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跨越精神危机的青春纪念碑
大江健三郎（1935-2023）是不惮于谈论自己作品的作家，关于《个人的体验》（以下简称《体验》）亦曾反复言及。他说：这部小说“是明显植根于充满苦涩的经验之上的作品”[1]。而随着小说问世，作家所说的“苦涩经验”已经广为人知。
事情缘起于1963年6月，大江的长子一出生便患有头盖骨损伤，接受手术后仍带有智力障碍，这使他必须直接面对这样的严峻问题：是否和孩子共同生存下去？大江后来说：“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课题，我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已能够妥善应对，而为了确认那意志和行动的意义，我写了长篇《个人的体验》。”[2]由此可知，尽管在《体验》动笔之前，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大江实际已经做出了决意和孩子共生的选择，但他以此为素材写作《体验》，却不是在平静地追述一个过去的故事。下面的这段回忆性文字表明，即使在小说写作过程中，生活中的故事也还在进行，并和小说里的故事缠绕纠结在一起：
想起写作《个人的体验》的初夏时分，一个午后，窗就那样开着，缀满绿叶的树枝被风轻缓地摇动，在就季节而言还不算很热的屋里，我汗津津的身体俯卧着，怎样也无法动弹。带着从医院接回来的婴儿继续往来于医院接受诊治的日子，特别是这一天，在医院被告知了一个决定性的情况之后归来，人一下子扑倒在租住的房间里那张租用的大床上。以前虽然在文字上读到过这样的描述：绝望到身子一动也不能动，但当自己实际变成这种状态时，一边觉得竟然会真的如此，一边同时面对站在身后望着孩子的妻子，内心也这样想：自己所陷入的这种精神状态，在现时点上虽然已经无法挽回，但在今后决不能让她第二次看到同样的丑态。那种全身麻痹的状态持续了二十分钟，也许是更长一点的时间。但后来即使儿子身上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这样的症状却没有在我的身上重新出现……[3]
《个人的体验》没有在杂志刊载，而是于1964年8月由东京的新潮社直接出版的单行本。小说没有注明写作和完稿时间，但可以肯定，在执笔写作过程中，大江也和他在作品里设定的主要人物“鸟”一样经历了痛苦的精神挣扎。虽然在实际做出和患病婴儿共生的选择上，作家没有像“鸟”那样愁肠百结、备受灵魂拷问之苦，但把这一果决行为转换为体现小说主题指向的情节，对于大江而言却很不轻松。
如果从1957年发表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算起，至《个人的体验》刊行，大江健三郎已是拥有八年多小说写作经验的作家，这八年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合计约有十部之多，表现出了相当旺盛的创造力。而这些作品的人物和情节的设定，大都在表现“二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所感受到人生的荒谬和无奈。在第一部小说集《死者的奢华》（1958年3月）的“后记”里，大江曾用“被监禁状态”“闭锁的高墙”等词语描述这种状态，他的第一部长篇《拔除病芽，掐死坏种》（1958年6月）也同样以一群少年企图逃离被监禁状态的热望不断被粉碎为主题。另外两部长篇：《我们的时代》（1959年7月）和《性的人》（1963年5月）描写青年一代性的欲望和冲动，笔触大胆而放肆，虽用意在表现对社会的愤懑和反抗，但所设定的人物却大都属于孤独无助一型，其反抗方式亦多带着浓厚的颓废色彩。
此一时期的大江为何采取这样的感知和表现方式？原因不可简单而论，但肯定和他当时接受的文学与思想资源有关。而自进入大学时起，大江便醉心于二十世纪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尤其迷恋萨特、梅勒等人，他说：“我是在读了萨特之后而突然选择了文学专业，并是写了关于萨特的文章而在法国文学系毕业的。我青春的前半段是在萨特的影子下度过的。”[4]那时的大江究竟读了萨特的哪些作品，不得其详，但从他早期作品经常出现的“被监禁”的意象和主题可以推知，他首先是在一种否定的精神状态中和萨特获得共鸣的。
