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长怡

    林奕华的《等待香港》第二部《香港制造》最近推出。作为目前香港最活跃的文化人之一，林奕华的头衔和成就多得数不清——专栏作家、大学老师、话剧导演、电视主持，编导作品超过40部……不过，见到林奕华时，却很难将他和这堆头衔联系在一起：穿着朴素的蓝色衬衫和七分裤，留着男童一样两边分开的短头发，正在对着一盒蛋糕踌躇，不知该挑哪块吃。林奕华身上有一种“男孩”的感觉：有很多奇怪的点子，说起话来天马行空，笑起来露出两颗兔牙，困了不停地揉眼睛，不像一个40岁的男人，而像一个鬼马精灵的10岁小孩。“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年轻，”林奕华不乐意人家这么看他“我在街上走的时候，觉得自己像只拖着腿的老狗，就要走不动了。”

　　娱乐的背后，我们都在“单恋”

　　黄长怡：内地版的《等待香港》从第一部到这次的第二部，都以写香港娱乐明星为主，比如张曼玉、张国荣、沈殿霞等等。为什么把他们作为主要的题材？

　　林奕华：之前《等待香港》的香港版是四本，分别是《文化篇》、《女人篇》、《青春篇》、《娱乐篇》。内地版选出来的都是与娱乐工业有关的。

　　我想，内地对香港最美好的印象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刚改革开放，内地看香港就像香港看好莱坞一样，提供给内地人很多华丽的想象，也有一种“偷偷谈恋爱”的感觉，既有距离感，又有一种“偷听靡靡之音”的“犯罪的快感”，再加上内地人在当时因为历史造成的身份地位的落差，所以那时候的香港给内地人造成了一种主观的认知，变成“想象香港”。娱乐这个东西，在我看来都是“欲望”，娱乐的背后其实都是大家很想成为、很想得到，但在有限的时间、空间、资源内无法得到的东西。所以好像我们永远都在单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等待的经验，你陶醉在等待之中。“等待香港”也就有“想象香港”的意思。

　　黄长怡：你书中批评了很多香港人的价值观，比如崇尚不劳而获，拍电影只为票房，等等。

　　林奕华：很多人看完《功夫》、《少林足球》之后，都说，我好感动！我问：你感动什么？是因为他在片里赢了、赚了大钱，所以你感动是吗？他们就说，哦，原来我感动的是这个。少林功夫的发扬，就是片尾泊车的时候，用少林功夫把车推进车位？我觉得这是把崇高的武术与精神，用在一个最务实的层面，这是什么理想？这是实用而已。绝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我们就说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很少反过来问“我们为什么要看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被我们看见”。我觉得很多人并没有学会看东西，大部分人不追求意义，只追求成果。如果我们的文化都是这样的话，那很快这种文化就会被消灭，因为大家只会短视地观察，短期地投资，但不会深入地去“种”一些什么。

　　黄长怡：说到底就是“功利”，是吗？

　　林奕华：对，香港的“功利”，背后是“不安全感”，就好像一个主妇，一直觉得她老公出轨，常怀疑他在外面已经包了二奶，她一定要帮自己打算，任何事情都不能看太远。香港人就是这样，永远只想着自己的那一块。香港的焦虑感非常强，除了不安全感带来的焦虑，还因为它是个光鲜亮丽的地方，常常有一种焦虑是，别人成功了，你马上会觉得自己比他差很多。

　　黄长怡：这种焦虑是坏事吗？

　　林奕华：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我还是想问，它是怎么来的。这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城市必须要有的一个过程，实质上它是消费时代通过将压力施加于每个人身上，使市场经济更发达。每个人都在焦虑，他们就会买东西，就有人赚钱。这不是放诸任何时代而皆准的，是带有这个时代的时代性的。问题是我们不会去反思，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做这样的人。我们只是被动地接受，乖乖地消费，乖乖地赚钱，努力地上班，但到最后，还是觉得非常累。香港比内地早发展，现在内地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都在步香港的后路。[NextPage]

　　香港是座很没安全感的城市

　　黄长怡：感觉你对香港的批评很多？

　　林奕华：我并不觉得我特别挑剔，于我而言香港最不好的就是，香港是一座很没安全感的城市，当你有才华，当你和他们不一样，你就会被打压。

　　黄长怡：你被打压过吗？

　　林奕华：我没有直接被打压，没有给他们机会来打压我。因为我没有长时间进入“体制”内，比如杂志社。同时我也不觉得我很受赏识，比如说为什么内地很多家报纸会找我写专栏，在香港只有《明报》，但最近也停掉了。

　　黄长怡：所以你觉得你在香港还蛮边缘的？

　　林奕华：我很孤独。找我写专栏、帮我出书的都是内地的，我的戏在内地受欢迎程度也高。其实我在香港演戏也不会觉得孤独，但在写东西这块是蛮孤独的。《等待香港》出来，内地的书评远远超过我在香港见过的。香港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这本书相关的评论。

