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宝民

　　到底国内的观众需要什么样的电影？我既要保存接近真实的愿望、拍出好电影的愿望，同时又希望观众愿意看。这部电影是我的一次尝试
　　
　　从1998年的《过年回家》算起，张元“回家”的努力已经进行了10余年。这似乎是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有必要使他的故事更轻松、更愉悦，摆脱人们所习惯的张元式“沉重”。这从他最新电影的片名就可以感受到：“达达”，这个双音节词汇，像轻快的舞步，又像由远及近的鼓点，暗示着张元向这个越来越喜欢轻松的国内观众群的靠近。
　　
　　它似乎不打算满足一些人的“张元期待”，里面没有制服，没有同性恋，没有直接或拐弯抹角的愤怒或政治寓言。都没有。这只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日久所生的自然情感。这里也没有海报上所说的纠结不清的情欲、暧昧的身体。只有异乡的小旅馆、狭窄破旧的胡同阁楼、不知名的城市街道、夜晚的路灯、美丽的道路，以及从这种种空间飘然而过的年轻女孩的连衣裙、高跟鞋、腰肢。不承载乡愁，不承载爱情，不承载道德伦理和政治批判。如果去掉其中极其偶然的犯罪，它其实是一部非常干净、纯洁的青春片。
　　
　　采访中，张元不断强调这部电影的“轻”，从年轻化的班底，到轻松愉悦的故事，再到即兴拍摄。当然他也谈到了“重”，但不再是政治的，而是家庭式的，甚至是私人梦魇式的。里面固然也有“犯罪”，但是，“和解”似乎更重要，也更合乎时宜。
　　
　　用轻松的方式讲悲惨的故事
　　
　　人物周刊：据说这部电影起源于你的一个梦，能描述一下这个梦吗？
　　
　　张元：我梦到在跟一个孩子聊天，他老是讲，他不相信他的父母是他的亲生父母。这是最初的动因，然后就开始剧本创作了。
　　
　　人物周刊：这种“不相信”里面有没有一种普遍性的东西？
　　
　　张元：那肯定的，我觉得有一种普遍性的东西。特别是在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当中，偶尔都会怀疑自己的父母不是亲生父母。
　　
　　人物周刊：在你以前的电影中，主人公之上往往有一个强权，比如《东宫·西宫》、《过年回家》里都有一个管制者：警察。这部影片中没有，是有意这样做的吗？
　　
　　张元：也不是。我觉得这也不能算是个愉快的故事，因为它还是叙述了一个家庭的悲伤的故事。但我做这部电影的时候，力图做到一点--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到-——我想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去讲一个悲惨的故事，不想让这部电影太重，希望有一些举重若轻的感觉。
　　
　　人物周刊：放在你20年的创作历程中，这部电影是否显得有点“轻”？
　　
　　张元：在我眼里没有什么大电影、小电影的概念。拍每部片子时，我都有强烈的兴趣。我制作任何一部电影都没有强烈的目的性。比如拍《妈妈》的时候，可能只有一两万人民币，我们就准备拍。最后也可以说，自觉不自觉地，在那个时候，所谓的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诞生了。那是89年，电影学院刚毕业。到了拍《北京杂种》的时候，92年开始的，当时也没有完整的剧本，只有我、崔健和唐大年几页纸的简单梗概，就开始拍了。到了拍《儿子》的时候，我的一个邻居找到我家里来，希望我拍这个电影。
　　
　　人物周刊：非常偶然。
　　
　　张元：对。为什么要做电影？我觉得实际上还是寻找一种自由的感觉。给自己作那么多的限定没必要。实际上我是想拍，也就拍了。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让我想起《北京杂种》，都是特别放松的拍法。
　　
　　张元：和《北京杂种》为什么有比较接近的关系呢？因为这两个片子在拍摄之前我就有个愿望，就是希望表达某种真实，能捕捉到某种真实的质感。而且剧本也和《北京杂种》比较相似。不像《东宫·西宫》或《过年回家》之前有特别完整的、规定好的剧本。拍这个片子，有很多是到了现场才决定的。这个也和《北京杂种》很相似。
　　
　　我觉得当摄影机架好了以后，达达不进行这个舞蹈，就不对了。就在这个时候，把音乐一放起来，她自己一跳起舞蹈时，连拍摄的人都觉得，一下子，这个影片的主题就找到了，或者说又丰富了一个主题。所以在影片开始用的是舞蹈，最后结束用的也是舞蹈。[NextPage]
　　
　　这样的故事每个城市都可能发生
　　
　　人物周刊：和你以前的电影相比，还有一个区别就是，以前的电影里，场景空间、故事发生的地点，都是相对明确的。
　　
　　张元：是的，《北京杂种》是在北京，《过年回家》是在天津。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的地域特点不是很明显，是有意淡化的吗？
　　
　　张元：实际上是在武汉和宁波两个城市拍的。有一点让我感觉到比较悲伤的是，全中国的建筑都太像了，基本上盖成一个城市了。我觉得真的很难强调它的背景，每个城市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故事。
　　
　　人物周刊：从你的第一部电影《妈妈》到最新的电影《达达》，故事重心从妈妈转换到了女儿身上。两个妈妈在身份上的缺陷比较相像；两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也都有问题。这算不算一种呼应？
　　
　　张元：你这样一讲我发现还真有一定的关系。原来大家经常喜欢说一句话：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当然这也是个问题家庭，但是这个问题家庭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当然希望达达即使有生活或感情上的困境，还是一个让我很喜欢的人物。我觉得她身上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她自我救赎的情感本身还是很能打动我的。
　　
　　人物周刊：从《看上去很美》开始，你就非常主动地配合影片的宣传发行工作，《达达》的宣传发行你也比较主动。
　　
　　张元：这个现在也没招了！呵呵。但这个宣传很有问题，瞎宣传。什么“90后非主流MM情欲实录”、“最大胆的青春，最迷人的折磨”……哪跟哪啊，完全不靠。
　　
　　人物周刊：其实是非常干净的青春片。做这些宣传语没跟你商量？
　　
　　张元：商量他也不听啊，他以为这样好卖。但是你一看，恨不得把它给撕了。
　　
　　人物周刊：把这部电影放到你的创作历程中看，似乎是非常明显的转型。
　　
　　张元：我有意这样做的。我是希望这部电影能够给大家带来情感上的愉悦。而且现在的确面临一个问题。从《妈妈》一直到《看上去很美》，收入主要来自国外。《东宫·西宫》在国内还没有发行，在国外已经卖了70多个国家了。到底国内的观众需要什么样的电影？我既要保存自己接近真实的愿望、拍出好电影的愿望、尊重电影的愿望，同时又希望观众愿意看。实际上还真的很难。这部电影是我的一次尝试。
　　
　　人物周刊：你平时关注电影市场或政策的变化吗？据说今年上半年票房非常好，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来看。
　　
　　张元：当然我很关注这个。实际上从《我爱你》包括《绿茶》开始，我也希望在商业上进行尝试。当时《我爱你》也是9月份发的，投入不大，200万，最后是2000万的票房。我希望我的电影今后不光是在国际上有好的票房，在国内也有好的票房。
　　
　　人物周刊：现在国庆氛围浓烈，以前被归为“非主流”的导演在这个档期推出这样一部很个人化的、不是宏大叙事的电影，跟周围其他片子相比，你有什么感受？
　　
　　张元：我挺高兴。中国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宽容。刚才有个记者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他最近看的最特别的影片。能在这个档期放映这样一个电影，我觉得非常好，我自己还挺高兴的！

　　（实习编辑：周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