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宏宇
“靖国神社是天皇的神社，神社里现在还进行招魂仪式，这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秘密。”李缨说。
图为靖国神社秋祭夜景 
９２岁的刀匠刈谷直治在影片里制作了他最后一把“靖国刀”，他也是日本最后一位制作“靖国刀”的匠人。
战争时期，他所在的位于靖国神社内的日本刀作坊制作了８１００把“靖国刀”，主要送往中国大陆战场
军刀·神社·天皇——靖国神社首部纪录电影诞生
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有一处著名的景点，每到初春樱花盛开时总是游人如织。１９８９年刚到日本留学的李缨也曾到这儿赏樱花，几年后他才知道，原来这就是靖国神社。１９９３年，他与朋友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龙影”，租好房子，搬过去才发现就在靖国神社旁边，走路只需要两三分钟。他无从得知１４年后他会完成纪录片《靖国神社》，这还是世界上头一部以靖国神社为“主角”的纪录电影。
影片里最初出现的神社，和李缨那时候的印象一样，无人，静谧，景致优美。很快就有了熙攘的祭拜人群，当中最醒目的是穿各种军服、装备齐整的一支支“队伍”。领队呼喝口令，其余人一丝不苟地踏步行进，在神社前行礼鞠躬。每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所谓的“终战日”，这样的队伍最集中地出现在神社。纪录片中表现他们的镜头，常常是仰角拍摄，较低的机位让人觉得像是偷偷拍的。
“不是这个问题，”李缨解释道，“我是蹲在他们面前拍的。我要站起来就会挡住他们的视线，他们面向神社参拜直接就会对着我来磕头。这在日本摄影师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要他们来拍肯定是躲到侧面，我就不管这些了。”
冲突频频的舞台
李缨镜头下的靖国神社，是一个冲突频频的“舞台”。
神社前往来的人流里出现了一个美国人，举着星条旗，呼喊口号：“支持日本首相参拜！”一时间他成了明星，身边围成人堆，三两个懂得英语的过来跟他攀谈，他也忙不迭掏出传单散发。正热闹，身后却杀出一位举太阳旗的壮汉，二话不说要赶他走：“你算来这儿干嘛的？谁让你举美国旗的？这是你们举旗子的地方么？赶快给我滚蛋！”美国人听不懂，有人想跟两边都做个解释，但场面已经乱成一团，说不清楚。最后是警察把这个又惊恐又莫名其妙的美国人请出了神社。
日本国歌声中众人向神社行礼参拜，前排一角突然喊出：“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声音来自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一阵骚动，学生很快给推出人群，有人冲上来把他掀翻在地，用相当专业的柔道绞技动作勒住脖子，死死摁在地上。终于有人竭力拉开了他们，学生和他的同伴一言不发，在阵阵叫骂声里退却。一老者紧逼着他们走了很远，并不动手，只一遍遍呵斥：“混蛋！中国人滚回自己家去！”但这两个学生都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
从１９９７年开始持续拍摄影片素材，这样的冲突李缨自己当然也没少经历。他记忆里的第一次是１９９９年夏天，拍摄一群着军服参拜的年轻人。他端着机器边拍摄，边询问他们做什么职业，为什么这样来参拜，这样的历史看法是怎么来的。他们告诉李缨，自己是贸易公司的职员，平常都是听祖父、父亲讲他们战争的经历，也看各种相关的电影。
“问题就是，他们认为日本不存在战犯，没有战犯这个概念，战犯是战胜国强加给他们的，他们本身不认为是犯罪。”李缨说，“当时还给我一个刺激就是，我们觉得那是场侵略战争，他们觉得不是，仅仅是一个事变。因为战争是要宣战的，确实日本那时对中国没有宣战，因为‘你们国家一团混乱，我们找哪个政府来宣战？’”
李缨忍不住要阐述自己的观点，有时候人围得越来越多，一些日本的教师、知识分子也加入讨论。这还算是和平的方式。有很多次，他拍摄的素材硬是让人抹掉，甚至直接把磁带拿走。“这个没办法，硬碰没有意义。” 李缨说。
