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蔡世伟摄）
采访者：派翠克
受访者：王子剑
王子剑和他的黑鳍文化去年推出了《路边野餐》。作为制片人，他今年又带着3部影片到金马影展的创投会上。谈到《路边野餐》，王子剑自己也说，放映效果超乎想象：“我们在这个片子开始一步一步发酵的过程中，也有在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原来都是影迷，也是愿意看这种类型的电影，但是从来不知道好像这种类型的电影也能在大众语境里面以这种方式来传播，我们在想到底是我们做对了什么，或者说有什么做错了吗？”
而在今年，在做了七八个新的项目之后，他开始寻找作者型电影的新出路：“比如说我们在寻求找一种新方法，首先直接进入到商业的语境里头肯定不合适，第一个我们不会做，第二个做到那个层面上很难，需要各方面的东西都配套，能达到更高质量的解决。而且那种表达方式对我们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我们其实如果说完整讲一个故事，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还是最终你抛去故事、技巧，所有的包装，他最后剩下导演的价值观。”
而对于今年金马奖，大量具有文艺气质的大陆电影入围，王子剑说：“其实说实话今年是华语电影的小年，没有大的东西出来，这种大不是制作规模的大，今年感觉有点在开倒车的感觉，或者在一个空档期，大家在憋一个什么东西，中间出来了几个，包括在今年整个世界影展上没有什么大的东西出来，《清水》还算得了一个比较大的奖，其他也没有得首奖。金马它还是在华语地区来去选择，它只能是，商业片你也看到，市场泡沫在减少，都卖不到去年，随随便便卖个七八亿、十几亿太正常了，今年没几个，因为没有质量。”
记者：介绍一下自己，您和黑鳍文化。
王子剑：我就是一个制片人，同时也在管理公司的一部分行政的事务，主要还是内容这一块，我们公司主要在做的就是，原来我们的划分方法叫自己做的是艺术电影和独立纪录片，我们会做制片、制作、电影节和发行这一部分。现在因为做了大概手里面有七八个新的项目，都是很难再用艺术电影的方式来去界定它，或者叫做作者型电影更合适，不见得每一部都是传统定义里边艺术电影的样子，我们也是在观察到不管是作者还是市场，对于题材、对于内容的接受上更有细化的需求。我们其实在创作层面上，还是在以作者的表达，和我们自己想要传达的某种价值观为主导，但是还是会兼顾到一些终端观众层面的事。
记者：去年《路边野餐》算是达到预期了吗？在内地的放映效果？
王子剑：对，其实超出想象，我们在这个片子开始一步一步发酵的过程中，也有在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原来都是影迷，也是愿意看这种类型的电影，但是从来不知道好像这种类型的电影也能在大众语境里面以这种方式来传播，我们在想到底是我们做对了什么，或者说有什么做错了吗？这个东西一旦产生了一旦的声量之后，有些东西就和电影本体的东西无关，大家更多的也是对于的导演个人会有一些兴趣，有一些非常励志和成功学的东西，我们也不确定到底对于电影来说是不是有点消费这个片子，总之，它一定是好的面占大多数，但是我们可能更需要冷静的去想一下这个事。
记者：今年算是第一年来金马创投？
王子剑：对，我们算是第一年来金马创投，去年是毕赣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在金马创投。
记者：现在圈里边会谈论金马对于内地的项目更感兴趣了吗？
王子剑：其实能看到今年金马选的这七个大陆项目，我们这三个都是新闻事件改编的，都带一点点犯罪类的，其他的比如说有两个女导演的，一个多样态的视角，关注到国内的女性导演，在做哪类的东西，也有更艺术化纯艺术的表达，总之它还是会在某个区域选几种，比如说选了这几个类型感稍微强一点的作者电影，其实也是某种趋势。
比如说我们在寻求找一种新方法，首先直接进入到商业的语境里头肯定不合适，第一个我们不会做，第二个做到那个层面上很难，需要各方面的东西都配套，能达到更高质量的解决。而且那种表达方式对我们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我们其实如果说完整讲一个故事，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还是最终你抛去故事、技巧，所有的包装，他最后剩下导演的价值观。
其实金马在选择这些大陆项目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看你最后导演想要传达的是什么，包括导师会一直问你几个问题，其实听起来都是常规问题，他们会是很认真的提这几个问题，比如说你为什么想拍这个故事，源起是什么，你的电影未来会找到一个参照会是什么样的，哪一个。第三，你在推进中具体遇到了哪个制作的问题，类似于这种，每个人都要同样去回答这些问题，能看到内容上在发生变化，国内新的作者也在发生变化。
记者：他们现在对于内地的兴趣浓厚吗？
王子剑：当然，你看创投会来的这八九十家资方，基本都是大陆的，我们也有其他项目在台湾本土要去拍的，跟他们再去讨论融资层面上的事，他们也都觉得 台湾拿不到钱，除了辅导金，剩下只有魏德圣这种能拿到企业的赞助，或者是个人的一些帮助，其他的项目都很难。所以，不管是从市场层面，他们要寻求下一步发展，资金来源因为在那儿还是说内容方面，因为大陆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不管是经济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其实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去合作，两岸关系也没有像之前那样。