按照法国文艺理论家罗杰·加洛蒂的看法，萨特的第一部小说《恶心》作为“一份真正的哲学宣言”，“是以否定和荒诞的哲学为起点，反对肯定论和价值论的古典哲学”的。而在纳粹势力严酷统治、充满极权恐怖的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所表现出的反叛精神和否定激情，自有其历史原因，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对萨特来说，这种拒绝，这种否定，就是自由的显现”[5]。大江健三郎在少年时代经历过“帝国日本”的思想禁锢，战后虽感受到解放的愉悦，同时也不断体会到日渐保守的日本社会令人窒息的压抑，在如此处境之中，他从萨特文学里汲取启迪和灵感，无疑是非常自然的。
而同样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江早期小说的叙述者大都设定为第一人称，这些不同类型的“我”作为文本里的人物虽然和实际作者的关系远近各异，但作者的情绪、态度和观点无疑主要通过这一视角才得以表达。笼罩于大江早期小说里的荒诞情绪使他的叙述者性情显得颇为单一，同样，单一视点也使他的小说固化为一种稳定的叙述模式。在此意义上看，《个人的体验》放弃第一人称叙事而采用“非我”的叙述者，使之和文本中生活经历与小说作者最为近似的人物“鸟”拉开一定距离，并使小说情节得以在叙述者和小说主人公“鸟”相互交错的视点中展开，便不仅仅是作家在叙述技巧上的自我突破，更为其拓展新的思想境界提供了叙事学的前提。
《体验》全书十三章，绝大部分篇幅都在描述“鸟”面对脑部患疾的新生儿所产生的内心恐惧、挣扎以及为逃避责任所做的各种努力，包括和情人火见子一起谋划杀害婴儿的办法，直至最后一章才陡然转折，“鸟”终于想要“结束一直仓皇奔逃的男人的生活”，决定把孩子送到医院接受手术，并决意和因此而“可能智力很低”的孩子共同生活下去。《体验》如此布局，既表现了“鸟”所走过的心灵炼狱之路的漫长，也暗示了长期以“否定性”为文学主题的作家试图转而展现肯定性“希望”主题的艰难。大江曾说《体验》是一部“青春小说”[6]。这应该不仅是指小说写了“鸟”度过多感的青春时代而最终走向成熟的过程，其中肯定也寄寓了作家对自身的感慨。作家和他的小说人物一样跨越了现实生活的危机，同时也在文学写作道路上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大江而言，《体验》无疑是具有多重意义的青春纪念碑。
2.“另外一部《个人的体验》”
《个人的体验》于1964年出版后即获得新潮文学奖，但针对小说最终的情节设计：“鸟”决意和脑部患疾的婴儿共同生存，却出现了很多批评意见，连新潮奖的评委山本健吉、中岛健藏都认为小说的结尾处理得过于简单，龟井胜一郎甚至认为大江以此显露了一种“宗教和道德式的怠慢”[7]。作家三岛由纪夫亦曾对这一结局提出过批评，这件事后来甚至被大江写进另一部小说里（《写给那令人眷恋的年代》）。据笠井洁分析，三岛主要不满大江通过鸟的突然转变轻易消解了人物认识与行为的二律背反式命题，而这一命题，恰是三岛本人长期苦苦探索不得解脱的[8]。这些批评当然给大江以强烈刺激，但他认为小说结尾“鸟”所做的抉择是势在必然，当时即撰写《另外一部<个人的体验>》[9]申说之所以如此设计的依据。后来大江亦曾在多篇文章中继续阐发自己的观点，且做了更具理论性的说明，但就文章的构思与表述的精巧而言，这篇短文的特色无可替代，至今仍值得一读。此文没有收入大江的各类作品集，似乎也不那样为人所知，故择要迻译如下，以供更多读者赏鉴。
我觉得，在自己的小说付诸印刷后，最先装订出来的几本样书寄到手边的那一瞬间，是小说家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此后的几天，我一直对自己的小说怀着浓厚兴趣，用红墨水钢笔在上面写写画画，或删削，或用剪刀和浆糊添加进去几页，有时还会把书脊扯开，变更章节顺序，装订出一本自制的新版。但即使我有请求出版社把正在印制的书废掉重排的匹夫之勇，却因为没有证据能够显示自制新版会绝对优于将要公开发行的版本，最后，这个私家版不过成了我消磨时间的个人娱乐……