无法归家的灵魂
佛教住持菅原龙宪向靖国神社要求撤出被供奉在神社的他父亲的灵位。他的父亲是一名僧侣，却在１９４３年被征募入伍，派往南洋，１年后战死。从僧人到军人，已经是令菅原难以理解的转变；神道与佛教是并不相同的宗教信仰，神社却不顾死者身份和家属的愿望，执意把父亲列为“英灵”，这更让他不能接受。但十数年来不断的交涉毫无结果。
菅原拿出了１９６０年代颁发给父亲的奖状和勋章。奖状落款处盖着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的玺印，菅原却被明确告知这是天皇颁赐。李缨问他，这是否说明天皇就是政府的代表，菅原答道：是的。这奖状和勋章，是国家逃避承担战争责任的方式。战后日本许多战死者的家属本打算向政府问责，但天皇颁发了勋章，这让他们不知该向谁追究才好。
１９７８年，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１４名甲级战犯被合祭为“英灵”。写入名册的所有名字，都必须经过天皇本人过目与认可。“在这一点上，靖国神社跟战前相比没有任何改变。”菅原龙宪说。
靖国神社，１８６９年明治天皇诏令建造，占地十万余平方米。初名“东京招魂社”，供奉戊辰战争（１８６８－１８６９）中为平定江户幕府势力，将政权交归天皇而战死者的魂灵。１８７９年改名“靖国神社”，并成为国家纪念战死者的首要神祠。“靖国”二字由明治天皇自《左传》选出，意为安定国家。
到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神社在册“英灵”共２４６６５３２人，约８０％死于二战，其中包括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原住民２７８６３名，朝鲜人２１１８１名。虽然日本与他国的战争终结于太平洋战争，但“招魂”程序至今仍然进行，只要新发现以往战死者的身份详情，就会增补到名册。
台湾原住民出身的高金素梅已是第八次来到靖国神社。与她同来的台湾人、朝鲜人、冲绳岛人都和菅原龙宪一样，是要把他们祖辈的灵撤出神社，带回他们的生地。
靖国神社里并非供奉牌位，只供奉一把军刀与一册“灵玺簿”。２４０多万战死者的“英灵”附着于一把军刀，这把被称为“神体”的军刀就连靖国神社的大祭司平常也见不到，其安放之处是神社最神秘的地方。每一年的清洁和一些神秘仪式，军刀都用白布遮挡严实，外人无法得见。灵玺簿则记录所有“英灵”的姓名生平。
所有要求从灵玺簿里撤下亲属或先辈名字的，没有一个得到积极答复。神社有这样的观念：通过招魂仪式，所有战死者的灵已附于这军刀，恰如一滴水落入一盆水，再不可能分离出来。从灵玺簿除名的先例并非没有，那就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少尉小野田，“二战中最后一个放下武器的士兵”。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小野田随队派往菲律宾一个小岛，次年美军登陆后，他与另三名士兵躲进丛林“坚持战斗”。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他们全不知情，寻找他们的人广撒传单，他们也拒不相信。随后数年几个士兵或死或降，只剩小野田一人，到１９７４年，他才在专门赶来的前任长官面前就地投降，回到日本。此前他被认为战死，名字早已列入灵玺簿，魂也被“招”上了那把军刀。
这种宗教上的说法并不能自圆其说。李缨访问过一些专家，他们举出了这样的例证：战争结束时，朝鲜、台湾等日本殖民地已经建造了许多供奉战死者的神社。战后又把他们的“英灵”集中到东京的靖国神社。
按照神道的解释，他们举行了“升魂”仪式，先在当地把魂升到天空，然后在东京“招魂”，灵魂就离开了原来的地方。“所以只不过是靖国神社不愿意搭理你。”李缨说。
另一方面，“英灵”不可分离的说法，也使日本的政客自身陷入矛盾。因为参拜神社，就是拜祭所有死者，包括东条英机等１４名甲级战犯。“他们必须承认东京审判的判决，但同时又在继续参拜这些战犯。你不能说拜祭的是战争死难者而不包括战犯，这不符合你自己的逻辑。”
８１００把“靖国刀”
