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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人文主义观

2022-06-16 21:10:53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方蓓蓓

   
“人文主义”这个称谓由德国教育家尼特哈麦于19世纪提出,指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潮。

大江健三郎近照。资料图片

由大江的妻兄、著名导演伊丹十三根据大江的小说《静静的生活》拍摄的同名电影海报。资料图片

  “人文主义”这个称谓由德国教育家尼特哈麦于19世纪提出,指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潮。早在14世纪,这种思潮就已出现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15世纪以降,开始逐渐辐射至欧洲乃至其他地区。

  在大江健三郎的文学道路上,法国人文主义给予他的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两位重要人物:萨特和渡边一夫,他们都曾在不同时期深刻地影响大江,这些影响亦如实投射于大江的文学作品中。大江早期作品中不断且重复出现“被监禁、被封闭”的意象,正是源自萨特的“无出口”“徒劳”意识,直至1964年《个人的体验》刊行,这些意识才逐渐从其文学作品中退出。早在此前一年的1963年,大江的长子大江光出生时罹患脑疝,与此同时,大江在事业上亦陷入了困境。在绝望的现实面前,大江认为萨特及存在主义没能帮助自己和家庭克服眼前的困难,因而决定重新学习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尤其是经由其大学时代的导师渡边一夫所译介的著作及其思考。大江将这些思考植入中后期的创作中,在接受渡边一夫以“宽容”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反省”,以“勇敢战斗的人文主义者”的姿态重构了其人文主义精神。

  Ⅰ 对萨特及存在主义的继承

  存在主义是一种在危机和灾难中诞生并流传开来的哲学思想,因此正如法国哲学家加罗蒂评价的那样,存在主义“由于局面混乱和大难临头而给当代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风格和一种悲剧性的风格”。

  萨特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指出存在主义把人当作人,注重人的尊严,因此它是一种人道主义。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他认为先是有了人的存在,人才有可能进行自由选择,同时,人也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这种“自由选择”为在荒诞、悲观的现实世界中挣扎的人们提供了一条出路。此外,萨特亦在出版于1947年的《何为文学》中提出了“介入文学”,在他看来,写作就是要揭露、要说话、要介入,要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时代。对于揭露以及介入的内涵,萨特则认为要做正义的召唤,要揭露一切非正义的行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存在主义在德国出现。很快,田边元等日本学者便将其介绍至日本。日本人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忧虑不安、身心俱疲,存在主义的适时出现成为治愈他们内心创伤的良药。1938年,萨特因为长篇小说《恶心》而享誉欧洲文坛并逐渐蜚声世界,同时他的存在主义亦成为当时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哲学思想。1945年日本战败,美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日本人的精神信仰被瞬间击溃,他们开始反省自身的存在并由此追问人生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主义在日本的发展走向高潮。

  存在主义在日本广泛流传的时候,大江正值青少年时期,曾多次在随笔、自传中毫不隐讳地表达了自己如何迷恋萨特及存在主义。当然,这与他自小持续解读鲁迅有着较大的关系。鲁迅和萨特的思想源头中都有着克尔凯郭尔思想及其学说,出于这个缘故,当大江在大学时代邂逅萨特及存在主义时,便不自觉地受到了吸引。《恶心》等萨特前期作品中均透露着“无出口”和“徒劳”意识,作品中的人们无一例外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荒诞且虚无的,他们找不到出路,觉得一切都是徒劳,人生亦充满痛苦和绝望。在萨特与本尼·莱维的对话录《今天的希望》中,萨特表示“虽然经历绝望,但希望从未远离过自己”,《存在与虚无》以后的著作中“再也找不到这种绝望了”。尽管如此,其前期作品中显现的悲观与绝望亦客观存在。

  日本战败时大江十岁,正值小学五年级。那时美国占领了日本,整个日本顿时像是被封闭在了“墙壁”之中。萨特文学中的“无出口、徒劳”意识使得大江感同身受,这些影响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随处可见。

  1957年,大江通过《奇妙的工作》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这部小说一经面世就获得了当年的“五月祭奖”,成功引起文艺评论家平野谦的注意。该作品呈现了一个发生于二战后的故事,故事中,东大学生“我”、女学生、私立大学生三人为了赚取生活费而替医院屠杀用来进行实验的狗,最终不仅三人都没能获取报酬,“我”还被狗咬伤,既无赔偿还必须自行承担医疗费。大江将二战后的日本学生描述成丧失敌意的狗,在美国的“监禁”下没有个性、麻木不仁。显然,无论是“监禁”的状态,“恶心”的工作内容,还是“徒劳”的结局,都受到了萨特的影响。

