与他年龄相仿的钱理群，研究重点是鲁迅的思想。但朱正更侧重史料挖掘和辨析。他希望在他之后，未来的鲁迅研究者可以不再做考据了，把精力和智慧用来研究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让鲁迅研究接触到当前青年关心的问题。

  “鲁迅当年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奔走呼号的，如果能说明这一点，如今的青年就不会对鲁迅有隔膜感了。”朱正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高远东是一名鲁迅研究的青年学者。他说，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给当时的鲁迅研究界带来极大的震动，那是第一次有人系统地给许广平写的鲁迅回忆录纠错。

  朱正回忆，从1960年第一次阅读《新观察》杂志上连载的许广平写的《鲁迅回忆录》，察觉到事实出入，到这本书的出版，他花了22年。

  朱正的父亲在朱正“文革”坐牢期间，节衣缩食地买了《鲁迅手稿选集》《鲁迅全集》，等朱正出狱后使用。他在22年的时间里，尽力搜罗考据必需的书籍，把能掌握的细节分析到极致，完成初稿，寄给冯雪峰，向前辈求教。

  冯雪峰那会儿生病，咳得厉害，全身无力，嗓子也哑了，但依然在病床上给没有见过面的朱正看稿，他回信，“你‘正’的是对的，不这样细心和认真加以核正，会很容易这么模模糊糊地‘错误’下去的。”

  但他也发现，朱正写稿的口吻流露出似乎压制不住的骄傲，“你确凿地指出了许先生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指正本身已很有说服力，而用不到‘论战’的以至‘谴责’的口吻和锋芒的词句”，他希望朱正能把稿件再改一遍。

  那是朱正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封回信，26天后，冯雪峰去世了。后来，孙用帮他寻找珍贵的资料，包括20世纪30年代原版书籍，再一本一本从北京寄到长沙。

  许广平回忆，章太炎为反对袁世凯称帝绝食，许多人不敢劝阻，最后鲁迅亲自到监狱劝说，章太炎才恢复进食。但朱正查阅了章太炎绝食期间的书信、鲁迅的日记、其他人的回忆文章，发现章太炎并不是听了鲁迅的话才吃饭的，而且绝食期间，章太炎的多名学生都去劝慰过。

  最后，朱正不仅纠正了许广平的误记，还纠正了其他人的回忆文章的失实之处。

  比如，1932年鲁迅为探视母亲的病去了一趟北平，其间应邀作了5次公开演讲，许广平回忆鲁迅是应了朋友的邀请才做“北平五讲”，但作家陆万美说这5次演讲是左翼文化团体布置的。

  朱正考据后发现，鲁迅到北平后，左翼文化界邀请他演讲，亲近革命青年，但这不是事先制订的周密计划。他认为，陆万美给这事赋予了过多政治色彩，而许广平的说法抹掉了原有的政治色彩，都不是确切的。

  “绝不想当然地添上什么”

  认真严谨，是朱正留给许多朋友的印象。老友钟叔河说，就连做不擅长的体力活，朱正也总是认认真真地干。

  有一次，他在工地外看到朱正在筛沙子，就在篱笆外等着和朱正碰面。但好几天，朱正一直埋头认认真真筛沙子，没有抬过头朝篱笆外张望。后来，他凑到离朱正最近的门口，喊了朱正的名字，朱正才抬头看篱笆外，两人才说上一两句话。

  “文革”期间在劳改农场采茶，大多数人老叶嫩叶一把抓，增加茶叶的重量，但朱正老老实实按照规定摘取树枝上最嫩的三瓣叶子，速度慢，半天也摘不到几两鲜叶，过秤时总被管教批评。

  他出生在长沙一个工人家庭，有8个兄弟姐妹，朱正是长子，被宠着长大，在家没干过体力活。在劳改农场，他被认为劳动力太弱，丁等都够不上，列为等外。“我是一个很无能的人，劳动力的评级总是很低。”

  他承受厄运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时也是鲁迅被捧得最高的时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高远东也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鲁迅被神话了，不少人“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有些人直接把鲁迅批评过的人当成坏人。

  朱正举例，鲁迅在上海生活时，没有太多空间放书，就在家附近租房放书，但“四人帮”的笔杆子说，那个租的房子是鲁迅秘密读书室，是他秘密学马列的地方。作为鲁迅的忠实读者，朱正不愿意鲁迅以这样的形象“错误”示人。

  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要出版新版《鲁迅全集》，出版前，先印制少量征求意见本（红皮书），寄给鲁迅研究的专家征求意见。冯雪峰、孙用推荐了朱正，出版社也给朱正寄了一份。