最近，我也把《个人的体验》做了一册私家版，做法却和以往颇有些不同。之所以这么说，是鉴于很多批评家都指责这部小说最后的三页零四行，便试着制作出了和已经公开刊行的小说结尾相反的、极为绝望的三页零四行。对待这种几乎可说是无意义的游戏，我和很多人一样，多少有些一犟到底的脾气，私家版最后的三页零四行，也做得和公开刊本相应部分的字数完全相同。
……
而我的公开发行版和私家版的主人公同样都是一位叫作“鸟”（bird）的二十七岁青年。他本来准备在情人的帮助下，把被医生们认为是患了难以治愈的脑疝的婴儿稀里糊涂地弄死，但一瞬间他改变了主意。曾有评论认为这一心理转变的机制太过单纯而突然，但作为多年来热心阅读存在主义小说的读者，我对这种戏剧性的心理转变是有固定看法的，认为就应该这样单纯而突然。因此，好像是有意地将错就错，在这部分，我的私家版原样照搬了公开发行版：鸟认为必须把扔在堕胎医生地下室里的婴儿救回来，告别了情人，走出酒吧，叫了一辆出租车。那出租车司机以超高速度驱车在雨后的柏油路上疾行，鸟体味到有生以来从未感受到的深刻恐惧……
这一部分，私家版和公开发行版都是这样的：“鸟点了点头，走出酒吧。他坐的出租车在被雨淋湿的柏油路上急速奔驰。如果孩子在被救活之前出了事故死了，我迄今为止的二十七年生活就都没有意义了。鸟想，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深重恐惧感笼罩着鸟。”
我自己认为，在这部分，小说文本世界里的发展趋势已经被决定了。在此之后，印上两个星号，又像是把罗宾式[10]的所谓大团圆结局翻译过来了似的，加上了三页零四行。如果这部《个人的体验》不是四百五十页的长篇，而是一百页的短篇，我会把小说截止在上面引用的部分，是应该能够取得必要的效果的，但我在如何处理长篇小说最后的收束上，一直持有固定的看法，如果缺少那样的尾声，内心总会觉得小说没有完结。
而我制作的私家版文本的尾声，是从鸟乘坐的出租车到达堕胎医生的医院门口处开始的，所有的照明灯都熄灭了，夜深人静之际，鸟浑身被恐惧的汗水濡湿，但他的体内却奔涌着喜悦的热血。现在他的情绪比任何一页上所写的心理状态都更为高昂而充满肯定。他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正义的剑客，必须在出租车里的恐惧感和现在拍打堕胎医生的医院屋门时满怀欣喜的安心感之间，保持一种紧张的平衡。
院门对面亮起了脏兮兮的黄色灯光，鸟觉得连那灯光也灿烂耀眼，或许是歇斯底里型的视觉异常所致。门开了，医生滑稽地带着粉色和白色条纹交错的压发帽，一脸不高兴地伫立在黄色的光晕里。他感觉像是漫画里近视眼的昆西该。鸟声音如歌，说：请把孩子还给我吧，因为我想应该带去做手术，争取让他存活下来。然而医生很冷淡地回答：
“孩—子？这事情已经结束了，正在送往火葬场的路上。您知道，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很多事情是没有可能重新来过的。”
于是，我的私家版《个人的体验》至此骤然终结。我喜欢用会话结束小说的方法，这样感觉很爽。
在公开发行版，婴儿安全无恙地被鸟取回，年轻的父亲把他送到医院做了手术。经过手术得知，婴儿的病不是脑疝，只不过是头盖骨上生出的肿块。婴儿的智能指数可能会很低，但至少能够像一个正常婴儿那样开始他的新生活。鸟夫妇站在众多婴儿床中间那个宛如巨大虫笼的白色床前。鸟重新接受了忍耐这一生活主题，失去了充满孩子气的“鸟”的外号。
（对公开发行版的结尾，愚蠢或轻易的大团圆之类的指责，已经成了有关我的小说的定评。这再一次告诉我，在现代文学领域，大团圆是怎样被视为应该憎恶的敌人。但我并不认为，鸟夫妇抚育智能指数可能很低的孩子，必须不断地忍耐下去的生活，是包孕在幸福的光芒之中的。我个人从来没有想到把公开发行版的结尾叫作大团圆。）
那么，这两个版本的《个人的体验》，哪一个更为成功呢？我自己很想支持公开发行版，但觉得也许私家版会得到肯定评价，至少，公开版已经遭到为数不少的非难，而私家版则具备尚未被任何人攻击的优势。
于是，对公开版的发行负有责任的我必须重新站出来为其辩护。我的自我辩护演说是这样的：这部小说所有的意象，直到鸟转向的瞬间，都朝着负的方向、下降的方向倾斜，小说是沿着否定性的下坡一路展开的。