  此外,发表于同年9月的另一部短篇小说《死者的奢华》也有着同样的风格。《死者的奢华》一经问世,便成为当年“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这部小说同样刻画了一个二战后的故事,讲述大学生“我”和一位怀孕的女大学生一起前往医学部打工,两人与解剖室管理员一同搬运尸体,最后由于事务所工作人员的失误,三人面临可能无法获取报酬的尴尬局面。在作品中,数次出现“监禁”“徒劳”“绝望”等表述,毫无疑问又是一篇“萨特”风的小说。

  其实,不仅以上两部短篇小说,1958年出版的小说集《死者的奢华》亦为同样主题。该小说集由包括前述两部作品在内共九篇短篇小说构成。大江对于这些小说有着整体的构想,他在小说集的后记中说道:“我一贯的主题是思考被监禁的状态、思考被封闭在墙壁中的生存状态。”的确,其时的大江一直将萨特及存在主义视作自己的精神食粮,吮吸着其中的汁液,从中感受到的思想也就必然投射于他的创作中。

  1947年,日本相继颁布《日本国宪法》与《教育基本法》,推进了日本社会和教育等领域的民主改革,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这两部大法便面临着被修改的危险,与此同时,战前和战争期间被军国主义者奉为教育领域之圭臬的《教育敕语》屡屡受到肯定与拥护。面对这些令人绝望的局面,大江在创作中自然无法展现积极与乐观,却也在随后发表的《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中,让希望开始萌发。在该小说中,主人公“我”的结局在初稿中是“被村民杀害”,后来则改为“向更加黑暗的树丛、更加黑暗的草丛跑去”。大江说这样的改动是来自母亲的建议,因为母亲告诉他,尽管绝望,我们还是要对未来充满希望。“黑暗”的重复使用,增强了外部世界的危险性以及不确定性,但“我”却因此获得了一个生存下去的希望,这时的希望在大江文学中或许仍然渺茫,却已不同于之前毫无希望的绝望。1964年,随着其代表作《个人的体验》刊行,微弱的希望开始在大江文学中呈现出勃勃生机。

  在这部重要作品中,主人公“鸟”的妻子诞下一个脑组织外溢的智障儿。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鸟开始了一场充满纠葛的内心之旅,经过漫长的心灵炼狱,他最后幡然醒悟,决定与孩子共度苦难而漫长的人生。这部植根于大江亲身经历之上的作品延续了之前“痛苦与绝望”的基调,不过在小说的结尾,鸟却作出了与智障儿共生的决定。大江认为正是这样的转变,才能够使得小说从否定朝着正面回转过来,也正是通过这部小说,他从因婴儿诞生而陷入的困境中真正走了出来。

  2000年,大江访问北京。在一次演讲中,大江表明,在他的家庭因儿子的出生而陷入困境之时,萨特式的立场反而将自己困在难以抽身的危机之中。在稍后的谈话中,大江更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在儿子光诞生后意识到必须重塑其精神,而这种重塑精神的武器,就是经由其大学时代导师渡边一夫所传授的法国人文主义思想。由此可见,《个人的体验》象征着大江的文学开始出现转折,亦宣告了大江与萨特及存在主义的“悲观文学”开始分道扬镳,还是其再度认识法国人文主义传统的标志。当然,萨特对大江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他悲观的“无出口”“徒劳”等消极意识之中,还有一直影响大江至今的“介入文学”,萨特提出的“写作就是要揭露、要说话、要介入”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大江,使得大江不仅将这些体悟反映在文学中,亦贯穿至现实行动中。

  Ⅱ 对渡边一夫及人文主义的超越

  《铁炮记》《日本教会史》以及《亚洲志》都认为在16世纪40年代初,欧洲人与日本列岛有了最初的接触。16世纪80年代,日本九州地区的天主教大名开始向欧洲派遣使节,欧洲人亦向日本派遣船队。英国人威廉·亚当斯便是在这个时候乘坐利夫德号来到日本,这条船的船尾安放了荷兰人文主义思想家伊拉斯谟的雕像,这便是人文主义由欧洲首次传播至日本的证据。时至18世纪,日本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町人阶级开始形成,这些人提出“人性解放”“追求自由”“四民平等”等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主张。至20世纪,日本社会曾两次激烈探讨人文主义,一次是60年代前后,日本逐渐完成战后复兴之时;另一次则发生在世纪末,日本走向新世纪之际。