  朱正认真地给收到的每一本红皮书写批注意见，再一本本寄回北京。

  他当时在工地上做测量工作，空闲时就在工地旁看书、批注。从1975年到1980年，他批注了28本红皮书。

  他没有和工友们提及，早在25岁那年，他就出版过第一本鲁迅传记《鲁迅传略》。那本书是鲁迅逝世20周年的纪念之作，给年轻的朱正带来一笔丰厚的稿费，1260元，足够在当时的长沙买一套房子。

  那时，他在报社工作。他还记得，1956年的除夕之夜，他一个人在报社过节：囫囵吃了一点糕点后，他开始动笔，写下他酝酿了许久、腹稿打了许多遍的《鲁迅传略》。谁也不会打扰他，他在隔壁除夕舞会的音乐声中奋笔疾书。

  从那天开始，他白天上班，晚上写书。写得最快的一天是“五一”节，同事放假都离开了，他一个人在报社从早晨写到下午4点多，写了1万多字。

  他那会儿就体现出严谨的态度，“资料不足之处，我就宁可让它单薄一点，绝不想当然地添上什么”。

  书里大多信息是按鲁迅的自述说的。只有一处，当鲁迅批评中医时，他作为党报工作人员，觉得这与20世纪50年代中医政策相悖，就模糊把鲁迅父亲的死亡归结为“某位庸医的责任” 。

  “你看，从这件事上，我是个老实、很守规矩的记者。”回忆起这件事时，朱正忍不住自我调侃。

  在75岁那年，他第三次写了鲁迅的传记《鲁迅传》

  如今回头看，朱正也觉得第一本书写得粗疏肤浅，只达到当时研究界的一般水平。更重要的是，年轻的朱正仰望着偶像式的文学巨匠，总不自觉地把鲁迅的一切思想通盘接受，在行文的时候，受到当时环境影响，把鲁迅标签化为铁板一块的革命化身。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朱正“平反”后，受邀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十六卷本的《鲁迅全集》的编辑，有机会接触了更多史料。他又重新改写扩充了一版《鲁迅传略》。

  那年他50岁，仰望鲁迅的角度越来越小。他细致地考证了鲁迅的生活细节，他也是当时国内较早考证鲁迅兄弟失和原因的学者。他笔下的鲁迅开始像一个“人”，会遇到与朱安感情不好、兄弟失和等问题。

  他花了一生的时间认识鲁迅。在75岁那年，他第三次写了鲁迅的传记《鲁迅传》。他觉得自己一本写得比一本好，越写越厚，每一版都有新的发现。

  他加入了一些新的考证成果：鲁迅和朱安在定亲前，鲁迅的母亲提前通知过在外求学的鲁迅，当时的鲁迅没有不同意；他也删除了第二版里，提到朱安不像妻子的细节，减少了对鲁迅道德拔高的评语。

  朱正决心给鲁迅祛魅，曾给1981年版《鲁迅全集》挑错，又因为新版没有修正错误感觉可惜。有人说，朱正是《鲁迅全集》最挑剔的读者。

  他从仰望鲁迅，慢慢也开始变为平视。他说，当他真正理解鲁迅伟大在什么地方，欠缺在什么地方，自然而然就平视起来。

  在他看来，鲁迅的长处在于，在五四运动期间，第一个创作出新文化代表的小说《呐喊》，而后接连创作出有批判精神、关注中国文化的杂文、小说。

  “鲁迅始终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奔走呼号，”朱正说，鲁迅敏锐地观察到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矛盾，毕生都在思考中国的出路，“我读书那会，中国也还在面临着这些矛盾，当时读鲁迅的书，觉得心心相印，鲁迅说出了那个时代共同的心声。”

  他至今还喜欢自己从少年就沉迷的几篇鲁迅的文章《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记谈话》，能清晰记得这些文章对于曾是高中生的自己的冲击力——在那会，没有人会像鲁迅一样，直接地写出中国的问题。

  《灯下漫笔》描摹的民国银行兑换银元的乱象，等到朱正上高中时，依然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社会。

  鲁迅细致地描述自己身处停兑风波中复杂的心理感受：当他好不容易兑换到一包现银，忍不住暗自欢喜时，却突然想到，人很容易变成奴隶，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鲁迅概括，中国史的分期只有两种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他呼吁当时的青年创造第三种时代——中国人不再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是享有充分人权的“人”的时代。

