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俊
《天安门》是叶大鹰“红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在复旦大学视觉学院的放映中，场内笑声、掌声不断。放映结束后的讲座上，热情的学生中有不少人站起来对叶大鹰提问：“我被这样的红色影片感动。但是为什么不能用更好的包装方式，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好电影？”
作为今年国庆前后最重要的两部主旋律影片，《天安门》在《建国大业》前一周公映。这两部风格迥异的主旋律影片，票房收成却相去甚远：后者已经过4亿票房大关，而前者业内口碑颇好，却以不足千万收场。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叶大鹰更愿意和记者讨论创作问题，面对市场，他更多的是无可奈何。
大片有很多潜规则
李俊：很多人看完《天安门》，认为应该改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或者《红灯笼》？
叶大鹰：我不会因为现在影片发行不好，就找片名的问题，还是《天安门》最合适。《建国大业》卖得好，就是因为这四个字特别有意义吗？不是。这不在于它的名字，而在营销方面。我们完全无法进入市场，而韩三平有自己的资源、能力去推动自己的片子。
倒是很有意思，这两部电影在国庆前公映，但票房好并不代表就是好电影。我一直走到哪里都说：有本事，我们在同一个电影院里面，请同样的一批观众来看这两部电影，然后看完打分，这就是公平的。大片有很多潜规则。
李俊：为了《天安门》，你念叨了10年，结果票房并不理想，会对你有打击吗？
叶大鹰：我不会为这个事情扫兴。碰到这样一个投资人，他自己给你投资了，然后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发行自己的电影上，我认命就完了。我认为，不能把票房当做主要的目的，我没有这么心机复杂。当然如果片子发行好，我会更高兴。韩三平弄这么个电影也不是坏事情，他也有这个权利。错就错在，他搅局了——以后中国电影谁来拍呢？以后都是你一个人来拍得了。伤害了别的导演这个先不说，他打乱了一种规矩，你是一个国企的领导，你用你的资源、权力去推进一个电影，这是很不公道的，还有别的电影呢？别的人会很苦恼。不是说他没推我的《天安门》，我就不高兴了，所有人都受到了伤害。何况，他动用的是国家的资源，何止演员不敢得罪……如果是别的导演来拍，你在幕后来推动，为了集团利益，无可厚非。但是现在，这里面有很多个人利益在里面，这显示了我们的电影管理是多么混乱。
李俊：《天安门》并不好拍，调子平，缺少戏剧矛盾冲突。你怎么克服这些问题，找到切入口？
叶大鹰：这部电影没有矛盾冲突，但是它所有的关系都是“大和小”，大人物和小人物，大历史和小历史，所有的事情都在这其中。我们做了很多尝试。观众因为看惯了好莱坞电影，就习惯了要看矛盾冲突，确实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困难的局面。但是反过来想，为什么它还会让我们感动，就是因为它可以尝试另外一种新的操作方式。我不光是想讲一个天安门的故事，我是想讲一个天安门上有田光英这样一个人物的故事。那些照片告诉你，还有那么多人的故事还没讲完，引发观众去想自己的故事。这就是这个电影会引发的力量。它会让很多人感动，让人去思考中国过去的60年历史多么不容易。
李俊：现在大家看到片中的毛主席，第一反应都是：怎么和我们平常看到的不一样？不适应了。这个反应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叶大鹰：因为我们平常看惯了古月、唐国强，特别现在的年轻人，看到的都是他们的脸，而不是毛主席的。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正到电影院去看毛主席的政治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原了一个开国领袖的风采。我们不去想它背后的政治意义，虽然确确实实，他背后就是具有政治意义。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认为，《天安门》是中国电影再现真实毛主席的第一步，这就是了不起的。
李俊：这是你的“毛主席情结”吗？
叶大鹰：我觉得“毛主席情结”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多数人都有。当初老百姓的状态就是那样的。我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在新中国来临的时候，曾经的老百姓是这样狂热过。当然整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普通士兵和毛主席之间，很多人看完觉得感动，不是因为毛主席，而是因为这个当兵的人站在毛主席身边，也没有握到手。[NextPage]
我从来没有为领导和节日拍过电影
李俊：你拍了“红色三部曲”，观众把你归为“主旋律导演”。同时，你又被电影圈内认为是非主流的导演。为什么有这么尴尬的状态？
叶大鹰：我们追求的不是同一种的“红”。我更喜欢别人对我“另类”的评价，因为我始终保持着和他们不一样：我从来没有为了某个领导的意志、为了某个节日去拍某一部片子，这三部电影都是我特别想拍的，都是我想讲的故事，是我个人的。
当然，我在表达这些个人感情的东西时，会对战争敏感，会对老一辈革命人的信仰有自己的理解。就像（《红色恋人》中）张国荣扮演的角色，他就是一个信仰的追求者，坚定的人，这种精神对我是有趣的。包括天安门也是这样，就是讲述人的故事，这反而会让人感动。
李俊：你个人是不是认为，很多主旋律导演的作品有太强的目的性、功利性，反而伤害了作品本身？
