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纪霖 曹静

    大学，总是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不仅仅是日前被曝光的“中国大学排行榜”引起舆论哗然；不仅仅是即将到来的高考牵动无数考生和家长的心情；也不仅仅是正在制定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引发社会广泛讨论。

　　大学的面貌是社会状态的重要指征。大学之为社会所瞩目，在于它是人类伟大的文化遗产，是延续文明传承的精神家园，它关系到每个个体与家庭的未来，更是社会文明发展的辐射地和推动源。

　　透析大学之“困”，正是为了探寻大学之“道”。

　　“天之骄子”如今平民化了

　　曹静：教育是社会永恒的话题。这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启动第一轮公开征求意见，收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很多建议。教育部收到建议5000多条，各类摘报90余万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和高等教育有关的。

　　许纪霖：社会对高等教育议论纷纷，我完全能够理解。10年前，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是精英教育，但经过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后，高等教育平民化，一大批原来只能进入大专的学生，现在也有机会进入大学。在这个背景下，很多问题产生了：高校规模扩张了，相应的师资远远没有跟上，教育质量滑坡，就业问题很突出。因此，尽管数字很好看，中国的博士生数量甚至超过美国，但社会反弹也颇为明显，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从校长、教授到学生、家长都有所不满。所以，人们所说的大学之“困”也好，大学之“痛”也好，大多由此而来。

　　曹静：有人将此称为“教育大跃进”。

　　许纪霖：这种“大跃进”面临两个困境。一个是高等教育有其自身规律，它对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有一定的学术要求。过去，这种学术要求是对精英的要求，但现在连硕士生也大众化了，很难达到。教育的内在规律要求学术质量，但在另外一方面，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学校要服从大局，如扩招研究生。这两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紧张。

　　曹静：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通货膨胀”。

　　许纪霖：由于思维定势，不少大学生、研究生的自我定位还是过去的“天之骄子”，实际上，如今的大学生已经平民化、普及化了。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在就业方面，不少专业甚至还不如高级蓝领。

　　曹静：不久前，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大学生就业，除了一张文凭，还剩下什么？”

　　许纪霖：中国人的思维传统里，仍然将读大学和研究生理解为一种功名。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相当于秀才、举人、进士。中国社会又是文凭社会，就业、升职都需要看学历，这又造成了学历热。有些学生冲着文凭而来，对知识本身没有什么兴趣。作为教师，我明显地感受到本科生进校以后的变化：第一年还有点理想，第二年就很实际了，第三年忙于安排前途，最后一年心已经不在校园了。

　　有些大学“不差钱”，而是“差灵魂”

　　曹静：对于如今的高校，北大教授李零比喻说，“大学成了一个养鸡场。”

　　许纪霖：这话非常生动。“养鸡场”有两个含义：首先它是一条流水线，按照标准程序培养，不鼓励个性化。其二，当大学成为工厂，教育也相应地成为产业，很多学校围绕着创收运转。大学本来应具有浓郁的学术氛围，是集教学、科研、服务为一体的机构。但如今不少大学的学术氛围越来越淡。

　　曹静：学风不浓，甚至学风不正。

　　许纪霖：我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对民国时期的大学比较熟悉。民国时期的北大、清华、燕京等名牌大学，制度远没有今天严格，但风气好，教授很自律，学生也很努力。现在虽然大学经济条件大为改善，但世俗化侵蚀校园，大学成了俗人成群之地，一切以效率为中心。本来大学有一种青春感、神圣感，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家园。但如今大学与社会差别不大，大学的神圣感没有了。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当年我们胸前都戴校徽，在校内校外行走，十分自豪，现在还有多少人在戴？我有一个朋友，学问搞过一个阶段，后来经商。他总是看不起我们，说“你们搞什么学问，没有什么价值”。有一次，他去美国商务旅行，回来很激动地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去了哈佛，一进校园，就感到一种学术的神圣感，突然感觉：赚钱没什么意思，还是做学问好。

　　曹静：好的大学不能没有精神感召力。

　　许纪霖：大学是要有灵魂的，这个灵魂一定是超越的，与凡俗不相干。现在有些大学可说是“失魂落魄”。过去是因为“穷”而“困”。这几年大学钱多了同样 “犯困”：一切围绕着钱转。有了钱以后就忙于接项目，完成数不清的考核、评估。教授像学生一样，整天忙于交作业。而大学本来应该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创造自由、开放，宽容的氛围，让教师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志向从事研究和教学的伊甸园。现在的大学“不差钱”，但是“差灵魂”———用小沈阳的话说：这个还真没有。

　　曹静：大学艰苦困厄时，反而却是有灵魂的。西南联大就曾打出“为中华文明存一脉”的大旗，有位西南联大的老师说过这样的话：“地可失，血可流，文化不可丢。即使国家亡了，只要文化尚存，中华民族就不会灭种。”

　　许纪霖：是啊，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家父当年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前年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作为联大的弟子，我去昆明参加了有关纪念和研讨活动，感慨很多。短短7年时间，西南联大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几十位院士、数不清的人文大家。虽然当年战争环境下学校很穷，学生也不知道明天个人前途在哪里，但他们心里装的是学术，脑子里想的全都是知识，这就是大学有“魂”。

