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玉兰 刘琼
2008年11月，我给丁景唐先生打电话，说明了采访和拍照的意图。一向热情开朗、热心出版的丁先生，出乎意料地回答说不拍封面似的照片，采访也最好不做，因为他想“退隐”了。他既不想参加任何活动，也不想接受采访。拍封面照这件事情最为抵触。
我一向十分尊重老人的意愿，随即认同，此事便搁浅了。却不想刘琼不这样认为。她认为这事值得去做，于是旧话重提，给丁老做说服工作。我们俩都因工作的变动，近一年来去丁家的频率远少于往年。今年秋天之后，我们去看望丁老，和他约定访谈的时间。
果然，他很开心我们的坚持。在2008年上海寒冬尚未来临的12月中旬，我们在丁家吃过熟悉的家常菜，然后陪着丁老在慎成里午后的暖阳中散步，跟随日影的移动变换脚步。他说现在脑中常常空白，谈话便从我们的提问开始，一点一点地钩沉往事，后来丁老滔滔不绝，以致过了散步时间，于是又把采访转移到三楼书房，继续谈了一个多小时，依然意犹未尽。
坚持是多么重要。若没有多一点坚持，就没有这次采访。老人心中的往事如同流水一般倾泻而出，我们听到的不只是故事，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代出版大家的风范，尽管我们和他熟悉多年，却在这次采访中获得不同以往的宝贵信息。出版如同点滴星火，最终却照亮了许多摸索寻路的人。由是观之，出版如同马拉松，依赖一颗坚持的心，多坚持一下，就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一
在《名人小时候》这本书里，丁景唐记述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丁景唐的父亲是一名裁缝，宁波的裁缝很有名，父母早年家贫，随亲友闯关东来到了吉林，丁景唐1920年就出生在松花江边的吉林市，但在父亲失业后就随父亲回到了镇海乡下。返乡后母亲生下妹妹，不久父亲便病故了。母亲是位不识字的农家女，独自抚养一双儿女，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贫病之中母亲将丁景唐托付给了他的姑姑。后来母亲不堪长期贫病折磨，服毒自尽。丁景唐实际上是由姑姑抚养长大的。
姑姑丁秀珍（又名丁皑）是一名新女性，早年曾在宁波、上海受过中等教育。姑姑有一双先缠了小脚后来又放大的脚，她当过多年的小学教师，还到武汉参加过宋庆龄主办的妇女运动训练班。姑姑引导丁景唐读书、认识世界，还不时带他去电影院。丁景唐说，“母亲带给我的是中国妇女最痛苦的回忆，而姑姑作为旧社会中的新女性，给我的则是面对这个世界的新思想、新观念”。此外，他的叔父丁继昌是一家教会书店的职员，从叔父购置的《小说月报》、《语丝》、《新月》和创造社等的刊物中，丁景唐得到了文学的启蒙。
今天的我们走在慎成里的弄堂里，观赏邻居们放置在房屋边上的花木，与坐着晒太阳的邻里打招呼聊天，四处看看居委会张贴的公告，把公告文字一一念出声来：都是寻常百姓的生活纪要。这样祥和的弄堂生活，某种程度上也合了丁景唐如今的平和心境。
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像往常一样闲聊，气氛很好，丁老的思绪拉回到了70年前。那是1938年，这一年对整个中国来说，是非比寻常的一年，艰辛的抗战刚拉开帷幕，时局迷茫。这一年对丁景唐来说，亦是非比寻常的一年，他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学高中学生，仅凭一腔文艺青年的热血办了一本刊物；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问： 您编辑的第一本刊物《蜜蜂》是在抗战爆发之后的1938年。您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为什么想起来编辑刊物呢？
丁： 编刊物是我的爱好。这是我和同学王韬一起搞的。当时我们也在搞学生运动，这是同时进行的。
问： 为什么要叫《蜜蜂》呢？
丁： 蜜蜂很勤劳，体形比较小，跟我们很像。我们当时年龄比较小，能量也有限。另外，蜜蜂是小小精灵，可以慢慢地采蜜，酿出很甜的东西，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当时这本刊物是文摘性质的。因为抗战的关系，当时上海的很多刊物都转移到武汉、香港和延安去了。外地的报刊也很难买到。我们做一些文摘工作。有篇郁达夫的文章我们转载了，这篇文章在郁达夫的全集里都没有。还有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的文章。[NextPage]
问： 办一个刊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时《蜜蜂》是一本16开32页正规的公开发行的刊物吗？
丁： 我们出于自己的文学爱好，热心地做这件事情，却有很多没有想到的事情，首先就是登记证。当时租界里面的工部局管理刊号审批，为了弄到一张出版证，我们找到陈起英老师。陈老师本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是很多共产党员的启蒙老师，也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毕业于大同大学。陈老师引荐我们认识了在工部局工作的青年会中学校友，这个校友正好就是管登记的。我们拿到了合法的出版证，我是法定代表，刊物上印着我的别名：丁宁。
