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现场

　　采访者：钱雪儿

　　受访者：布赖特·格文

　　美国知名艺术家、曾参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著名展览“16个美国人”的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近日在厉为阁香港空间带来了他的中国首个展——“波兰村庄”。厉为阁创立者之一布赖特·格文（Brett Gorvy）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从极简主义到极繁主义，斯特拉的艺术始终是理性的，并且基于结构的建立以及色彩、形式的平衡。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即使在今天新技术盛行的艺术世界，斯特拉的艺术仍然是“当代的”。

　　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1936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莫尔登郊区，于安多佛镇菲利普斯学院上学时开始绘画。斯特拉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绘画，同时修读历史系学位课程。

　
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

　　1958 年毕业后，斯特拉搬往纽约，并对抽象表现主义遗风产生了新的理解。当时他曾透露对杰克逊·波洛克及威廉·德·库宁的看法，“我感受到一种犹豫，以及含糊其辞的特点，令他们的作品变得动人。但对我而言，似乎有点太脆弱。”他更钟情于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克制和逻辑顺序。

　　1959 年，年仅23岁的斯特拉参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16 个美国人”展览，成为当中最年轻的艺术家，这一展览被视为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自此之后，现代艺术开始挣脱早期抽象表现主义情绪化绘画的束缚，而斯特拉则被视为极简主义的重要代表，极简主义艺术家强调理性，试图祛除作品中任何表露艺术家个人情感、主观性或身份的迹象。

弗兰克·斯特拉作品

　　此次厉为阁展出的“波兰村庄”系列见证了斯特拉从极简主义迈向极繁主义的转变。“波兰村庄”画作的灵感源自《木制犹太教会堂》一书，书中汇集了71 座犹太教堂的摄影作品及线稿。斯特拉从建筑中汲取灵感，开始从二维走向三维，丰富的色彩，包括瓦楞纸板、毛毡、木材在内的材料以一种基于几何、理性的方式而进行组合，色彩即是色彩本身，材料也是材料本身，除了自身之外，它们并不诉说什么。这或许让那些试图从这一系列中读出政治意味的研究者感到失望，毕竟，其创作年代恰好与越南战争、尼克松“水门”事件相交。但是，对于斯特拉而言，格林伯格的“绘画本体论”或许同他的理念更符合——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提出，现代主义就是一场不断自我批判、不断纯粹化的过程，而所谓纯粹化，就是从每一种艺术媒介中不断剔除那些不属于它的本质的东西。

　　对格林伯格来说，平面性成了绘画独一无二的特质，甚至构成绘画独一无二的本质。对于斯特拉而言，同样如此。虽然之后从三维转向三维，但斯特拉的艺术依然关注的是物体本身的表达。

　　2015 年，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为庆祝斯特拉作画60 年，举办大型回顾展，展出其绘画、浮雕、雕塑、绘画雕塑混合体以及纸上作品。“他的艺术始终基于结构的建立以及色彩、形式的平衡。”厉为阁的创立者之一布赖特·格文告诉澎湃新闻，而面对今天新技术盛行的当代艺术世界，“无论是数字还是其他媒介，这些都是艺术最基础的组成部分。”

　　记者：此次展览展出弗兰克·斯特拉的“波兰村庄”，能否介绍一下这个系列的创作背景？

　　布赖特·格文：这些作品完成于1970年至1974年间，如今，斯特拉仍然在从事创作。“波兰村庄”是他对于建筑师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所赠的《木制犹太教会堂》一书的回应。书中汇编的犹太教会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毁坏。斯特拉受到这些图像启发，开始新的系列作品的创作。这四年的工作对他而言非常重要。因为这让他得以用全新的方式去拓展他在六十年代所产生的一些理念——无论是颜色、结构还是新的材料。

弗兰克·斯特拉,《欧肯尼基 II》,1972年作,瓦楞纸板、毛毡、颜料、木

　　记者：《犹太教会堂》对于斯特拉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

　　布赖特·格文：很大一部分是几何学上的影响。有些人想知道，在这些作品中是否有政治的一方面——因为他是在越南战争时期完成了这些作品，时任总统尼克松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水门”事件，所以有人会将其与社会政治生态联系起来，尤其是因为他在作品中展现了被法西斯主义破坏的宗教建筑。但事实上，他对纯粹的形式更加感兴趣。比如怎样使用材料？怎样构建其一件作品？怎样使用并且平衡色彩？特别是怎样在在通常是二维的画作上表现三维，使其成为墙上的雕塑。我觉得这些想法对他的探索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宗教建筑是他的出发点。但这并不表明宗教建筑有作为引导、在形状和几何学之外的意义。

　　记者：据说斯特拉曾受到俄国构成主义的影响，他是如何接触并理解构成主义的？

　　布赖特·格文：其实我认为，说斯特拉直接受到构成主义的影响有些夸张。构成主义当时在美国很有名，马列维奇、罗钦可等人的艺术语言在当时是革命性的，斯特拉了解构成主义，但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而是更多地受到逻辑性的、理性的艺术的影响。他有一句名言，叫“所见即所见”，即试图在创作中回归物体本身。在这方面，他受到了构成主义的启发。