　　评价体系“一刀切”，最好的最受伤

　　曹静：不久前，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等高校领导，在教育规划纲要征求意见时，都谈到大学现在行政主导十分厉害，评价体系不科学。

　　许纪霖：对大学的管理是必要的，但最忌讳一刀切。现在存在一个悖论，就像过去的经济一样，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因为有些学校风气不好，所以要加强行政部门的管理。但高校没有自主权，样样都管住了，大学也就失去了活力。

　　一所大学好不好，首先要看是否有活力，其次看是否有个性。现在的大学评价、管理体系中，被诟病最多的就在于“一刀切”，无论北大、清华，还是刚刚从专科升到本科的院校，都用一个标准来评价。其结果是，最好的学校最受伤害。它们的活力没有了，个性没有了。而普通学校也因为忙于争硕士点、博士点而虚假繁荣。

　　曹静：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不科学甚至潜规则的“大学排行榜”也大行其道，又强化了这样的评价体系。

　　许纪霖：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不承认大学排行榜，但形形色色的大学排行榜对校长的心理压力很大。当前中国高校中形成了一个等级制：顶尖的是北大、清华两所，第二梯队是复旦、交大等7所首批985高校，第三梯队是其余30所985大学，接下来是100所211大学，最后是一般的普通高校。过去好的大学是有个性、有特色的。学生按照自己的个性和兴趣来选择不同的大学。如今学生高考填志愿，就是按照这个等级来填，从高到低，一路填下来。无论对学校还是学生，这都是很大的伤害。[NextPage]

　　曹静：国内高校形成了这种金字塔结构，国外高校是否也是这样？

　　许纪霖：以美国为例，美国大学有两个本科系统，一个是带研究生院的综合性大学，另一个是只有本科教育的文理学院。很多美国中产阶级不肯把孩子送到哈佛、耶鲁，情愿把孩子送到斯沃斯摩、韦尔斯利这些小学院。这些学院，只有几千人，施行小班教育，教育质量很高，学费也高，学生毕业出来很受欢迎。这两个系统的排行榜是不同的。而研究生教育又有一级、二级学科的排行榜，非常细致。而现在中国的学生考研究生，不问专业排名，更不在乎导师好坏，一心只奔名校，像当年的科举一样，人人往金字塔尖挤。

　　曹静：美国高校各有特色，比如哈佛的博雅、斯坦福的实用、普林斯顿的重视理论、麻省理工的尖端科技。

　　许纪霖：对，大学应该是多元化的，但中国的大学都奔着综合性、研究型而去，一锅端。哪怕是刚刚专科升上来的本科院校，也想尽办法弄硕士点、博士点。这都是管理一刀切、不分层的后果，我称之为“千校一面”，没有个性。现在不少高校都在比规模，规模一大，各项数据的排行就跃到前面了，所以前几年大学合并成风。

　　曹静：似乎大学的规模越大就越好。

　　许纪霖：我认为，拼凑式的规模是没意义的，真正的“大”在于其内涵和个性。大学应该分层。我们应该有科研型大学，也应该有以培养本科生为主的教学型大学。但如今应该以科研为中心的学校拼命搞创收，本来以教学为中心的学校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成为研究型大学。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对国内上千所大学进行分类指导和管理，建立多元的、平行的评价机制，这是很要紧的事。

　　该管的放任，不该管的一统到底，这种现象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曹静：高校不管是以教学为中心，还是以科研为中心，都不能以模式化的排行榜为中心。那既然不能用省时省力的“一刀切”，那么高校到底应该怎么管，就是一个重要又复杂的问题了。

　　许纪霖：高校的管理模式需要反思，不能用过去的那套计划经济方式。前几年我们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申请表要求按照国家质量检验总局拟定的学科标准来确定申报的一级、二级、三级学科。似乎大学与企业一样，都成了需要“部颁标准”管理的产业！用计划经济的那套来管教育，怎么能不陷入怪圈？很多不该管的管得太细，而该管的又明显缺乏改革。

　　曹静：具体哪些应该管、可以管？

　　许纪霖：比如说，延续了多少年的大学教师选留和升等制度弊端日益严重。高校的教师目前分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四级，过去硕士毕业可以留校任教，还有助教，现在较好的高校都要求有博士学位。年轻博士一进校就是讲师，当了3年讲师就可以申请副教授，5年副教授以后又可以申请当教授，短短8年就走到了尽头，不再有上升的动力。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大学，目前是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三级制。以美国为例，博士进校先要当6年助理教授，经过严格的学术评审才能成为副教授，再经过至少5年，才有可能成为教授。前后有11年，而且申请终身教职这一次是淘汰的生死关，凡是不适合干学术的，就会被学校淘汰出局。但在中国许多大学，教师比较好混，除非犯错误，很难将之淘汰，使得一大批对学术没有兴趣的人沉淀在高校包括名校里面，著书全为稻粱谋，使得大学俗流滚滚，俗不可耐。

