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于2023年3月3日在东京去世，享年88岁。这位作家在其整个创作生涯中，以敏锐、阔达的思考和深刻、精准的笔触书写了人类的生存意义、自我认同、历史与记忆等主题。与此同时，他坚定反对天皇制和超国家主义，撰写了一系列抨击封建天皇制的作品，试图通过这些作品唤醒日本社会对历史的关注和反思。

  “没有影子之人，便是没有人性之人”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天皇制的超国家主义政治需求下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在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发生了绝对性颠覆。战争的失败、东京大轰炸以及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给日本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投射了一笔浓重的阴影。此后，美国以盟国占领军的名义控制日本，并成为日本人无法抗衡的可怖对象。然而，日本却一面延续着对亚洲各国的傲慢与轻视，无视对亚洲各国造成的创伤，另一面则一味地模仿和崇拜美国，忽略了由此产生的摩擦和尊严受损。这种行为，正是心理学家荣格“原型理论”中阴影原型的一体两面。

  “原型”（Archetype）一词最初出现于荣格的《本能与无意识》（1919年）一书。荣格在文中指出，原型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心理经验，是从人类原始社会开始世代传承的长期积累：“原型像命运一样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其影响可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被感觉到”， 从而将“原型”定义为集体无意识的内容。

  在大江出生的1935年，日本实行绝对天皇制，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盛行，对内实行高度控制，对外扩张成为其主要政治策略。在当时的日本国民心目中，“为天皇赴死”被视为最高荣誉。当时这种观念被强制性地灌输给包括青年人在内的所有日本人的教育、宣传中。为数众多的日本人甚至认为国家和天皇高于自己的生命。在大江的作品《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中，主人公的母亲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国民学校上学时，当老师问道：如果天皇陛下说，去死。你会去死吗？所有人都要回答：是的，我会去死。我愿意为天皇陛下欣然赴死。每当这个残忍的场面进入梦境，你都会哭着醒来。

  实际上，这也是大江本人的亲身经历。在其书简集《始自于日本的“我”的书信》中，这位作家提到，在国民学校上学时，奉安殿里供奉着天皇和皇后的御像。因此，教师们会询问学生一个问题：如果天皇陛下号召你放弃生命，你应该怎么做？被告知的标准答案是毫不犹豫地为天皇陛下赴死。然而，有一次，轮到大江回答时，他稍微迟疑了一下，其结果便是遭到教师毫不留情的毒打。

  在其小说作品《政治少年之死》中，大江讲述了一个少年的故事。这个少年原本是娇小可爱、天真明媚，长大后却被家庭所忽视。在17岁时，他寄希望于参加反对美军基地的活动，结果被社会课老师大声训斥，使他变得自卑和孤独。其后，他转而投向为“超国家主义”捧场的观众，生活状态由此发生了极大转变。在家里，他被父母重新看待；在外面，“穿着制服在街上行走，也会全身充满幸福感，像甲虫一样的铠甲紧裹身躯”。别人看不见他肥胖、虚弱、胆怯、丑陋的内心，他感到心情舒畅，飘飘然如同上天堂，他完全抛弃了私心，要将自己全身心地奉献给他的天皇陛下。

  关于这种现象和心象，荣格也有论述：许多人常常会否定自己、拒绝自己，他将这种具有自我否定的倾向称为“影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黑暗“影子”，同时“影子”也作用于内心的互补原则：当人的意识变得片面时，影子便会形成对其进行补偿的倾向。以《政治少年之死》为例，可以看到，在封建天皇制的荼毒下，这个少年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的能力。换言之，他的“影子”已经完全消失了。在天皇神化形象的操控下，少年的思想变得僵化，失去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并将政治参与过程转化为了情感和精神信仰。虽然“影子”也有可怕之处，但如果没有它，人类便会缺乏人性。在我们用作分析的这部小说中，原本生动立体的少年被“超国家主义”敲骨吸髓，只留下一具僵硬的外壳，直至彻底死亡。

  同以“少年之死”为主题的《十七岁》（1961年1月）及其姊妹篇《政治少年之死》（1961年2月）发表于《文学界》，一经发表，便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引发了强烈反响。大江本人及杂志社遭到了“超国家主义”者的猛烈抨击，说是这两篇小说“严重地损害了天皇的尊严”。这种现象表明，虽然20世纪60年代距日本战败已有十多年，绝对主义天皇制社会伦理这个幽灵却仍然游荡在日本列岛，仍然潜隐于当时多数日本人的心理底层。在这样严峻的社会现实中，大江试图以其作品呈现“没有影子之人，便是没有人性之人”，竭力要在那座“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砸出一丝缝隙，便是其唯一选择了。因为他清醒地知道，一个无法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历史阴暗面的国家，一定是没有未来的国家。