拍摄时间长了，李缨成了神社一带的熟面孔，受到的限制也越来越多，不得不换人拍摄，他请了一位日本摄影师。摄影师六十多岁，他的舅舅就是靖国神社里供奉的“英灵”之一。“日本人要做这个，每个人首先都会面对自身的问题，怎么看待那场战争。因为他们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这对他们来说太复杂了。我一直给摄制组成员很大的自由，我并不强求一定要统一看法。”
菅原龙宪对李缨谈道，靖国神社问题的根源在于，神道与神社在日本社会的影响，是渗入到各个社区的。日本全境共有神社８万到１０万个，神社日常维持的经费，在战时由国家供给，战后则由町内会（类似街道办或居委会）向居民摊派征收费用，“要不交钱，你马上会被视为局外人，受到排挤和歧视。” 菅原自己的感受就很深，他是佛教徒，不愿意交神社的费用。
“遍布在全国各地的神社已经形成日本人的一种神经网络，你一旦触及它，你想对它提出疑义，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这种看不见的力量对日本人的影响太大了。一旦涉足这个话题，我觉得他们精神上的压力恐怕比我要大得多。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豁出去就完了，而对他们来说远不是这么简单。他们要考虑社会形象，周围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这对日本人特别重要。” 李缨说。
９２岁的刀匠刈谷直治在影片里制作了他最后一把“靖国刀”，他也是日本最后一位制作“靖国刀”的匠人。战争时期，他所在的位于靖国神社内的日本刀作坊制作了８１００把“靖国刀”，主要送往中国大陆战场，供前线日军将校使用。
影片也记录了日本曾相当轰动的一场诉讼。日本陆军少尉军官野田毅、向井敏明是南京大屠杀中“百人斩竞赛”的主角，当年日本媒体的报道使他们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但２００３年，他们的亲属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起诉《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及另几家媒体的报道违背事实、侵害当事人与家属的名誉。他们声称所谓“百人斩竞赛”并不属实，而是当时为了正面宣传战争、树立典型而做的虚假报道。
日本民众中支持这种说法的重要论据是，“靖国刀”的用途不过是礼仪性的，根本不可能连砍１００人。刈谷告诉李缨，“靖国刀”要经过多次试刀才算得上制作成功，神情里不乏匠人对自己作品的骄傲。影片随即展示了日军军官试刀的图片资料：军刀可以齐刷刷拦腰斩断水桶粗细的稻草垛——草垛中心是模拟人骨的竹竿。
李缨拿出刊有“百人斩竞赛”照片和报道的旧报纸：“这个您知道吗？”
“知道，当时我就听说过。”刈谷答道。
“您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刈谷久久无语，始终没有回答。
“刀是武士道、战争或者残酷的象征，但他们不认为这些是残酷的东西，他们觉得是仪式性的。”李缨说，“我的电影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追问刀与菊花，这种残酷与美是怎么样在靖国神社里结合起来的。他们的尊严、骄傲或是象征跟天皇是什么样的关系。”菊花文饰是天皇专用，靖国神社门口有印着巨大菊花图案的布幕，天皇的军舰、车乘、茶杯、餐具无不印着菊花。
日本文化的一个秘密
多次采访拍摄中，李缨在镜头后不断询问刀匠刈谷直治：你们当时在这里工作，怎么感受靖国神社的神灵的？这地方对你们来说到底有着什么特殊的意义？绝大多数时间，老人只是沉默。只有一回，李缨很随意地问他，休息的时候，您都听什么音乐？刈谷蹒跚着起身，找出一盒磁带放进录音机。那是裕仁天皇的讲话，历数着明治以来近百年的光辉历史和这个国家的伟大成就。