　　黄长怡：你觉得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娱乐比现在好？

　　林奕华：也没有，你现在再看当年的邵氏电影会觉得还蛮可怕的。这要分开来说，电视文化是70年代好，明星文化是60年代比较好，因为那时还没那么多狗仔队、小报来“强暴”这些明星，比如逼李亚鹏打人。这样的手法和把戏看多了会觉得很难过，狗仔队会这样做，心底那么歹毒，是因为他们觉得读者心地也是那么歹毒的。当然美国也有狗仔队，但是那些新闻是社会底层的人看的，香港看这些的是从中产阶级开始的；当我们的中产阶级、受过教育的人群喜欢看这些东西并且觉得无所谓、只是消遣的时候，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是在认同、鼓励媒体这么做的态度。所以，似乎整个社会都认为，刘德华没有一早公布婚讯，是要认错的。

　　黄长怡：其实你自己是六十年代末生人，但书里的感觉看起来似乎你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

　　林奕华：当你在三岁或是四岁开始接触到这些文化，到八岁或是九岁已经有很多经验，到你十二岁你可倒回去看你还没出生时的事情，你就可以接上。兴趣就是这样。

　　黄长怡：所以你一直对娱乐圈很有兴趣，从小就八卦？（笑）

　　林奕华：对对。但是八卦其实不像字面那样简单。八卦首先跟人有关，人没有兴趣不可能八卦；第二，对人没有兴趣，但是会对人的情感有兴趣。所以我从对八卦的兴趣发展到戏剧的兴趣，再往前走就是对人在这种紧张状态下的生存感兴趣。

　　我一直是很“边缘”的人

　　黄长怡：做先锋戏剧是比较小众、难以带来物质利益的道路。你没有对物质层面的追求吗？

　　林奕华：就像你讲的，我在香港的角色一直是比较边缘的，我几乎没有在任何一家机构长时间工作，一直都是独立的，也没有跟“进念二十面体”一直白头到老。我是那种能走几步就走几步的人，很感动的是我现在还在做。做这样的事情最重要是它带给我很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比如像这套书《等待香港》，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在内地出版，是出版社这边主动联系我的。

　　黄长怡：所以你是不做计划的人？

　　林奕华：对，我的人生也许就注定了跟大部分人的不一样。我当然希望我做的东西是有用的，但我不敢指望它是有影响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我只是希望我做出来的东西有人觉得好看、好玩、有启发。我没有家累，所以物质方面欠缺一些也没有大问题。我现在不会说我很穷，虽然我没有车、没有房。但我也没有安全感。我连保险也没有买，因为我怕现在好好的，万一买了保险会突然生病怎么办？

　　黄长怡：你会介意票房吗？想取悦观众吗？

　　林奕华：我非常喜欢娱乐大家，从小就被大人们放到桌子上，要我唱歌就唱歌，要我跳舞就跳舞，要是长得再好些，早就去当艺人去了。（笑）

　　黄长怡：那你为什么不做更受大众接受的东西？

　　林奕华：人是矛盾的，我非常享受这种矛盾。我希望我的东西既有娱乐性又有营养。

　　黄长怡：你觉得你兼顾到了吗？[NextPage]

　　林奕华：这不是我说了算，我尽量去兼顾。我觉得思考很重要，所以我现在做很多东西比如《男人与女人之战争与和平》，真的很头痛———因为它要是没有营养的话，很容易做，但我不希望做一个没营养的东西，而要对大部分人有营养的话就很难了。

　　“主旋律”是很浪漫的艺术

　　黄长怡：你是著名的“同志导演”，还发明了“同志”这个词，它是怎么来的？

　　林奕华：那是1989年，我去了欧洲，看到别人做的电影节那么有意思，也看了很多很好看的同志电影，我是很受鼓舞。我想到要在香港组织一个节目，可以放很多这类题材的电影，但是我不希望它叫“同性恋电影节”或是什么的。当时我想起孙中山先生有句话还蛮好的———“同志仍需努力”。所以我提议叫做“同志电影节”。

　　黄长怡：你不知道当时“同志”在内地的意思？

　　林奕华：才不是，我对内地文化非常熟悉。我从小是一个很内地的小孩，很热爱内地电影。当时好喜欢谢芳，觉得《青春之歌》非常好看，也喜欢水华的电影，还有，从《阮玲玉》到红色电影，《烈火中永生》、《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龙须沟》，我可以一直数下去。这些电影对我来讲很有感情，我觉得很浪漫。

　　黄长怡：是吗？可是我们多数人觉得很多主旋律电影是比较模式化。

　　林奕华：这个还是有文化落差的。你们看到主旋律、“高大全”，但对我来说，生活在香港这么一个讲求实际的社会，这些电影让我看到的是慷慨就义，是浪漫主义。这是要分开来看的。我也会注意到那些艺术家是处理表演的细节的。但我的同龄人和我一样喜欢这种电影的人几乎没有，我大概是个另类的人。

　　黄长怡：你在戏剧上有什么追求？

　　林奕华：我希望我可以在一个理想的工作环境来创作，让别人也觉得按照这个模式来工作是比较理想化的，也可以来分享这个模式。希望我们不是只是有先锋和传统这样的戏剧种类，应该有一种新的、跟随时代发展的戏剧，是现代人看了觉得是贴近他们语境、生活的戏剧。同时我不希望它被归类成是小剧场或是先锋、前卫戏剧，我希望它可以在大剧场去做。因为我觉得人的想象力并不只是那些进入小剧场的人才可以拥有。最后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很健康、健全的戏剧工业制度。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