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大江健三郎第五次友好访华期间，特意前往南京访问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与当地研究大屠杀历史的学者们展开了交流。当被问到“日本官兵为何在南京做下如此残暴的行径”之时，大江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他回应道：“这些加害者本来都是普通的国民，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残暴的人？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不过，倘若我们仔细观察，便可以发现大江早已将其思考诉诸为文字告诉了诸位读者。2007年7月4日，大江在日本《朝日新闻》的专栏中控诉了二战期间驻守冲绳地区渡嘉敷岛的第三十二军，他们曾用武力强制岛上居民“集体自决”，大江在揭露日本官兵残暴行径的同时，亦犀利指出残暴的背后是以“顺从”为核心的国民教育，也就是二战前日本的“忠君爱国”教育观。
在接纳中质疑
所谓“忠君爱国”教育观，指的是二战前日本在《教育敕语》指导下所奉行的“天皇至上”教育理念。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行后，绝对天皇制政权登上历史舞台。为了稳固政权，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教育敕语》以向国民灌输“天皇至上”教育理念，鼓动他们为国献身；其后，教育更是被纳入至战争的轨道，开始服务于侵略战争。大江出生于1935年，亲身经历了日本二战前的“忠君爱国”教育，年少时期曾视“为了天皇如何勇敢地战死”为最高人生信仰，在随笔中他如此回忆过往的这段教育经历：
战争期间初等教育——我们是唯一一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年上国民学校，又在战后新体制确立之前毕业的人——所培养的，是绝对天皇制、是天皇是神的思想。
其时，为了给少年儿童灌输“天皇是神”的意识，日本政府命令文部省给全国多数学校下发天皇和皇后的“御真影”以及《教育敕语》的副本，规定学校将这些东西供奉在奉安殿，并定时组织学生朝拜“御真影”、“奉读”《教育敕语》。如此引导下，少年大江的最大心愿就是“为了天皇而上战场”。在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1960）中，大江大致还原了这段经历。小说讲述了1945年日本战败后，主人公“我”从一名军国少年成长为一位民主主义战士的过程，其中，“我”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构成小说的明线，贯穿始终的“迟到”二字则成为了小说的暗线，明暗双线共同架构起大江对日本战前“忠君爱国”教育观的思考。
小说中，“我”的“忠君爱国”教育观受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的多重影响。这里所谓的家庭教育主要来自“我”的父亲。父亲信奉国家主义，尽管他已经去世，但他自幼教育“我”说道：“对于战争，没有一个人会迟到。大家都去参战，都去当兵！”这种思想对“我”影响至深。而学校教育指涉女教师等人对“我”实施的各种教诲。女教师时而鼓励我要像拉包尔航空队的战士一样勇敢，时而又讽刺“我”从而激励“我”参战；此外，还多次提醒“我”要好好回忆父亲在世时对“我”的教诲。社会教育则主要来自村长以及村民们的言行举止。村长多次提及如果发生战败，他将在奉安殿的正面剖腹自尽；而村民们则视奉安殿为贫穷村子的唯一骄傲，将其修建得熠熠生辉。这些举动都显示出奉安殿在他们心中的显赫地位，亦印证了天皇以及《教育敕语》的重要位置。
在家庭、学校以及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影响下，“我”深陷在天皇的幻影之中，一切努力只是“为了天皇而上战场”。但是，随着日本战败，“我”最终迟到了。于是，“我”丧失了所有斗志，站在村长应当剖腹自尽的奉安殿正面抽泣，而此时奉安殿上菊花图案的金质纹章就好像“暗处窥伺的野兽的眼睛，犀利地注视并威吓着我”。众所周知，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也就是天皇的象征，尽管战败后天皇从神降格为人，却仿佛成为一种缺席的在场，在暗处监视“我”的举动。如此天皇幻影之下，为了表达自己的“忠君爱国”之心，“我”模仿村长为天皇剖腹自尽的样子，毅然决然地将刀子戳向了自己的左上臂。
儿时的大江曾对学校组织学生朝拜“御真影”的行为充满好奇，却因此招来校长的一顿毒打。这使得大江惧怕，亦开始对“天皇至上”的“忠君爱国”教育观产生了质疑。黑古一夫指出，少年时代的大江被强迫活在一种二律背反的矛盾中，也就是说，身为军国少年的大江，内心却质疑“御真影”所象征的意义。在与君特·格拉斯的另一封信中，大江说起有个年轻士兵因从天皇军队出逃后遭到宪兵威逼从而羞愧吊死的事，其父母在面对儿子尸体被宪兵践踏时居然没有反抗。可见，在“忠君爱国”教育观的灌输下，士兵及其父母都可以有违“恐惧死亡”的天性。儿时的这些经历带给大江诸多思考，亦使其对之不断产生质疑，其后的大江文学之中，这种质疑更是发展成为一股勇敢的抗衡之力。
在质疑中抗衡