除了出版登记证，还要找印刷厂，排印等等。陈老师又介绍我们认识一个在报社工作的张编辑，我们去他家请教出版知识，还向他学习一些编辑方法。陈老师还帮我们介绍了一家在泥城桥（西藏路桥）新闸路口的印刷厂学习印刷，这个地方是一个五岔路口，印刷厂在一个俗称盆汤弄的弄堂深处，走在里面到处可见流淌出来的澡堂水。这个印刷厂规模很小，只五六个人，老师傅给我们讲用什么字体多大字号，是手把手教出来的。所以说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由工人老师傅教导出来的刊物，党也没有指示我们去办，是我们自发的，办了两期。后来党组织通知我任中学支部书记，回校内开辟工作，我们就停办了。现在我还有这本杂志，上图也有。
问： 那出版这本刊物的费用怎么来的呢？当时你们就只是两个中学生啊！
丁： 在《名人小时候》里我写过，我后来是由姑姑带大的。姑姑三十多岁才结婚，姑父是经营电器电料商行的，也是德国西门子的代理商。当时我们在杂志的封底上给他们做了一页整版的广告，解决了出版的费用。
问： 您前面说的王韬和您是同学，刊物不办了，王韬后来怎么样？
丁： 王韬是我同班同学啊，非常有才华，比我有才华。刊物停刊之后，他去苏北参加新四军，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很多年过后，我才知道他后来进入华中鲁迅艺术学院读书，在1943年的日伪大扫荡中和他爱人一起潜回上海开展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22岁就去世了。解放后追认为烈士。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问： 创办《蜜蜂》算是一次独特的创业吧，这对您今后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呢？
丁： 这对之后办刊物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杂志的流程，杂志的广告，如何去搞经费，这些经验都是很可贵的。当时除了文摘之外，我们还要写文章。后来我办过许多学生刊物。
不过，我更宽广的舞台是搞群众工作，比如搞座谈、联欢活动，团结各界人士。我和夫人王汉玉老师是1939～1940年上海东吴大学同学，她是鸿印团契的主席，我是地下党支部书记。我们是搞学生活动的时候认识的。
说到同学少年，丁景唐特有的宁波口音开始显得有些含混，明显的情绪激动。还有，每次谈话，说到大学时学生活动，丁景唐一定会说：“我和王老师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和夫人的相识成了他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动人一幕。他将自己的名字和王老师的名字各取一字，合称“景玉”，“景玉公”是他晚年的雅号，也默默地表达着对先他而去的老伴的无限铭记。丁景唐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印章，“景玉共赏”便是其中上品之一。
关于丁景唐的出版经历和成果，陈思和、丁言昭在《希望之孕——记丁景唐编辑生涯五十年（1938～1988）》一文中有详细记述。此外，韦泱在2007年第2期《出版史料》上以《纸墨相伴七十年——记丁景唐编辑出版生涯》（第76页至第89页）专文陈述，此文资料准确翔实，将丁景唐的编辑出版生涯分为“1938·《蜜蜂》”、“《申报》影印与《辞海》修订一二事”、“播撒现代文学珍稀种子”、“把鲁迅的还给鲁迅”、“薪火相传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五大部分，详尽地展现了丁景唐70年出版生涯的大致轮廓和面貌。[NextPage]
二
在《犹恋风流纸墨香——丁景唐六十年文集》中有诗集《星底梦》的节选。读这些诗，那个时代的人特有的生命情调扑面而来。其中有首《五月的雨》，这样写道：“趁大雨滂沱，路途泥泞/黑夜的灯光下/且去书堆中寻找阳光的温暖！”
他一直在书堆中寻找阳光的温暖。
自古以来，中国的书生都想在书中寻找颜如玉和黄金屋。他要寻找的是阳光的温暖。
他虽然后来专注于史料，可是他一生都是一个诗人。
因为，在过去的六七十年里，没有比默默几十年收集资料并想方设法出版以备存留给后人研究的行动更值得尊重和敬仰了。史料最有话语权。这些财富的意义或许直到今天还没有被充分认识。我深信这个老人的选择蕴藏着无限的能量。
问： 您是一名诗人，诗人的情怀是激烈的；可是后来成了一名研究者，而且是专注史料研究的研究者，这却需要一种非常平静的情怀。这两种身份您更看重哪一个呢？
丁： 我生平比较高兴的事情就是有人赏识我的诗歌。因为当时不能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得很明确，写诗正好可以抒发。
从文艺青年到研究者，跟我的工作经历密切相关。后来的工作决定了不大可能继续写诗。但在我写诗期间，得到不少人的鼓励，其中关露曾就我的诗集《星底梦》的出版，评价说是“好像在一片黑寂的大海里看见一只有灯的渔船”，“渔船虽小，仍旧是一只船，星的光虽然不强，仍然能把宇宙照亮”。1998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诗歌卷》导言中，意外地得知吴晓东认为我是“华中沦陷区独树一帜的诗人”。这很让我意外，但也的确很高兴。