因此，鸟做出决断以后的三页零四行的分量，必须呈现出能够使倾斜而下的小说充分逆转到正面的方向、上升的方向去的趋势；必须加重朝着肯定方向上升的砝码，直到足以恢复小说力学的平衡。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觉得公开版比私家版更为安定。
在我的私家版里，只有鸟坐在朝着医院疾驰的出租车上的昂扬情绪，还有朝着堕胎医生鸟说出的一句台词里，具有正面要素，仅只这样的分量，让人觉得还不具备把这部小说巨大的负面倾斜扳转到平衡状态的力量。基于这样的理由，即使我能够获得这部小说改版的机会，也不会考虑把私家版作为第二个公开发行版。
也就是说，制作这样一本私家版，这么一个自我辩护味道浓厚的结局，不过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游戏而已。
3.人文主义传统的重建
也许细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在上引大江的自我辩解文章里说到，恰恰是因为“多年来热心阅读存在主义小说”，使他坚信“鸟”的“戏剧性的心理转变”是理所当然的。这提示我们，大江对存在主义文学的共鸣并不限于否定性的一面，至少在写作《个人的体验》期间，他已经转而从中发现了肯定性的资源。
非常有意思的是，大江的这种转变，和后期萨特自己努力摆脱存在主义的否定性思维，实现立场转变的路向是很接近的。首先，如前所述，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本来就是在抵抗纳粹运动的经验中产生的，在作品里展现人之生存的无奈，从另一面说也是在召唤反抗既存现实的积极行动。其次，“二战”结束不久萨特发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已经开始从积极的意义上重新解释存在主义，而自20世纪50年代起，萨特不仅积极提倡“介入的文学”，更直接投身政治抗议，站在弱势民众一边反抗国家强权，猛烈抨击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就像马尔库塞所分析的那样，本来存在主义的思想逻辑很容易导致和既存现实的妥协，但萨特本人选取的思想方向却是“彻底对抗的道路”，这就使“哲学变为政治学”，而正是“在这种政治化了的哲学中，基本的存在主义概念经由向这种现实的宣战意识而被拯救出来”。[11]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青年大江的精神状态和萨特是颇为近似的。他早期的小说大都以诉说人生的荒谬和无奈为主题，但在同一时期，他又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大江大学毕业，正当日本以岸信介为首的右翼政府强行批准《日美新安保条约》、各界民众掀起大规模抗议的时候，他积极参加了群众的游行集会，并发表了《民主主义的愤怒》等文章，批判政府践踏民意的暴行。同时，大江的视野还扩展到国际，对在冷战格局中被封锁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示了关注的热情。1960年6月，他参加日本文学家第三次访华代表团，来到和日本还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回国以后，大江参加了一些讨论安保斗争的集会，与多数热衷评价斗争胜负的学者、理论家不同，大江把关心的重点放在这场斗争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留下的痕迹。他认为，斗争不会一直以运动的方式继续发展，生活将恢复平静，但安保斗争的影响，也不会因为右翼政府的强压而消失。
这年秋天，大江参加了亚非作家东京会议，一位非洲记者问道：“通过安保斗争，从最低限度看，获得了什么？”这使大江想起了日本明治时期著名诗人石川啄木的名言。当时，石川感慨社会的浑浊和民众的蒙昧，曾愤激地说：“我们日本的青年人，至今还不曾和强权势力发生争执。”在引用了石川的话后，大江说：“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的青年已经和强权势力发生了争执。我认为，这种叛逆精神、抵抗精神，已经化成了我们的血肉。”[12]