记者：感觉台湾的这些人对大陆的项目热情高吗？
王子剑：其实台湾这边我也一直在想，包括电影节他们自己的创投会都要找差异化，金马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它有金马影展会放很多片子，也有国外的，它有金马创投会，是一个跟市场连接很近的，还有金马奖，是和资方，也是和市场更近的一个东西，还有金马学院，是培养新的导演，自己嫡系的一个东西。所以，它要找差异化。
你看他会通过几个维度去看大陆的项目，包括台湾它自己其实本土的创作，我觉得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但是它整个市场体量太小，一切的东西在一个基数变大之后，都会变得不一样，比如说我只有30万的电影从业者的时候，可能一切都会非常规律，如果不这么规律，你就直接不用干了，大家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了，但是如果你有三百万的人是从事这个行业，就会非常难以管理，他们在保持自己的，坚持自己东西的时候，也会看大陆是怎么来做的。
我觉得他们的方法现在找到了一种平衡，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要做大的，肯定要找大陆，包括香港也是，香港电影的工业衰落之后，徐克他们来到大陆，王晶他们重新创造了票房奇迹，香港本土的评论界或者工业体系的人是非常失望的，觉得香港电影已经死掉了，那个东西有没了。但是你又不得不说它换了一种方法让香港电影活了下来，对于台湾来说也一样，他们对于大陆的态度既有学习又有竞争，找差异，找一个不同的点。
记者：你觉得金马看中《路边野餐》看中它哪一点了？是它特别像《再见南国》这种很台湾系。
王子剑：比如今天那个《八月》，它其实也是非常像台湾早期的电影，它一定会有这个情节，觉得熟悉，又熟悉又陌生，你看到一种台湾电影的新电影的表达方式，通过一个更现代的方法去讲出来，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东西。
但是这个其实也不光是台湾，我觉得包括在大陆，它的声量也是一样，大家觉得很喜欢它，看到的点我觉得都是，其实我们都看电影也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没见过，它不是一个新的援引，更多的可能是期待有这么一个东西，它突然出现了，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想要让大家知道它，帮着它，可能还是这种感觉。金马喜欢它，当然气质上有很台湾的东西在，但是你看像陈哲艺的《爸妈不在家》，你要说它是华人世界一种情感的东西也对，也有很多台湾人或者欧洲人非常喜欢《爸妈不在家》，它还是有欧洲电影的那种，关注到个体的现实主义的东西。首先东方文化的东西很重要，再有就是有一些记忆的东西。
记者：今年大家都在讨论，特别多的大陆片子入围了，可能今年的整个大陆片看起来非常的强势，你觉得跟整个大陆的艺术片或者是偏文艺类的电影，它在慢慢进步的原因。
王子剑：其实说实话今年是华语电影的小年，没有大的东西出来，这种大不是制作规模的大，今年感觉有点在开倒车的感觉，或者在一个空档期，大家在憋一个什么东西，中间出来了几个，包括在今年整个世界影展上没有什么大的东西出来，《清水》还算得了一个比较大的奖，其他也没有得首奖。金马它还是在华语地区来去选择，它只能是，商业片你也看到，市场泡沫在减少，都卖不到去年，随随便便卖个七八亿、十几亿太正常了，今年没几个，因为没有质量。金马他要选择质量评价标准是一致的，只能在艺术片里面，艺术片里面起码内容质量是非常高的，不管它在题材上新不新，或者说有没有那么好，起码在质量上绝对比商业片更讨巧，我们看到有很多强势的大陆片在今年，我也知道有很多好的没有进来。
记者：作者电影，或者纯艺术片，作为公司来讲，在大陆的生存怎么样？是赶上了好时代了吗？
王子剑：一定是遇到了一个变革的时代，但是机会转瞬即逝，而且我们的方法又不希望过于激进，一次性把期待都消耗光，比如说我们之前总觉得突然冒起来哪个艺术片，炒的很火，一看大家一顿骂，觉得提前透支市场的信任，对于这种类型，把我们都搞的没饭吃，我们辛辛苦苦做了，他觉得艺术片都这么烂，我也不想看。
我们不想这么激进的去做，还是说一步一步有一个全局的策略去做，尤其我们现在是个制片公司，更像欧洲的制片公司，如果你说执行制片也对，我们负责所有的项目开发、融资、操盘，我们去和所有的资方来对接，做一个翻译器，把导演的话翻译给资方，把资方的话告诉导演，我们在中间来去协调，去帮这个项目做判断、做规划，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就会觉得占了一定的主导，包括我们在选择资方上，我的心态是，我们要选择资方，而不是说谁给钱我们就做，不是所有的钱都对片子好，不是大预算就对片子好，我们预算金马的几个导师都觉得低，但是经过精算之后觉得是最合理的价格，首先我们在没有一个市场调研基数的情况下，我无法预判我能回收多少，我只能按照我的经验或者我们一步一步去增加这个东西，而对于创作者来说第一步，你给他那么多钱对他不见得是个好事，我给他找来那么多有名的团队，你没有控制力，片子一样会很差。所以，我们的想法是陪着导演一直走下去，会帮他一步一步往前走，而且我们做的非常细致，帮他去算这些。
（实习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