问： 您为什么会选择“左联”作为毕生研究的重点？
丁： 我生平最大的爱好便是鲁迅、瞿秋白和“左联”研究。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讲清楚。我写了好些文章，也出版了相关的图书。大多数人来拜访我，也会问一些相关的事情。
问： 编辑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研究领域。在具有编辑思路的同时，也有自己的专注领域。您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您研究瞿秋白，研究鲁迅，研究“左联”，搜集了很多资料，做出了很多成果。我们比较感兴趣，您是事先就确定了研究领域和重点呢，还是慢慢地进入到其中的呢？
丁： 这是跟我的工作有关的。我先后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宣传处、新闻出版处及出版局任职，工作的经历对我的研究是有影响的，党安排什么工作，就要去做，在做的时候，就会深入研究一些课题。
年轻的时候办学生刊物，我的角度是以办刊去教育人，现在想来不大应该，教训人家的口吻比较重。后来慢慢就改变了。
问： 没有更多地发挥文学才能，却一头扎进史料，看来，这是与您的工作经历有关的。
丁： 史料的重印和搜集，是我做过的比较得意的事情。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期间，和有关同志策划组织革命文学期刊的影印工作，比如组织《申报》的影印工作，开展《辞海》的修订工作，以及策划《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的编辑出版工作。我感到保存和抢救革命文艺资料的迫切性。从1958年到1962年，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影印了两批四十余种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期刊。在1962年以后，我又选定了第三批影印目录，范围更大，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外，还有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学期刊，另外还有一部分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刊物。可惜后来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的重大干扰，第三批书目只印了几种就中止了。[NextPage]
问： 对《中国新文学大系》，您投注的感情也很深，是不是也出自对资料的一种迫切的保存意识？
丁： 《中国新文学大系》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个继承问题。赵家璧当时的创造性非常了不起，我对此的评价非常高。你可以在我的文集里找到我写的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文章。我认为，编辑文学大系是非常有创造性的编辑思想，保存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重要资料。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意义很大。当时我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党组书记，我利用出版社的集体力量，集中人力投入到这项重大工程的建设中来。我们组织各编辑室的编辑力量，深入到全国各大图书馆去查阅这十年间的重要文学期刊和书籍，从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中精心挑选；我们来往于京沪之间，先后拜访了许多文坛前辈，邀请周扬、夏衍、巴金、聂绀弩、于伶、艾青、吴组缃、芦焚（师陀）等人为大系各集写序……第二个十年，我感到总体上还是不错的。
问： 上次您说要“退隐”了？
丁： 年纪大了，生活习惯不同。好不容易安静下来。我以前在统战工作和团结知识分子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朋友比较多，身体吃得消的时候经常往来，近来感到精力衰退，交友少了。但小朋友可以来，小朋友总能带来活力与热情。好多文章要给你们看呢。还有好多书要送给你们。
赵家璧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人，而且也很有执行力。以他当时的年龄和资历完成这个工作，的确是很了不起的。多年之后，大系得以续编，绵延至今，多少传承者接过书稿资料，埋首于浩瀚文字之中，就是为了给未来的人们保留一个原生态的昨日世界。这种精神和态度，一定是丁景唐这样的出版大家，希望继续传承给我们的。