就在这一时期，大江尝试把政治斗争题材直接引入小说，在日本左翼进步政党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少年刺杀之后不久，1961年2月，他创作并发表了小说《政治少年之死》，隐喻地表现了这一事件。日本右翼团体对作家和刊登该作品的《文学界》杂志施加压力，威胁恫吓。最后，《文学界》未征得大江同意，就发表了谢罪声明。大江愤然抗议，却引不起社会反响。以后，几次出版小说集，《政治少年之死》都被出版社拒之集外。这让大江切身体验了所谓自由民主国家言论自由的限度。
大江不仅亲近萨特的作品，也亲近以斗士的姿态介入社会的萨特本人。1961年夏天，大江应保加利亚作家协会邀请到欧洲旅行，从东欧到苏联，年底到达法国，正巧遇到巴黎民众举行反对政府建立秘密军队（OAS）的示威游行。大江挤进工人和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和法国学生手挽着手前进。在游行的人流里，他发现了萨特。第二天下午，在巴黎的一家咖啡店，大江采访了萨特。但根据大江写下的文字看，在采访中两人的话题并不特别投机。其时，大江是日本文坛风头正健的新秀，虽然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但始终把自己定位在文学家上；而萨特则早已完成了主要的哲学、文学著述，正以一个反抗强权的斗士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关心的重点显然更在政治方面。这次会面，萨特完全没有谈论文学，甚至对曾担任他私人秘书的约翰·考刚刚获得龚古尔奖的新作也不置一词，这颇让大江感到遗憾和失望。
在大江的文学道路上，这次和萨特的会面无疑是一个重要事件，标志着他们关系的重建。自此，对于大江来说，萨特不再像以前那样是遥远的经典式存在，跨越漫长的时空，他们走进了同一时代氛围。面对同时代的一些问题，他们的观点明显存在歧异，但大江也确确实实感受到了萨特的特殊思想魅力[13]。所以，会面以后他仍然关注着萨特的活动和著述。萨特常常成为他做出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参照，反观自身、自我反思时一根锋利的针。在写于1964年的《面对饥饿垂死的孩子，文学有何效用？》[14]一文中，大江曾就此做了明确表述。这篇文章介绍了法国《世界报》登载的萨特采访录，以及另外两名作家克洛德·西蒙、依布·贝尔吉对萨特的批评。论争主要围绕文学的目的与功用展开，在回顾自己文学道路和人生道路的时候，萨特反省自己以前把文学绝对化、神圣化的倾向，承认：在饥饿垂死的孩子面前，《恶心》一类的作品是无能为力的。这是萨特的自我批判，也是对所有文学家的工作提出的严峻质疑。而反弹也就由此而发生。另外两名法国作家，特别是依布·贝尔吉，在反驳萨特时明确地主张：所谓文学只能是个人拯救的尝试，他甚至希望因此而能够得到饥饿垂死的孩子的谅解。
大江之所以重视这场围绕萨特展开的论争并专门撰文予以介绍，显然主要不是出自文学理论方面的兴趣，而是和他自己的思想状态有关。这篇介绍文字的发表时间，正好和《个人的体验》的出版时间重合于同一月份，如何面对“垂死的孩子”，对大江本人而言，既是严峻的现实生活主题，也是严峻的文学主题，尽管他已经做出了明确抉择，但诚如《另外一部<个人的体验>》所说，大江深知小说的结尾并非一般所谓美满的“大团圆”结局而只是“必须不断地忍耐下去的生活”的开始。
2000年大江健三郎访问北京，在一次面向青年学生的讲演中，他从自己的精神形成史角度对《个人的体验》进行了再阐释。他说，当年面对脑部患疾的婴儿出生这一现实，自己从大学时期所接受的欧美文学知识，特别是以萨特存在主义为主导的精神训练突然显得苍白无力，他重新学习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重新建构自己的精神。《个人的体验》就是他思想中存在主义解体和精神重构过程的产物[15]。当然，大江在讲演里所说的，是萨特自己后来也反省的那种“否定性”存在主义。