　　记者：从“波兰村庄”系列开始，斯特拉从极简主义迈向极繁主义。如何理解这一转变？他的理念也随之变化了吗？

　　布赖特·格文：和其他的艺术家一样，斯特拉一直在提出疑问，一直在往前走。他的创作也是对于他当时在研究的东西的反映。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总是在推动他想做的事情的边界。他的“黑色绘画”系列就是他在极简主义上的探索。比如，笔触的大小就是画笔本身的尺寸；绘画是平面的，与画布的形状相一致。

　　斯特拉通过增加一个维度，增加建筑的基础，增加色彩，从而“建造”一个绘画。渐渐地，他开始了平衡色彩和不同材料的想法。这为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语言，直至今日他仍在探索。他在“增加”、在极繁主义方面的想法是非常现代的，这也成为他现在正在做的东西的起点。他想把所有东西放进创作中，而非“拿走”。

　　记者：从极简主义到极繁主义，斯特拉的理念始终关于理性吗？

　　布赖特·格文：在极简主义中，他极力简化事物；而在极繁主义中，他加入各种东西，最终构建出非常复杂的结构。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作品，创作出来的过程非常复杂。如果你看他现在正在进行的作品，它们往往是层层叠叠的。

　　斯特拉的极繁主义依然是理性的。还是很理性的（logical）。极简主义是减少，将事物缩减至最基础的内涵和元素；而他做的始终是理性的。在“波兰村庄”系列中，他的创作仍是理性的，基于建筑的几何形式。比如“波兰村庄”系列就是基于特定的建筑。但是当他在做作品时，他使其从起点离开，作品讲述的是自身，几何就是几何，色彩就是色彩，使用色彩并不是为了描述别的什么。我想，注重逻辑以及剔除情感是斯特拉从极简主义转向极繁主义的变化中贯彻到底的东西。

　弗兰克·斯特拉,《罗兹季尔 I》,1973年作,综合媒材、浅浮雕拼贴

　　记者：回到斯特拉职业生涯的早期，抽象表现主义给了他很大触动，如何看待抽象表现主义对他的影响？

　　布赖特·格文：抽象表现主义是当时发生于美国的一次重要的艺术思潮，身为艺术家，斯特拉当然会受其影响，但是更多的是表现在对它的反叛上。只有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你可以看到带有情绪性的笔触。从他的“黑色绘画”开始，他实际上已经拒绝抽象表现主义，他尊重绘画，但与此同时尝试探索绘画的边界。

　　关于“艺术家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抽象表现主义给了他启发，让他有了表现的自由。但是他选择的表现方式不是关于个人情绪的抽象表现主义，而是“没有意义”——抽象表现主义追求某种崇高的、隐藏与动作之后的东西，而斯特拉恰恰相反，他寻找的是结构和形式上纯粹的平衡，创造出物体本身独有的东西，而不是指向其他的意义——哪怕是宗教建筑，那也只是他实现其理念的起点。

　　记者：极简主义和构成主义是一个时代里激进的艺术运动，而在今天，数字艺术和影像艺术似乎主导了当代艺术世界。以斯特拉为例，您怎么看待这些昔日的艺术运动对于今天的影响？

　　布赖特·格文：首先，我认为，无论是数字、影像还是其他的媒介，艺术仍然基于同样的原则，改变的只是技术。其次，你会发现，斯特拉作品的结构和使用的材料在那个年代都是非常激进的，即使放在今天看，也是很“当代”的。他的艺术始终基于结构的建立以及色彩、形式的平衡。而无论是数字还是其他媒介，这些都是艺术最基础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你会发现许多当代艺术家都是一边回溯，一边向前。就像斯特拉也曾经回顾抽象表现主义，然后拒绝它，并向前发展。

弗兰克·斯特拉展览中的作品

　　记者：您刚才说，斯特拉的作品不表现意义，但如今许多艺术家或是策展人都喜欢用艺术去反映和反思社会现状，对此您怎么看？

　　布赖特·格文：作为艺术家，你无法逃离时代，你所有的艺术在根本上都会反映它所处的时间。但是你有两个选择：一种是表现强烈的情感，比如抽象表现主义、表现主义，或是心理肖像，这样的艺术强调的是打开自我，表现你真正的情绪和精神；而另一种就是像斯特拉那样，探索绘画的可能性，探索它的边界。我想在未来，这种现象会一直持续下去，艺术始终在寻求理性和感性之间的平衡。

　　记者：此次香港展览是弗兰克·斯特拉在大中华区的首次个展，您怎么看待展览和所在城市香港的联系？

　　布赖特·格文：我认为两者之间有很深的联系。说到香港，人们很快就会想到建筑，香港的建筑密密麻麻，街道则忙碌喧嚣。如果你从高处俯瞰这座城市，你会发现，那些建筑看起来和这里的画非常相似。如果你把城市里喧嚣的声音去除，你就会看到建筑而想到建筑。香港有很多建筑。街道本身非常喧嚣。如果你从高处俯视，建筑看起来和从这里看出去非常相似。把喧闹的声音去除，你就能看到建筑形成的网格和图案。所以我觉得，在一座建筑之城举办一个与建筑有关的艺术展览非常有趣。

　　据悉，此次“波兰村庄”展将持续至7月27日。

　　（感谢杨佳怡对本文的贡献。）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