或许是为了表达自己与“忠君爱国”教育观抗衡的决心，在《迟到的青年》之后，大江又相继创作了短篇小说《十七岁》（1961）以及续篇《政治少年之死》（1961）。两部短篇均以一位17岁少年为主人公，前者讲述了这位少年加入皇道派后成为天皇赤子的经历；后者则刻画了其在“忠君爱国”教育观的迷幻下，刺杀反对天皇制的委员长的心路历程。两部小说一经发表，就由于影射日本社会现状而遭到右翼保守势力的威胁，2018年，《政治少年之死》才得以收入至《大江健三郎小说全集》中。
两部小说的时间背景均为1958年。1945年日本战败，其后日本在美国的指导下开始进行民主化改革，象征性天皇制登上历史舞台。新的思想与制度给日本人带去了实惠，同时亦对他们的价值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下，那批将“天皇至上”视为圭臬的年轻人开始怀疑自我，并逐渐陷入苦闷甚或恐惧之中。占领期结束后，日本在法律上取得了独立，但由于《旧金山条约》《日美安保条约》等法律文件，美国得以继续驻扎日本，并在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上继续控制日本。这种背景下，那批年轻人愈发无奈，甚至陷入绝望。《十七岁》中的少年便是这其中的一员，他在经历了价值观上的左摇右摆后，最后加入了皇道派青年组。这个青年组有着铁一样的规则。此时，虽然已是战后，绝对天皇制亦退出历史舞台，但这部铁则不仅要求青年们忠诚与勇敢，还必须服从天皇与国家。这些内容与二战前日本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国民道德方针《教育敕语》如出一辙。
《教育敕语》颁布于1890年，此前，为了实施立宪政治，日本政府试图借助天皇统一民心。为了给国民灌输“天皇至上”的观念，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实施，其中第三条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1890年，日本政府又颁布《教育敕语》，将“克忠克孝、亿兆一心”定位为“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教育敕语》颁行前，明治天皇曾于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对日本军人提出了以“尽忠为本分”与“尚勇武”为核心的五点要求。在这些观念的引导下，日本军人的“忠君爱国”意识日益增强。不难发现，《教育敕语》与《军人敕谕》有着毫无二致的精神核心，战争期间，两部方针更是一同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思想来源。
细读可知，《十七岁》中皇道派青年组接受的教育正是来自《教育敕语》。在续篇《政治少年之死》中，这位“早晨奉读《教育敕语》、傍晚朝拜御真影”的“忠君爱国”少年，终于在天皇幻影的引导下走上了毁灭之路。临死前，少年听到了曾经最为钟爱的旋律《哦！卡罗》。《哦！卡罗》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一首经典情歌，由美国作曲家尼尔·西达卡创作，歌曲大意是尽管遭到爱人诓骗，也希望和她永不分离。明显，大江通过刻画日本少年对一首美国歌曲的钟爱，既暗示了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忠君爱国”思想，也揭示出关系“深远”的日美同盟。
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残暴的人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思考“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残暴的人”。正如大江在上述三部小说中所揭示的那样，《迟到的青年》中的“我”也好，17岁少年也罢，都深陷天皇幻影之中无法自拔。由此可见，二战后的日本虽然已经摆脱绝对天皇制的桎梏，但“天皇至上”的意识形态依然发挥作用，因此，就更别提绝对天皇制统领日本的时代了。彼时，为了维护与巩固绝对天皇制，日本在《教育敕语》《军人敕谕》的指导下，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为了天皇而上战场”，“为了天皇去死”等“忠君爱国”思想深入人心。他们可以为了效忠天皇而选择自尽，比如《迟到的青年》中的村长，又如从天皇军队出逃的士兵；当然也可以为了效忠天皇而选择变成残暴的人，比如血洗南京城时的日本军，又如逼迫冲绳地区渡嘉敷岛全体居民“集体自决”的三十二军。而效忠天皇的背后，则是他们自小被灌输的“忠君爱国”教育观。
法国哲人爱尔维修指出：“人是环境与教育的产物”，在“忠君爱国”教育观的影响下，诸多日本人争先恐后地“为了天皇去死”。大江虽然深深质疑这种教育观，却也不能不承认儿时的自己曾为其倾倒，甚至在剖析自己过往的精神史时表明“天皇陛下万岁”这种思想也许会再度袭来。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与之进行着抗衡。90年代中后期的大江文学中，这种抗衡开始变得更为明确且直白。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