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日本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死讯由日本媒体爆出，事实上，大江于3月3日便已过世。

  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日本文学研究分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邱雅芬教授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大江的葬礼采取了“家族葬”形式。“这是一种事先不对外公开的小范围告别葬礼，葬礼结束后才广而告之去世消息。”

  在邱雅芬看来，用“左翼进步作家”之名框定大江健三郎太过笼统。“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非常强大，大江先生生前一直被他们骚扰。但不能说右翼反对的，就是左翼。我也注意到一些媒体在报道时，称大江为‘存在主义’作家。事实上，大江前期是有明显模仿萨特文风的痕迹，但在后来他同萨特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也没有承认过自己是存在主义作家，自认是日本‘战后派’文学的继承者。”

  “在我看来，大江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型作家，像他这样有觉知力的作家，在战后的日本是不多的。而且他在作家里又属于高寿，战前出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看到了战后日本社会到今天的发展变化。他对战后日本政府把自己完全包装成‘受害者’，甚至搪塞推卸战争罪责和责任，一直有着深刻的洞察和批判。”邱雅芬教授说。

  “我还想自我纠正一点。大江是1935年出生的，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迅速扶植起伪满洲国。现在我们国家的历史表述已经将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所以，大江应该是在‘战时出生’。日语中原来有战前、战时、战后三种表述方式，但后来就把‘战时’悄悄抹去了，也让很多学习日语的人们忽视了这一点。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对外的侵略扩张就没有停歇过。”

  “他有清醒的觉知，并力图揭示事实真相”

  2000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六年后，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之邀来到中国。

  “这件事当时是许金龙先生亲力亲为力主的。大江在外文所做演讲的时候，莫言也在现场。两位作家保持过书信往来，大江后来访问山东高密，专门去看了莫言的家乡。我当时不过三十多岁，刚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但从大江的眼神中，就能看出他和大部分日本人不太一样，十分冷静和敏锐。他对于时代抱有一种天然的冷感，所谓思想者的孤独，在他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战后日本政府没有真正反思，反而极力掩盖、粉饰他们的战争罪行。川端康成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都是同日本政府紧密配合的，实际上也是在帮助抹去这段记忆。包括井伏鳟二，他也是一位文笔了得的作家，代表作《黑雨》是部描写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名作，日本人由此获得了一张全球畅通的‘战争受害人’名片。广岛和长崎（被投掷原子弹）当然是日本的民族创痛，但日本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加害者”，而不是受害者。”

  “大江健三郎一直同日本政府保持着距离。他有清醒的觉知，并力图揭示事实真相。但大江的文字比较艰深，代表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可很多日本人就是读不懂。日语的句子是通过中间的助词连缀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日文语句实际上可以无限延展下去。1967年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标志着大江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熟，书中一句话常常就有三四行那么长，很多还是一句套一句的复合句。”邱雅芬教授说。

  当地时间2015年5月25日，法国里昂，2015年国际小说论坛，日本作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发表演讲。

  “当时就有人问大江健三郎为什么要写这么难懂的句子？他的回答是，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再被日本的年轻人带上战场。在二战期间，很多日本军人是拿着《源氏物语》等小说走向战场的。大江就是想用这样的文字来造成一种语言的疏离感和陌生感，以此抨击日本社会。”

  “当然，大江健三郎在思想上的成熟也不是一蹴而就。他22岁便踏上日本文坛，被誉为‘学生作家’，可谓年少得志、顺风顺水。”1960年，日本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美日新安保条约游行示威运动。同一时期，大江健三郎正作为日本文学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作家第一次访华。在中国，他也参加了声援日本民众的抗议，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亲切接见。

  “1963年之于大江而言，是不平静的一年。他的长子在这一年出生，孩子是个先天的残疾，这对他打击很大，甚至一度想要自杀。后来他为了超越这种痛苦，就去了广岛，想体察那里更多人的痛苦。我们可以从他前后两部‘笔记’窥见变化。1965年出版的《广岛笔记》奠定了他成为大文学家的地位，书中饱含着他对同胞遭难的同情，和当时以及以后大多数的同类作品没有二致。而在1970年出版的《冲绳笔记》中，他对战争的反思有了明显的升华和超越。”