叶大鹰：每一个导演对电影的认识不同。同样的题材，拍出来可以是典型的主旋律，也可以拍得高级点，这完全取决于一个导演本身的态度。这还不光是艺术的态度，在有的人眼里，艺术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但是他也能当导演。我自己可能成也如此，败也如此。但是这就是我，我无法改变自己，如果让我变成他那样，我也会很难受。
李俊：你对红色题材、战争感兴趣，是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吗？
叶大鹰：是因为我刚好知道了这些故事。我觉得我干得了，别人干不了。过去我看到很多红色的故事，但是都被人歪曲了。我知道几个故事是这样的，红色原来是这样的颜色，而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不是每个人就视死如归，毫不在乎。谁不在乎生命？只有在乎生命的人奉献的时候，才会更考验人。
我也是在摸索、探索中，逐渐去认识了已经有的红色。其实大家都是有视差的，每个人眼睛看到的红色，有光谱分析的话，一定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看上去很美，有的人看上去就是鲜血……
李俊：这方面你比普通人有优势，从小身边很多这样的革命人士，所以比别人知道的故事更多。
叶大鹰：我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人。我爷爷是革命烈士，但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多了去了，我们电影界就有很多。过去叶剑英的女儿也是导演。但是每个人拍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不会认为我就是正宗的。但是我会把我自己的认识，用电影的方式讲出来。
我出道是拍王朔的电影。他的电影跟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当我知道有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才愿意把它拍出来。将来，我也可能拍别的。我最喜欢的电视剧，是我自己改编的《走过幸福》，我并不认为《陈赓大将》、《西安事变》是我最好的作品。
我曾经认为我们是“垮掉的一代”
李俊：你和王朔合作了那么多年，但是他对你的影响，在电影里似乎看不到。
叶大鹰：其实有很多。我从王朔身上学到，每个人都应该讲自己的故事。我们以前学电影，表现劳模和英雄人物，都是别人需要的故事，我不知道这些电影情感是怎么样的。
我曾经觉得自己也是“垮掉的一代”，正好赶上了“文革”，我们没有任何辉煌、精彩可言。但是王朔的作品告诉我，我们有精彩。这个价值观，对我有很重要的改变，让我能够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人生。以前我不敢拿出来，我老觉得别人说是崇高，我就觉得崇高；别人说这是精彩，我就觉得精彩；而我自己并不知道精彩是什么。
李俊：但是你们的电影个人风格迥异，你严肃，很正，没有那么多痞子气。
叶大鹰：王朔也很正。我是觉得他的作品，让大家往歪处想了很多。但是我一直认为，他的作品和他的人都很正。他很光明，哪怕就是做一个流氓，他也是最光明磊落的，不去弄那些死乞白赖、龌龊的东西。后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扭曲的东西，其实他的认识是非常透彻的。我一直认为，在我的艺术奋斗的道路中，王朔一直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人。不能把他和他的作品画等号，他哪里会是个痞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恨自己没能成为他小说里的人，哈哈。
李俊：近20多年，你就拍了3部电影，为什么这么低产？
叶大鹰：因为我自己选择的题材难度都很大。可能电影在我心目中和别人不一样。这无所谓好坏，也没有谁高谁低，但是我老会去想一些有征服感的故事，老想拍一些别人没有拍过的东西。或者你给我一个故事，我老想把你的故事改到我的道上来。只有这样做，我才觉得没有辜负我的一番努力，才会舒服。这是个很拧巴的事情，我愿意这样。所以我有铁杆的粉丝，就专门喜欢看我的电影。
至于那些高产的导演，我不想挤兑别人，但是你可以看看，为什么有些电影当年特别火，到了第二年就被人忘了？很多有名的导演都这样，而且高产到了故事都讲不圆了，但是我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李俊：作为一个职业导演，这样的低产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吗？
叶大鹰：会成问题，就是穷一点，但是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我也希望特别火，挣很多钱，过好日子，谁不愿意呢？但是这么做的话，我的能力有限，我只有苦苦地折腾一番，才能拿出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东西，这就成了我生命中的必需。
李俊：过去，你一直不太愿意拍和爷爷叶挺相关题材的电影，这次怎么去了一趟家乡，就准备拍《敢死队》了？
叶大鹰：是啊，我是一直没有想明白怎么个拍法。我自己要拍的话，要比别人压力大：我自己对电影是这种态度，还要把我爷爷放在里面，我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面对？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我就觉得轻松多了。