  “兄弟”母题下的阴影

  继《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之后，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1967年）成为大江诸多小说中的扛鼎之作的同时，亦是其书写阴影的代表作之一。《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主要描写了两位兄弟“我”（蜜三郎）和弟弟（鹰四）从都市回到故乡的经历。这两兄弟性格迥异，行事风格也相去甚远：蜜三郎原为大学教师，在平凡的生活遭遇了一系列挫折和打击，其眼睛被人用石块打瞎，刚出生的孩子是一个残疾儿，妻子因此沉溺于嗜酒，较为亲近的朋友又以奇怪的方式自杀……这些不幸的经历使他变得意志消沉、沮丧绝望、自我麻醉，感觉自己好似被大头针钉住的昆虫般软弱无力。他甚至将自己关进废弃的谷仓，试图以此远离世界。这位原大学教师反对暴力，对弟弟组织的暴力活动冷眼旁观，认为自己是一个“软弱的局外人”。他渴望隐居洞穴，希望有一天能像自己的朋友一样，以一种自己满意的方式结束生命。与蜜三郎不同，弟弟鹰四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回到故乡后，受到农民暴动传说的鼓舞，总是思考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发挥作用，甚至不惜创造一个“犯罪的自我”。他召集一些青年在村里组建了足球队，并以此为契机成为暴力活动的领袖。他藐视成规，不屈从于常规，个人生活上也屡屡违背禁忌，同时深信自身的力量，想要通过主观努力改变现实。由此可见，小说中的这两“兄弟”性格迥异且拥有不同人生观、价值观。

  世界上有许多以“两兄弟”为主题的小说、故事和童话，这种古老的手法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2世纪的埃及。那则埃及寓言讲述了一对性格相反的两兄弟的故事：哥哥名叫“真实”，弟弟名叫“谎言”，两人为谁更强大而整日争吵不休。在日本的传说中，同样不乏“两兄弟”为题的故事，这一类故事都对人物都作了极富对比性的描写。正如《格林童话》中所言：“山和谷不会相遇，人和人却会碰到一起，无论是好人也罢坏人也罢。”性格迥异的“两兄弟”，作为一个母题和原型，长久地存在于人类心灵的历史中。完全同质的事物间往往会蜕变为一潭死水，唯有对立的事物之间才可能产生巨大张力并被赋予流动性。

  战后，通过“东京审判”，日本得以存留以天皇为首的统治阶层的部分利益，同时在美日政治合作之下，虚构了“日本部分军人不顾天皇和其他爱好和平的人士的反对肆意发动了对美国的战争”这一历史虚像，使保守政治在日本国内占据了主导地位。1960年1月，日美在华盛顿签署《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共同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引发了大量日本民众的反抗运动。在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中，鹰四参加的便是反对安保条约的运动。

  或许，鹰四发起斗争的初衷只是为了抗衡利益集团，然而为了维持长期的暴动活动，他也变得相当残暴，痛打反对他的年轻人，这体现出他所领导的暴动活动同样具有专制主义的色彩。就像屠龙少年最终变成恶龙那样，鹰四也逐渐失去了初衷，从暴力反抗走向暴力终结，在暴力活动失败之后，鹰四选择以饮弹自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倘若从心理原型阴影的视角加以观察，鹰四的死亡便是一种人格的自我阉割。心理学家埃里希·诺依曼曾提出一个观点：“为了达到重生的死亡，英雄必须进行自我阉割。当面对伟大存在时，英雄需要认识到自己的卑微并将其割舍。”大江通过两兄弟的种种表现与最后抉择，充分说明了超国家主义和天皇制对日本国民心理造成的巨大迷惘和困扰。因此，即使经历阵痛，也要实现对天皇制的“阉割”，包括政治、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阉割，才能斩断超国家主义的血脉，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以最大的勇气直面阴影