　　在博士选留制度方面，也需要拿出魄力进行改革。这些年国内各名牌大学为了防止“近亲繁殖”，不再选留本校的应届博士，向国内外优秀博士敞开大门。但省一级重点高校却拼命让本校博士留校任教，为什么？因为刚刚拿到博士点，有了自己的博士生，还不赶快留自己的学生！这使得国内名校的一些优秀博士生，这几年到高校应聘很难。这种逆淘汰机制，因为有高校的自身利益驱动，很难期望他们自己改革，倒是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推出统一的政策规定。[NextPage]

　　曹静：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说，对于现在的教育改革，国外先进大学经验，还有我国近代以来留下来的经验都值得借鉴。

　　许纪霖：高等教育应该推行的是规则化管理，而不是实质化管理。如今各种数不胜数的教学科研评估，过于实质化了。在教学评估之中，连考卷是否有教师用红笔批过，都属于评估打分的项目。有些高校怕因此而失分，纷纷动员学生“集体造假”，将前几年的考卷拿出来补上“伪批注”。实质化管理如此体贴入微，但原则的规则化管理，比如我刚才提到的高校教师申等和选留制度，却是缺席的，或者是过时的。该管的放任自流不该管的一统到底，这种现象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曹静：对教师的“数字化考核”也到了该改的时候了。

　　许纪霖：量化考核的原因在于，过去学术界有权威，权威的意见左右了学术评价标准，如今学术进入了平民化时代，现在进入了一个只有权力、没有权威的时代。没有权威，那就只有通过权力来管，而权力干预学术的方法就是非学术标准的量化指标。

　　曹静：当权威成为威权，就会失去公平、公正。

　　许纪霖：我这两年一直呼吁，考核制度要用两条腿走路。量化考核是对缺乏学术兴趣的懒人的约束机制，而对视学术为生命的优秀学者，不能以此要求。可以让他们自愿选择“代表作考核制度”，只要拿出一两篇代表作，可以证明它的质量和影响力，1篇就可以抵10篇论文。考核和升等的评价标准也忌讳一刀切。

　　曹静：人们注意到，当前高等教育也有一些好的转变，比如放宽大学招生自主权。

　　许纪霖：近年来开始试点部分自主招生，这有利于改变中学普遍流行的应试教育，推行素质教育，我非常赞成。但其普遍的推广，需要持审慎态度。自主招生考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而素质教育的成本很高。对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家庭以上的孩子有利，而对广大城乡的普通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不公平。如果全部实行自主招生，社会底层的孩子向上流动的机会更少，会造成更大的不公正。你让贫困家庭的孩子去关心股市，学弹钢琴，这是不公平的。教育公正是与教育质量同样重要的问题，二者之间是有冲突的，在目前发展条件和制度措施尚未能解决对弱势群体的补偿问题之前，我们只能两头兼顾，在统一高考与自主招生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NextPage]

　　对中国教育的问题思考越深入，我越有感慨：中国的教育承载的东西太多了：学术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流动等等，相互之间有太多的紧张。所以我将中国高考称为一种“迫不得已的荒谬”，从学生、家长、老师、校长到教育管理部门，许多人抱怨它的荒谬，却还是改不了，因为这一刚性的应试制度，到目前为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公正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掺和人为的主观评价。

　　当精神和知识拥有尊严时，大学才成为大学

　　曹静：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批评高校里的官气太重。您怎么看？

　　许纪霖：过去是“学而优则仕”，现在出现了更坏的“仕而优则学”。先去做官，混个一官半职，回过头来照样能评副教授、教授，且比一般教师还升得更快。大学的官气如果越来越重，那就会使大学的风范越来越淡。

　　曹静：梅贻琦先生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今天似乎应该加上一句，“非谓有大官之谓也”。

　　许纪霖：在今天这样一个专业化时代里面，已经很难再出大师了，能有几位“大匠”，也不容易了。各种培育“大师”的计划，纯粹是“计划学术”的臆想。现在大学里面有两套评价体系。一套是制度化的行政管理部门的评价标准，比如人事部的“百千人才”，教育部的“长江学者”、“杰出青年”、“新世纪人才”等等。还有一套是行业里面的公共舆论，口口相传的，哪个学术上行，哪个不行，哪个是大家公认的。这两套标准往往是不重合的，许多公认的名家未必出现在部颁的名单里面，而一些进入某某计划的人选，又颇不为行内人士认可，甚至不屑一顾。真正的大师，是不会在乎外在的评价标准的。

　　曹静：“口碑”和“奖杯”往往并不重合。

　　许纪霖：对，所以我一直强调“第三种尊严”。权力与金钱当然有它的尊严，但在权力与金钱之外，还要有第三种精神的、知识的尊严。当精神、知识拥有它自己的、独立的尊严时，大学才成为大学。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到亚利桑那大学，亚利桑那大学校方说，他才刚刚上任，我们要看他4年，才能决定是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尼克松毕业于洛杉矶一所小学院。校方曾想给他树一个碑，但遭到校友一致反对，最后尼克松只能自己掏钱，捐了一个图书馆给母校。一所三流学校出了一个总统，还不以此为傲，这是因为她有她的学术标准和道德标准。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说到底就是大学有她的尊严。

  (编辑：许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