丁景唐与瞿光熙合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多次重版；还有编著的《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与方行合编的《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也多次印刷，这三本书都有香港翻印本。我一直揣测瞿秋白研究契合了丁景唐的内心。类似的青少年经历可能会让他在研究瞿秋白时有更多共鸣。许觉民在六十年文集序中提到：“人的成长期的路程呈平坦无阻的抑或坎坷难行的，给人的精神影响殊不相侔，前者因生活优渥而易于趋于平庸，后者则因苦难交加而反致踔厉风发。”读陈铁健写的瞿秋白传记可以深感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际遇对于人生的影响。他们的母亲均为贫困所逼而自绝，这在少年的心中该是怎样深重的痛。但是他们的人生确实因此而更加风发，激发出非同寻常的能量。由这样深的痛转化出来的爱，对生活、对亲人、对大众的爱，都蕴藉着丰富的情感。
三
丁景唐送书之大方，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近来上海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陶晶孙《给日本的遗书》，该书是由丁先生的小友高建国策划，做了丁先生想做而未做成的事，令丁景唐感慨。他得知出版之后十分兴奋，一下子购进几十本，分送给好友。我看到一张送书单上，写着袁鹰、范用、孙玉石、陈平原、吴福辉、王富仁等人的名字。最近上海书店出版了《古旧书讯》丛书，分别为《百年书业》、《那时文坛》、《书的记忆》，真实地记下了百年来上海福州路文化街的史实。丁景唐花了很大精力，写了五稿才完成该丛书的总序。这套书很多人想要，他把稿费全部换书，送给要书的朋友们。这次他又要把剩下的最后一套送给我们俩。我们感到颇难为情，每次都受到他丰厚的馈赠，他却大笑着说：“我还可以换书。我有好的书不送给我高兴送的人，我觉得难过。”[NextPage]
这一次访谈跟我们平时和他聊天唯一的不同，可能仅在于多了一支录音笔。四五年来，这是第几十次在丁家三楼的书房聊天，我已经不记得了，或许丁老先生认为我们在他长期工作的两个单位都工作过，所以格外有话可说。一个老人要“退隐”的想法十分自然，尽管他晚年的一大乐趣是看到好的文章、好的出版物、友人的来信，就叫我们去看去读，一同分享文字流传过程中的意味。鲁迅先生给郑振铎的信中写道“纸墨更寿于金石”，钱君匋以此为丁景唐刻章一枚。师友风谊，个中情怀。这句道尽读书人编书人无限心事的话，借为本篇访谈题目，于2008年岁末的漫长冬夜中，我反复咀嚼这句话，深觉其中牵引的无穷力量，我们正是相信这句话，才迷恋纸墨风流，与氤氲书香相伴相随。
丁景唐：1920年生，浙江镇海（今宁波）人。1937年冬参加革命，作家、诗人、出版家。笔名洛黎阳、歌青春、丁英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毕业于光华大学中文系。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办《蜜蜂》文艺半月刊。曾任《小说月报》编辑，《文坛月报》编辑。抗战胜利后，主持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工作，出版《文艺学习》，开展进步文艺活动。1949年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宣传处、新闻出版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名誉社长、编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二、三、四届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协理事，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上海版协副主席、顾问，上海市编辑学会名誉会长。主要从事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研究，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影印“左联”、“文总”等文学刊物40余种；主持编辑出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20卷，其中《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主要作品有诗集《星底梦》，评论集《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2004年出版《犹恋风流纸墨香——六十年文集》 ；合著《瞿秋白研究文选》、《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他》、《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 ；主编研究资料《南北方民谣选》、《陶晶孙选集》、《瞿秋白印象》，合编《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殷夫集》等。1992年获国务院“有突出专业贡献”证书，1995年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参加抗日战争老作家纪念牌，2005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编辑：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