  1970年11月25日，三岛由纪夫在位于东京都市谷的陆上自卫队驻屯地东部方面队总监部挟持总监鼓动自卫队员兵变未遂从而剖腹自杀，这一事件深深触动大江健三郎，使其创作了长篇小说《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1971年）。借助35岁青年的视角，大江叙述了自己的创伤和经历，试图通过自身的体验，呈现天皇制度的过往与现状，意欲询问三岛在自决事件中所坚信的天皇观、国家观是否值得其献祭生命。在该小说中，主人公母亲的话语沉淀着作者孩童期的惊悸：“小时候做了可怕的梦就会抽泣，现在即使做同样的梦，仍然会感到无助和痛苦。”在那位幻想自己得了癌症并沉溺于这一想象的青年看来，这个被国民学校的教师逼问是否愿为天皇陛下赴死的噩梦，仍然是其挥之不去的阴影。

  当作家的作品得以出版时，就意味着他们通过语言将自己的思维外化，使意识与肉体的链接暂时形成了某种终止。然而，《政治少年之死》却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持续受到超国家主义者的攻击与诋毁，以致一直无法出版其单行本。“纯粹天皇”这一主题一直挥之不去，高悬于大江的心头。与此同时，这个主题遭到禁锢期间，该词语竟至渐渐地在其心中生发出积极的意义。在清晰的意识下，大江一直认为，天皇制度束缚了日本人的政治想象力，而日语作家的根本作用便是了解这种日本独特的枷锁，并从中创造出照亮整个日本人想象世界的光亮。当然，他也是一直如此发言的。然而，在更暗淡的潜意识深处，他却陷入了诗句中意义尚不明确的“纯粹天皇”的圈套。

  在这个夹缝中，大江用天皇制这个枷锁将自己束缚起来，通过一个自称癌症患者的精神病人，在作品中努力争取自由。这种心态犹如庄子在《齐物论》中“罔两篇”的场景——影子之外的微阴问影子：“先前你行走，现在又停下；以往你坐着，如今又站了起来。你怎么没有自己独立的操守呢？”影子回答说：“我是有所依凭才这样的吗？我所依凭的东西又有所依凭才这样的吗？我所依凭的东西难道像蛇的蚹鳞和鸣蝉的翅膀吗？我怎么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会是这样？我又怎么知道因为什么缘故而不会是这样？”

  尽管影子的口吻有些咄咄逼人，但其中的道理却不可忽视。主体与影子呈现了人的内心世界的一体两面。就像荣格所说的那样，人的内心世界包含着意识和无意识，具有一种整体性，而这种整体性的中心便是自性。《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的主人公罹患癌症的想象，便是为了维持内心世界整体性而做出的努力。在大江的内心世界中，“纯粹天皇”这个词语也成为了他探索自我并最终获得自由的一个重要途径。

  然而，我们内心出现的“另一个我”，究竟是促使自己实现自性的自我，还是将自己带向毁灭的影子？心理学家弗朗茨认为：当灰暗的形象出现时，我们并不清楚它究竟是影子的人格化，还是自我的人格化，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那个灰暗的同伴究竟象征着我们应该克服的缺点，还是象征着我们应该接受的某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如何在事前区分它们是我们在自性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在小说《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中，主人公通过自己的体验作出了选择。从其母亲陈述中，我们得知他已经作好了所有准备，一心一意地等待着自己因癌症医治无效而死去的那一天，这样他终于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地逃离所有的一切了。而从其妻子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挑唆美国人跟其妻子结合，并且希望将结合所生的孩子的国籍转为美籍，并以这种方式使自己的血液完全从“天皇”的阴影下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可见，主人公已陷入主体与阴影的漩涡之中失去了方向。他的主体沉浸于幻境之中，而他的影子却慷慨就义；他无法与现实抗衡，主体和影子仍处于分裂状态；他逃避现实，企图将希望寄托于一个与其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身上，以便斩断与天皇制的关联。这样无力抗衡的局面一直持续至约40年后，直至大江晚年作品《水死》（2009年）中，髫发子即便受辱也不愿屈从于其伯父的淫威而改变揭露其丑行的台词时，以及超国家主义支持者大黄枪杀超国家主义者小河时，主体与阴影才在那一瞬间真正整合，民主主义才开始在自性层面发芽生根。

  大江健三郎通过自己的一系列作品，向读者展示了如何把握阴影并直面这个过程。同时，这位作家还不断向日本社会呼吁，要接纳历史的负面，这并不是自我否定，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只有如实地、真诚地反思过去，才能建立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才能真正地走向自由。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青年教师）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