“靖国神社是天皇的神社，神社里现在还进行招魂仪式，这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秘密。”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也是李缨不断学习、研究日本历史与文化的过程，他的关注点从南京到神社，再到天皇。天皇在历史上曾经并不直接拥有世俗政治权力，而是掌管招魂仪式和国家礼仪的最重要存在与最高权威。日本皇室至今沿袭许多传统做法，比如在皇宫里养着鸬鹚，很多人已经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李缨认为从中国纪录片《最后的山神》里或许就能找到参考。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鄂伦春族很多萨满都养着鸬鹚；神道同萨满教一样，也是万物有灵论的自然宗教；日本神社的建筑样式，同萨满在森林里祭祀的传统不无关联；招魂也是萨满教的传统仪式。“在靖国神社里用招魂这种方式祭祀亡灵，不仅仅是军人的问题，这是早已渗入了日本深处的一种文化传统。”但天皇更是日本不可轻易触碰的禁忌话题。
影片末尾使用了大量历史影像素材：侵略战争中的斩首、天皇参拜神社、倾泻弹药的战机和原爆之后的广岛废墟……这些素材来自档案馆、电影资料馆、ＮＨＫ、每日新闻社等机构，以及一些日本专家的私人资料。
得到这些影片素材非常艰难，很多日本机构对一个中国人拍这么一部影片的立场非常怀疑，很多人也不愿意把这些资料和靖国神社扯上关系。“他不是简单提供，而是很详细地问你要怎样使用……”李缨随即陷入长久的沉默，似乎这是１０年影片制作过程里最不愿回忆的部分。
２００６年，陷入资金困境的《靖国神社》从韩国釜山电影节、美国柯达基金得到资助，凤凰卫视协助制作，另有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及北京中坤影视制作公司参与合作制片。但意义尤其重要的，是影片最后得到了日本文化厅艺术文化基金的赞助，这为影片的资料搜集打开了很多渠道。
文化厅这笔基金赞助的审批，日本政府并不介入，而是交由一批专家评审。“都是电影方面的专家、导演、影评人等，他们当然会从影片的历史价值出发，因为从来没有人拍过（靖国神社），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希望看到这部影片，所以给我这个资金。最后出来的结果也让他们非常激动。如果从政府方面来看，那就很难说了。”
影片的日方发行公司已认定，《靖国神社》将是日本２００７年度“最为刺激”的一部。
游就馆前的“招魂者”。游就馆是靖国神社的战争博物馆
专访李缨 —— 解构日本民族的灵魂装置
中国功夫和剑道的对决
南方周末：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或之前，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日本至今都没有人碰过这个题材？
李缨：没有。当时我也不了解，后来在拍摄的过程中要找资料，想要参考一些影片，一查找，他们就说没有过任何这方面的影片。我后来也拍摄不下去，很困难，就找日本导演协会理事长崔洋一，他是在日朝鲜人的第二代，在日本土生土长的。我说有没有可能找日本方面跟我合作来把这个事情做完，他一听就说不可能，所有人都在回避这个问题。
我当时也在想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是我后来一直做下去才慢慢感受到的，我做到后来真是骑虎难下，这个事情难度太大，要面临的问题太多。我觉得很多日本人比我更有预见性，更知道难度在哪里，我完全是初生牛犊，不知道这些，一直往前走。
南方周末：你的拍摄组是怎么构成的？多少人？
李缨：我的助理是日本人，还有摄影师和制片人。我尽量压缩到最小的规模，起初很多年的拍摄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就用一个小机器在拍。后来也觉得多面性的视点对我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还是把他们吸收进来。但我尽量还是把人员控制到最低，往往是三四个人，但后期的人就多一些。
南方周末：早期你陆续在拍一些素材的时候，是随机的还是有选择的，比如说选择每年神社朝拜相对集中的那个时候？
李缨：我经常去靖国神社，有时候提上机器，有些东西也就简单地拍摄下来。我们离它太近了，有时候去休息买个咖啡啊，坐在树阴下喝茶、休息啊，包括赏樱花，都在它边上，已经太日常化了。大部分时候就是我的一个生活场景。
南方周末：拍摄之前做功课的时候，从何做起?