  他少年时跟着鲁迅学写文章，以致于后来写的杂文，被朋友说有鲁迅的影子，“我没有刻意模仿过，可能是读得多了，风格相似。”鲁迅写文章从不美化现实，于是朱正写的鲁迅，也是抛弃他人对鲁迅的美化，还原本真的鲁迅，呈现长处与短处。

  朱正承认，鲁迅后期有少数几篇没写好的文章，人云亦云为不深知的东西做辩护，背离了鲁迅一贯的批判精神。

  人文学者刘再复曾说，朱正写的鲁迅传记，写法干净老实，没有脂粉的遮蔽，没有概念的语障，没有意识形态的“隔”，也没有春秋笔法的旁敲侧击。

  这不仅是朱正个人阅历增长后的进步，也是时代的进步——学术界变得开放，他还有机会看到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资料。“要是我（对鲁迅）的看法没进步，那就是辜负了新时代。”

  他曾经以鲁迅的是非观为自己的是非观，听鲁迅的话，看了许多西方的书，“全盘西化”，但年纪渐长发现，中国的书籍也有许多值得看，“我是矫枉过正了，鲁迅怎么说我就这么做。”他慢慢有了自己的标准，而不是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

  “鲁迅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丧失对未来的希望”

  谈起他逐渐平视鲁迅的过程时，92岁的朱正站在书架前，挨个介绍他写的每一本与鲁迅相关的书。他还从书堆里翻找出一大摞红皮书，颤颤悠悠地抱着那摞书走了大半个客厅，讲他在测量工地上批注的感受。

  他也会提起第一个跟他介绍鲁迅的人，他的初中国文老师。在抗日刚刚结束的课堂上，这位国文老师用了一节课讲《阿Q正传》，讲《死魂灵》，讲得兴致勃勃。朱正从他口中第一次听到了鲁迅的名字。

  他跟国文老师借了一本鲁迅的书，鲁迅的文章就印刷在比卫生纸还粗糙的草纸上，他一开始有点读不懂。

  多年后，这位老师给朱正所在的报社寄来读者来信，信里说，他编过报纸，做过教员，失过业，也在国民党军队混过，现在在小医院的挂号台工作，希望重新回到教师岗位上，“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资产的小资产阶级，也是没有什么知识的知识分子”。

  朱正后来去拜访了老师，可老师回到讲台不久就病死了。朱正说，“他是一个天真的人，在那会，放着教科书的内容不教，跟学生讲不合时宜的左倾作家鲁迅。”

  许多朋友在提起朱正的时候，喜欢用天真、单纯来形容他。他的儿子朱晓也说，父亲天真单纯了一辈子。

  朱正回忆，最天真的时候是十七八岁那会儿，满脑子是乌托邦思想，后面经历几次运动，最难熬的时候，鲁迅支撑着他在逆境中熬下去。他至今能背出鲁迅的那段话，“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那是他从鲁迅身上学到的受益一生的财富，“鲁迅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丧失对未来的希望”。

  “文革”期间，他在牢里也没有放弃过思考中国的出路与困境。他认为，某种程度上，这种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也与鲁迅一脉相承。

  后来的人很难理解他这代人平视鲁迅的艰难——他成长于文学作品相对匮乏的年代，鲁迅是他接触过最顶尖的作家之一。他曾经做梦都想和鲁迅一样成为作家，甚至在鲁迅的影响下，十七八岁不上大学，想各种办法加入革命队伍里。

  平视带给他最大的感受是，文学巨匠也有时代的局限性。“那个时代过去了，鲁迅就过去了。”他认为，鲁迅反映了20世纪初的中国，就像如今读李白、杜甫、司马迁，也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有永恒的真理。

  如今，年轻人眼里的鲁迅，是网络时代的金句王，遇到读书、情感、交际等难题时，总免不了晒出几句鲁迅的名言。鲁迅更像是年轻人的“嘴替”，只不过年轻人关注的话题，从朱正那个时代对中国出路的思索，转变为对个人生活的调侃。

  高远东说，生活在21世纪的人掌握了很多鲁迅掌握不了的信息，能轻易做“事后诸葛”平视鲁迅，但因为没有经历过复杂、沉重的历史磨难，不一定完全理解鲁迅的时代问题，对鲁迅的理解不一定能赶得上朱正这代人。

  朱正坦然接受了鲁迅研究热度退去的事实，“这是一种好现象，鲁迅1936年死后，中国出现许多新的作家。以前可研究的对象少，现在可研究的作家多了，分摊到鲁迅身上的就变少了。”