李俊：你需要面对家族的压力吗？
叶大鹰：我的家人都特别希望我能出来拍，不光是我的家人，包括爷爷的老战友，喜欢我爷爷的人都希望我出来拍。但是我必须面对的一件事情是：我有没有这个能力？还有，这必须是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好电影，我才能拍。过去十多年，我一直没动，就是因为我没想好，现在突然想到了。不过具体剧本都还在创作中，我也不知道需要多少年，反正不着急，面对创作的时候，没办法急功近利。[NextPage]
叶大鹰口述实录在电影里，我终于和毛主席握了手
所谓献礼片，一般分为两种。一种以献礼的名义，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结果妈妈没有找到，整个焦点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了……这就是《建国大业》。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家本来就穷，妈妈过生日了，大家都回到家了，还要在妈妈耳边唠叨说：你大儿子是怎么死的？你二儿子是怎么惨死的……这就是《可爱的中国》。
我的“红色三部曲”终结篇《天安门》是另外一种。
我并不是爱好红色，也不是所谓的“血统论”。其实，大家都是出生在红旗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成了红孩子。我是1958年出生的，爷爷叶挺将军在1946年就去世了，我没见过他，也没受过什么高干的待遇。我的父亲叫叶正明，是叶挺的二儿子，他是个普普通通的航天工程师，母亲安琪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知识女性。网上说我的那个国防部高官老爸，其实是我大伯。
我们从爷爷那得到的直接好处是不存在的，但这个“名”是落下了。我生下来，似乎身边所有人都会这么想：你就应该做一个好人。我当时心情很坏，也很叛逆：“我凭什么就不能当一个坏人？你们管得着吗？”当我慢慢长大了，我觉得还是做一个好人比较踏实。
我大概就是对某一类影片很敏感。拍《大喘气》那时候，我想得更多的是个人的情感、愤怒、不平、叛逆，很少会想到社会责任感。从那时候起，我用了叶缨这个名字，算是艺名吧，接下来也就没改，就延续下来了。
直到我拍《红樱桃》的时候，我采访了30多个人，整个人才开始有了变化：我开始反映更多人的情绪，而不是某个人的情感宣泄。更重要的是，我对艺术开始有责任心了，这个很重要。
这部电影当年很成功，有6000多万的票房，如果按照现在的票价算，也是2 亿的票房。不过当时发行的时候，因为大家没见过这种类型的红色影片，一度都没有公司敢接手。
我的第二部电影是《红色恋人》，是国产红色题材电影里最早使用港台明星来主演的。不过正因为这个缘故，张国荣当年没有获得任何奖项的提名。这部电影里，我并没有讲是非正义。只要是战争，都是不好的。我侧重的是人的精神信仰和背叛。
在1997年，找张国荣拍影片时，我还没当他是大明星。明星这种概念都是现在才明确起来的，我当时只是觉得他合适。所谓的明星并不是好的东西，就是他演了一些戏，大家愿意接受他，并没有好、坏之分。搞创作的人千万别迷信明星，他们都是商业的产物，而且说实话，用明星拍戏的确很麻烦。
《天安门》在《建国大业》之前公映，这个题材我想了10年，直到两年前，觉得一切条件具备了，才开机拍摄。我没想讲一个特别宏大的故事，就是把解放的那一刻，一些小人物的情感状态表现出来。舞美队的队长要在27天时间里，把荒芜、杂草丛生的天安门布置成新中国宣布成立的舞台，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最后还没和毛主席握上手—我的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讲述方式，只要观众被打动了，就对了。
毛主席的那几个镜头，我们整整做了一年。起初和朋友一起看样片，我觉得还是不合格，怎么看都拧巴。特技确实存在问题，因为毛主席的影像资料很少，而且能够符合我们电影里面的情景、有彩色画面的，都是上世纪60年代的影像，我们必须移花接木，还要努力把他做得年轻点。其次，大家怎么看都觉得和唐国强不像。弄了半天，我们做的毛主席，居然不像唐国强……这事怎么想都觉得有些荒诞。
我当时很苦恼，所有的观众都是审判者，对于这个电影来说，成败就是在于此，这是最大的冒险。但是现在的结果，我特别欣喜，其实电影《天安门》已经是中国电影里面科技含量最好的了。
你可能没注意，其实我在这片子里也演了角色，就是第一个和毛主席握手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对毛主席的情结比现在的人重多了。小时候，如果谁能够跟毛主席握过手，这是很神圣的事情，我听过无数这样的故事。现在自己拍戏，有了能和毛主席握手的机会，自然当仁不让了。
我个人很喜欢电影结尾的那些照片。我可能只是讲了一个1949年天安门前的故事，但是希望观众能够从这里看到，还有很多故事在天安门前发生，以及我们身边很多人，自己的天安门故事。
今年，我和参加国庆阅兵的大学生聊天就说到，有一天，《天安门》这部电影可能会被忘记，叶大鹰会被忘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个走过天安门的人，都会讲给他的朋友或者子女听这段关于天安门的传说。
每个电影都有它自己的命运。《天安门》发行的票房并不好。但电影卖得好不好，并不是评价一部电影好坏的标准，电影市场不是奥运会，不是谁得第一了，谁就是好了。超市里的草纸还卖得多呢，地摊上永远都是黄色小报、八卦杂志卖得好。
影响票房的因素太多了，很多都不真实，市场是被误读的。
（实习编辑：罗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