李缨：首先要处理自己的情感、情绪的问题。生活在日本，时间越长越会发现彼此的隔阂是很多的，特别是历史问题和战争问题。包括我们公司里很多日本员工，还有工作伙伴、电视台的人，大家谈起来都很不一样。这些其实就是很重要的准备过程。你必须去想为什么不一致，他们的想法是什么。相应地，在即兴拍摄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不了解的，我会再进一步了解历史背景，这是有针对性的。
关于战争历史问题上日本跟我们的差异，我读了非常多的书。首先的切入点就是南京问题。日本出了大量这方面的书，有学者、士兵回忆录，我都去了解，因为最初我感兴趣的是南京。我发现日本社会、日本人的思维很有意思，每个人都是抓住一个局部来谈全局的问题，永远谈不清楚。他们都是很认真、严谨地来论证一些细节。
南方周末：什么样的细节？
李缨：比如最大的问题是数字，就是屠杀了多少人。是不是有３０万啊，还是２０万，还是只有５万啊？他们都分成很多派别，有大屠杀派、非大屠杀派，还有一些迫不得已派的，说因为那时候我们粮草不足啊，没法养活俘虏。当时我就觉得挺奇怪的，你认为３０万人或是２０万人，性质会有改变吗？数字能够说明性质吗？
比如关于侵华战争，起码有５种说法。一种叫１５年战争，从１９３１年“９·１８事变”直到１９４５年；一种是太平洋战争，很多日本人的概念里那场战争就是跟美国宣战；还有“亚洲太平洋战争”……到了天皇那里，从来不明确说，都是说“那场战争”——“那场战争”和“之前的战争”；还有就是二战。你就知道他们对战争责任、战后那段历史的态度含糊到什么地步。
所有争论的问题，我研究下来，就是一个关于天皇尊严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是天皇的军队，当时的陆、海军大元帅很明确就是天皇，你说他是残暴的军队，那么他们觉得这是对他们整体国家形象的否定，他们不能接受。因为战后也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
在靖国神社战争博物馆——游就馆的展示就很清楚，所有展厅一进去首先就是天皇的军刀。刀是军队整个精神的美学、灵魂所在，也是天皇的尊严。没有追究天皇，他们觉得那军人们也应该是一样的。我采访过东条英机的孙女，她说不管是东条英机，还是大臣，还是下等兵，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在为国捐躯，不存在好坏。
南方周末：采访东条英机孙女的内容没有用进影片？
李缨：没有。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做成一个学术性的论证，要留有一定的余地。我觉得这件事不是简单几句能说清楚的，还是把现象的复杂性和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出来，透过这些情绪，透过天皇在其中存在的方式，让大家来思考。
南方周末：我认为你的表现很节制，尽量不留主观色彩。
李缨：其实影片有我很强的主观态度，我是尽量比较克制。纪录片不可能客观的。有些日本影评人说，其实这是中国功夫和剑道的一个对决。我并不是马上要把你弄倒，是一直让对方出招，他的破绽就露出来了，反过来你表达意图的时候，他已经无力反抗了。表达一个看法的时候，要知己知彼，仅仅表达自己的诉求是不行的，你要了解对方，了解对方是怎么想的。
我把它里面的那种空气表达出来了
南方周末：你了解到他们为自己辩解的哪些想法或者依据？
李缨：实际上日本人认为，自己已经为战争道歉过很多次了，你们总觉得我们没有道歉，你们什么时候才算完？我就去了解什么叫做道歉过很多次。所有人谈下来，日本对中国的道歉，最多讲到侵略性的行为对你们造成了一些伤害。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的表述是侵略性的行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政府的表达说：那场侵略战争。
整体上他们对那场战争的性质还有所保留，这也有一定的复杂性。它当时在客观上的确促进了印尼、缅甸等殖民地国家的解放，把英法殖民者赶走了。所以东京审判中一个印度的法官还认为他们无罪，他们就拿着这些观点来支撑他们的论点。但那并不是他们的战略目的，他们是为了围绕中国战场，部署战略资源，更快地解决中国战场的问题，才把殖民者赶走的。
还有怎么评价明治天皇以来日本的对外扩张问题。如果说日本是一个近代化最成功的国家，那么打下重要基础的就是明治维新，把满清、俄国打败，确立它世界性的强国地位。这段历史在日本谈起来都是气宇轩昂，很光辉的一段历程。但是再往下的那段历史——随之而来他们怎么要求殖民地、要求赔款，这点他们不教。把台湾割去、武力进驻，资源的掠夺，把辽东半岛拿去，把铁路拿去，这个时候他们不是在维护中国和亚洲的利益，而是变成了为自身利益的掠夺。这是日本人一直非常暧昧的，也是靖国神社问题复杂性很根本的一点。近代天皇如何开创日本的一条辉煌之路，这是他们正统的一种历史观。
南方周末：你觉得中国和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体现出来的文化差异在哪里？