  但《鲁迅回忆录正误》编辑郭娟发现，这些年，鲁迅研究已经从学界走向了民间，许多年轻人遇到困境，会看鲁迅的文章，寻找力量。朱正晚年写的《鲁迅传》，如今已经再版10次，2023年5月，《鲁迅回忆录正误》又出了一本增订版。

  “鲁迅的书在市场上依然畅销，说明鲁迅不过时。”郭娟说。

  朱正后来想要跳出鲁迅去看社会，扩大研究范围。“但迟了，不可能有多大的作为了。”

  他指了指书架上由儿子朱晓翻译的麦克卢汉的系列书籍，“我也想帮他去找麦克卢汉的资料，但是都是英文，我看不懂。”

  “朋友死得差不多了，我也孤独”

  朱正退休那年，诗人邵燕祥给他看了一篇研究“反右”运动的文章。这激发朱正开始研究“反右”，“退休了，我终于有了自由工作的时间。”在那时，研究“反右”运动的文章较少，他想，“要写前人没写的，要写后人要看的”。

  提起20世纪50年代那段往事，朱正没有悲戚或是不平的情绪，他说，那是他作为理想主义者在那个时代必然要碰的壁。“它来临时，你就承受吧。”如果非要给年轻人什么建议的话， 他引用法国诗人路易·阿拉贡的话，“如果我能重新生活一遍，我将依然走这一条道路。”

  有朋友评价朱正，无论经历多少事，那根脊梁依然挺得笔直，一点也没变。

  “如果把朱正仅仅看成鲁迅研究专家，把他看小了。”高远东说，“他同时是历史学家和散文家。”

  朱正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就是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

  朱正在北京生活时，常与翻译家蓝英年、鲁迅研究学者王得后、诗人邵燕祥等朋友聚会。编辑陈徒手经常参加这群学者的聚会。他记得，饭局上，朱正话不多，说话很诚恳，不啰嗦，喜欢说他最近读书的新发现、新线索，“那些老人最爱听他分享这些”。

  朱正不擅长经营人际关系，有一年登门给出版社的老社长拜年，送了一盒点心表心意，老社长的家人一打开，第二层点心居然发霉了，朱正却没发现。

  他能聊得来的朋友也不多。翻译家蓝英年说，朱正是他最佩服的朋友之一，读书好、智商高、记忆强，有一次两人去广西柳州讲学，回程火车上，想起柳宗元是柳州刺史，便一人一句接力背唐诗，最后蓝英年败下阵来，“他知道（唐诗）更多”。

  两人经常聊苏联的历史，后来还合著相关主题的书，有时也会谈鲁迅。可惜如今，他们生活在不同城市，朱正的耳朵也聋了，很难和蓝英年见面或电话联系。

  时间带走他一个又一个的朋友，和他一起合著过《重读鲁迅》的邵燕祥在睡梦中离世了，终审签发第一版《鲁迅传略》的前辈楼适夷也走了，写过大量研究鲁迅的论文的舒芜也走了，朱正说：“朋友死得差不多了，我也孤独。”

  2023年，朱正停下了所有研究计划，他的记忆力在慢慢衰退，已没有体力查阅厚重的档案资料，或开启新的研究话题。

  大多时候，他喜欢泡在书房里，对着电脑看电子书。他习惯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控制着鼠标，旁边摆着放大镜和《新华字典》：他的普通话有湖南乡音，有时打字得借助字典查发音。

  电脑就像他年老的玩具。他一度沉迷过游戏。

  “空档接龙你玩过吗？”他兴致勃勃地跟记者介绍规则，“那跟写文章是一样的，需要你在混乱的扑克牌里理出头绪。”他喜欢逐渐整理思绪的过程，有时一玩就得一两个小时，耽误时间和研究进度。后来，他只能学着年轻人把游戏卸载掉。

  “我不是懒惰，心力不济了，我这辈子成就到此为止，就干了两件事，研究鲁迅和研究反右。”他曾经花大量时间读书、做研究，想探寻中国发展的脉络，但现在，他说，“我都看清楚了，也没有疑问了。”

  参考书目：

  《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版）》 朱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 朱正 北京大学出版社

  《鲁迅传》 朱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重读鲁迅》 朱正 东方出版社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正 河南人民出版社

  《辫子、小脚及其它》 朱正 花城出版社

  《从苏联到俄罗斯》蓝英年 朱正 东方出版社

  《当代学人精品·朱正卷》朱正 广东人民出版社

  《拾零新集》朱正 花城出版社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