结合大江的整体创作历程看，《个人的体验》无疑是一个转折的标志，那个被称为“大团圆”的结局，其实并不仅仅是写作技巧上的特殊的“反高潮”情节设计，还是大江的思想转变在文学上的表现，凝结着大江对存在主义的反思与扬弃，对人文主义传统的再认识。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和思想史上，这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中，大江没有谈自己和存在主义的关系，而是特别强调了自己所受到的人文主义的影响，这是我们理解大江的思想和文学整体轨迹时应该特别重视的一条线索，并且这不限于《个人的体验》，也不限于大江早期的写作，甚至应该包括他那些充满批评的社会活动。按照爱德华·萨义德的说法：人文主义不是固守某种经典；人文主义就是批评。并且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揭露、发现、自我批评和解放的进程。[16]
2016年12月15日 写于北京 清华园
原标题：选择“共生”、非“我”的叙述者与人文主义传统的重建
注释
1.大江健三郎《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深重恐惧感笼罩着鸟》，写于1981年1月，收于同氏《个人的体验》，东京：新潮社“新潮文库”，1981年2月，第255页。
2.大江健三郎《在小说的神话世界里探寻自我》，收于同氏《大江健三郎?再发现》，东京：集英社“昂编辑部”，2001年7月，第26页。
3.大江健三郎《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深重恐惧感笼罩着鸟》，收于同氏《个人的体验》，东京：新潮社“新潮文库”，1981年2月，第253页。
4.大江健三郎《欧洲的声音·我自己的声音》，东京：每日新闻社，1962年10月，第175页。
5.罗杰·加洛蒂《萨特的戏剧与小说是我们时代的见证》，收于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
6.参见大江健三郎《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深重恐惧感笼罩着鸟》，收于同氏《个人的体验》，东京：新潮社“新潮文库”，1981年2月，第254-255页。
7.参见林水福《<个人的体验>试论》，收于彭小妍编著《大江健三郎——从自我到世界》，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11年。林水福在文中根据《<个人的体验>选评》（《国文学 解释与鉴赏》第36卷）撮述了几位评委的批评意见。
8.参见笠井洁、柄谷行人的对谈《关于“结局”的想象力》，东京：《国文学》杂志第35卷第8号。
9.大江健三郎《另外一部<个人的体验>》，《文艺》第4巻第2号，东京：河出书房1965年2月。
10.罗宾，法国小说家莫里斯·勒布朗（1864—1941）创作的系列侦探小说《侠盗亚森?罗宾》里的主人公。
11.马尔库塞《论萨特的存在主义》，收于《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_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48—49页。
12.大江健三郎《与强权争执的精神》，收于同氏《严峻的走钢丝表演》，东京：文艺春秋，1965年3月，第99-100页。
13.关于这次会面及大江的感受，大江健三郎《欧洲的声音·我自己的声音》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述。
14.大江健三郎《在饥饿垂死的孩子面前文学有何效用》，东京：《朝日专刊》，1964年8月。
15.参见大江健三郎2000年9月27日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讲《致北京的年轻人》。
16.参见萨义德《人文主义的范围》，收于同氏《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7月，第26页。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