李缨：中国近代是打破鬼神传统，而日本还保留了一种祭祀敬畏。很多日本的学者认为他们的传统是连贯的，而中国是不断中断，一直改朝换代，过程里很多东西已经都没有了。他们强调天皇的存在，认为他们是神国，神国不灭，天皇是一种最高的象征。这也是日本文化优越感的一种潜在血液。问题也就复杂在这里，简单否定靖国神社祭祀的传统，他们觉得这是天皇的尊严和仪式，日本最重要的仪式感没有了，他们就会不接受。而他们不会把战争的问题和责任清醒地抽离出来考虑。
南方周末：影片里有什么东西是你没有能够表达出来的？
李缨：我已经用我的方式，表达了我所认为的靖国神社的灵魂是什么。我想，看的人会从各个方面来得出自己的感觉。我一直关心人的生命、死亡、灵魂的问题，个人的存在跟国家的关系也是这个电影里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已经把靖国神社这个日本民族很巨大、很特殊的精神和灵魂装置的构造揭示出来了，而且这个构造我已经开了很多个窗户给大家去观察。我认为我已经把它里面的那种空气、那种呼吸表达出来了，至于很多细微的、学术性的东西，我觉得那是影片之外大家可以更进一步去了解的。
南方周末：影片要在日本发行，你们在做哪些工作？
李缨：日本的发行方，在给很多影院一家家地看，因为他们会铺得很大。有一些影院觉得完全不能接受，有一些是觉得特别棒，特别需要这种放映。基本上日本最重要的几个地方，比如涩谷、银座、新宿的影院都已经表示要放映了。另外给一些文化人、有关的影评人看，因为我们要把舆论准备做足，要发行这样一个电影，有很多策略上的问题。具体怎么来做宣传，做到什么地步，怎么控制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很可能做得越大，危险性就越大。这会是一个非常多争议的电影。
李缨
靖国：李缨与父母的共同记忆
《靖国》被李缨视为他与父母的一段共同记忆。
10年前当他开始拍摄此片时，恰好父母来日本探望儿子并游玩。李父李士非是一位诗人，当时已患心脏病，医生叮嘱他不要再写诗，让情绪尽量平稳。可是日本之行，却让他写出一本诗集。他赞美这个爱树爱花爱鸟的国度，感佩这里对知识的尊重——钞票上都是大知识分子的头像，却也因为在靖国神社听到日本二战时期军歌而心脏病突发——那正是他儿时在徐州老家的黑色记忆。
李士非在日本阅读了不少日本人写的关于战后历史的著作，包括原《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天皇的军队》。1970年代，本多胜一在中国采访调查，写出一系列关于日军侵华时期残忍行为的报道，其中就包括了“百人斩”杀人比赛的场面，使“百人斩”杀人竞赛一事战后再次在日本受到关注并成为长达三十多年的争论话题。
李士非请儿子带他去拜访本多胜一以示敬意。没想到出现在父子两人面前的著名记者却戴着墨镜与假发：因为他的文章受到极端右翼分子的攻击，他的孩子在学校都会受到威胁，他不得不搬家，不对外公开地址，自己出门也多加掩护。
在本多胜一之后，日本一直不乏反映日本侵华史实的文字、影像作品，但是并没有获得普遍接受。本多胜一告诉李缨：“不管左翼右翼，在日本都是少数，绝大部分是中间的缺乏历史观的人。”但是对中间部分的人，谁能施加影响力？为什么那么多史实资料在日本得不到接受？李缨决定放弃追究历史记录的真伪，而将镜头对准正在靖国神社上演的一幕幕，去呈现那里的“空气”，追问“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样的”。
10年以后，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李缨自己在东京的公司也因为遭受威胁而必须搬走，而他的父亲也因为心脏病发作病危。他突然后怕：“我真不希望我的生活会变成（本多胜一）那样。”
声音
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 ——
看完上半部，甚至觉得这像一部赞美靖国神社的影片，航拍画面呈现神社在东京夜晚的宏伟，甚至可以看出神圣感。
《靖国》跟以前的记录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史实的影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深入从内部解构了战争美学。这是以前的影片没做到的，但是它以之前公布的事实为前提的。当靖国刀之美与用刀杀人之恶放到一起时，意识形态与事实之间的裂口一下子暴露出来。
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魏简（Sebastian Veg） ——
李缨呈现的是个体和个体面对历史的方式，而不是所谓的“日本人”、“中国人”抑或“老一辈”。他的不使用画外音加以评述的方式，与中国主流纪录片颇为不同。
这些影片（包括在香港举办的“中国纪录片与历史解构”研讨会上，与《靖国》一起放映的另外两部独立制作的中国纪录片：关于中日战争的《我的邻居说鬼子》，关于反右运动的《和凤鸣》）都反映出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在非常积极地寻找新的视角看待近代历史。
（实习编辑：庞云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