  《冲绳笔记》的出版，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书中详细描述了冲绳之战末期，几十万日本军民集体自杀事件。大江认为在冲绳之战（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于1945年3月至6月在冲绳岛对日军实施的登陆战役）中，当地军民是迫于日本军方的命令，才选择集体自杀的。在那场悲剧中，大约有20万日本军民自杀，其中座间味岛和渡嘉敷岛的居民有430多人集体自决。时任座间味岛日军指挥官的梅泽裕等人以上述表述不实并造成当事人名誉受损为由，于2005年7月将大江健三郎及出版社告上法庭，要求停止出版并赔偿名誉损失。

  “大江为此吃了官司，这场诉讼直到2011年才以他的胜诉告终。另外，虽然有说日本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中，攫取了第一块殖民地台湾岛。但在此之前，日本就已经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吞占了琉球王国，也就是后来的冲绳县。所以大江写《冲绳笔记》，无疑挑动了日本社会敏感的神经，必然为日本右翼势力所不容，认为他污蔑了日本的历史，让他滚出日本。”

  “他的获奖，是边缘对中心的胜利”

  “日本的侘寂美学自有其根底和源流。但在战后，这种美学裹挟着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实际上成了一种美化后的包装，进而成为日本右翼势力洗清自己帝国主义崛起时血腥残暴真相的工具。而我们恰恰要警惕的是，在这种‘审美式日本’的背后，它血腥的殖民史和种种战争罪行。在这一点上，大江是非常冷静客观的，他一直在穷追不舍，追踪揭示这段历史的真相。”

  “在上世纪90年代，关于日本文学，西方学者一般是把川端康成、井伏鳟二这样的日本作家放在一起思考，认为他们的作品风格、调性都比较接近。而大江健三郎和安部公房则被放在另一组。大江和安部是东京大学的校友，但他们对东京这座城市以及日本政府，毕生都保持着一种审慎的疏离。”

  “日本是个岛国，四个大岛本州、九州、四国和北海道。东京在最大的那个岛本州上，而大江的故乡则在最小的那个岛四国。虽然日后大江一直在东京生活，但始终保持着自己四国的身份。在他笔下常常出现一对概念：边缘与中心。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大江本人给出的解释是，这是边缘（文学）对中心的胜利。”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还曾表示：“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在，这个殊荣非他莫属，而不会是我。”就此，邱雅芬介绍说，战后日本出现了“战后派”作家群体。“安部公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原籍北海道，随着父亲‘移民开拓团’来到中国，从小在沈阳长大。在沈阳读完小学、中学后，考上东京帝国大学，这才回到日本。安部可以说是个天才，他在帝大读的是医学系，理科特别是数学也非常好。毕业时校方给他的意见是：可以给你毕业证，但终身不得行医。”

  “这正好遂了安部想当作家的心愿。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道路尽头的标志》就被评论界誉为‘划时代的事件’。事实上也是如此，安部的英文水平同样出众，是当时日本作家中鲜有的能和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学保持同步的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全才，上世纪80年代就用电脑写作，除了写小说，舞台剧、电影、电视、摄影、赛车，甚至还搞发明创造。要不是1993年因为突发颅内出血去世，他真的可以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争夺者。”

  至于大江健三郎作品在中国的传播。邱雅芬回忆说，1960年大江随团访华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世界文学》杂志就对他有过介绍。“1960年6月，《世界文学》刊登了大江撰写、梅韬翻译的《新的希望的声音》，表达了他反对美日新安保条约的决心。之后国内学界、出版界并没有保持对日本当代文学持续的关注，这在改革开放后自然有所改观。大江再次进入国人的视野，主要还是在1994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这里面许金龙先生厥功至伟，而我只是在小说史、译序中写过大江先生。我对他的风骨是非常推崇的，他是一位冷静、理性的作家，能够客观地面对历史，而这是今天很多日本人不愿面对、不愿想起的。其实，与其说是独立，毋宁说他是一位‘孤独’的作家，且欣然保持着‘孤独’。”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