  就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第一次激烈探讨人文主义前夕,大江正在东京大学跟随渡边一夫教授学习法国人文主义思想。渡边一夫是研究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思想的重要学者,也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经典巨著《巨人传》的日译者。他在将拉伯雷及其作品译介至日本的同时,还将拉伯雷前后的法国人文学者及其生平和思想移植到日本。长子光出生后,与智障儿共生的决心促使大江重新建构和检讨自己的人文主义精神,于是便开始重读渡边一夫的作品以及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典籍。

  1994年,大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斯德哥尔摩面向世界的讲演中,大江介绍了自己的导师渡边一夫,同时表达了对其人文主义的肯定。作为渡边一夫的弟子,大江希望通过小说家这份工作向日本人和全世界传递这种精神,而他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亦体现在其言行与作品中。

  “宽容”是渡边一夫对人文主义最具代表性的解读。在《为了保护自己,面对不宽容,宽容应该成为不宽容吗?》一文中,渡边指出,必须时刻保持宽容,即便他人对己不宽容,也要宽容待人。在此基础上,大江进而提出“保持具有人性的反省”。在大江看来,渡边一夫疾呼宽容正是因为日本社会缺少宽容精神,大江的父亲在战争时期被当地官员以语言压制的经历便是这种现象的表征,儿子大江光在生活中受到的歧视甚或辱骂亦是这种表征。1998年,大江在写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信中指出,不宽容现象已经发展成国家性行为。因此,大江认为日本人需要反省,日本这个国家需要反省,他将这种强烈的信念表达在作品及言行之中。在其长篇随笔《广岛札记》中,大江记录了自己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幸存者们一同参加反核运动的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反省;在另一部长篇随笔《冲绳札记》里,大江则提升了反省的力度,不仅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更是立足于加害者的立场反思战争;为了维护和平宪法,大江与加藤周一等人共同创建了民间和平组织“九条会”,甚至在斯德哥尔摩向世界表示“改宪是背叛行为”;当日本所谓的“爱国心”教育卷土重来之际,大江又借助晚期长篇小说《水死》为孩子们找寻希望……

  “信仰”是渡边一夫人文主义精神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大江及其文学则赋予信仰“希望”之名。1967年,大江发表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并将小说的整体基调定为“由死向生”。该小说以“朋友的死”开篇,又使“噩梦”“焦灼”等遣词贯穿小说整体,然而结尾一改开篇的绝望,显示出对婴儿诞生的期待感,由此可见,即使历经劫难,大江的最终旨归还是“希望”。同一年,大江表达了与陶渊明笔下“桃花源”意思相近的“乌托邦”思想。“乌托邦”一词意为“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之所”,源于希腊文ou和topos。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之后,大江开始在《洪水淹及我的灵魂》等一系列长篇小说中构建希望的乌托邦。例如《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中那些“自由航海团”的年轻人,为了反抗社会暴力而选择与象征国家权力的警察队进行枪战,从而能够远离日本前往乌托邦生活……尽管该小说的结局并不尽如人意,却也向读者呈现出了些微的希望。又如《同时代的游戏》中拒绝归属天皇制国家的村民们,为了建立起自己的乌托邦而与天皇的军队展开游击战,虽然这场为时50天的战争与“自由航海团”的抗争一样以失败告终,但作为反抗天皇制的象征,大江的乌托邦梦想却得以延续。此外,在《M/T与森林中的奇异故事》中,大江创建出一个颠覆以往男性主宰的新型社会,力图表现“反对天皇制”,进而“建构乌托邦”的思想。20世纪90年代以降,大江更是为象征未来和希望的孩子们陆续写下《康复的家庭》等四部长篇随笔、《二百年的孩子》等长篇小说,意在告诉孩子们积累至今的经验与教训并为他们寻找希望;在后期长篇小说《水死》以及《晚年样式集》中,大江亦呼吁人们为下一代寻求希望。

  反省也好,希望的信仰亦罢,大江用文学关注人的生存、关注现实问题,这些都是其欲表达的人文主义精神。从萨特到渡边一夫,大江的人文主义观经历了从绝望到希望的过程。当然,随着思考的逐步深入,大江对人文主义的看法还会发生变化,然而无论如何,其思想底流中都有着萨特及渡边一夫的影响。

  (作者:方蓓蓓,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编辑: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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