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莉芳

伊朗导演阿巴斯

　　“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基阿鲁斯达米！”新浪潮猛将戈达尔如此说。马丁-斯科西斯说：“基阿鲁斯达米代表了电影艺术性的最高水准。”黑泽明说：“语言无法描述我对基阿鲁斯达米作品的感受。”被众多电影大师认同，获过戛纳金棕榈大奖、威尼斯评委会大奖的伊朗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abbas Kiarostami)1月底首度来到中国，并接受了本报专访。

　　1月27日下午，北京后海靠近银锭桥的一间无名酒吧。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临窗而坐。窗外，后海结了厚厚的冰，密密麻麻的人在冰上撒欢，这是北京特有的冬天景象。阿巴斯在来之前已经重感冒了，如此寒冷的北京冬季一定让他不习惯。然而这片“白色”却是他熟悉的。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世界都被白雪覆盖，他总在纯净到极致的冰雪天地里推进情节。

　　阿巴斯戴着墨镜、帽子、围巾，话不多。所有问题都需翻译成英文，再由助手Maggie译成波斯语。在频繁的语言转换过程中，阿巴斯朝窗外望去，间或动手掰块小饼吃。

　　这是阿巴斯第一次来中国。此行是出席他的作品中国巡展。自2006年12月起，阿巴斯的电影、摄影、艺术装置、诗歌、出版作品陆续在广东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上海美术馆、西安美术学院和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展出。2008年1月26日至2月28日在北京皇城艺术馆举行最后一站展览，这也是皇城艺术馆的开馆大展，展品包括《基阿鲁斯达米的道路》、《何处是我朋友家》、《面包与小巷》等20部DVD，其中绝大多数是首次在中国放映；还有两个系列(“无题“”、道路”)84幅摄影作品、录像装置“睡眠者”和“十分钟年华老去”以及部分诗歌作品。

　　在皇城艺术馆白色的展厅里，有一整面墙是阿巴斯在诗歌集《随风而行》中文版中写给中国读者的话，用的是波斯文：“我知道在你们的国家，大多数人知道我是个电影导演和摄影师，这和在我的国家一样。可是我得承认，我想到这些诗样的写作，比想到别的艺术行为要早得多。电影或者图片摄影并不总能捕捉到生命中短暂但重要的瞬间，这是确定无疑的。而一段文字，却可以有效地见证精确、珍贵然而转瞬即逝的瞬间，并且极富表现力。”

　　在1月26日的展览开幕式和27日的小型研讨会上，许多人为了阿巴斯而来，诗人西川、导演孟京辉为了见他，特意从正在演出《镜花水月》的上海赶回来。女导演宁瀛自称从上世纪90年代阿巴斯刚蜚声国际时，就了解了他的作品。而阿巴斯不张扬，也不做作。他客气地几次拒绝了央视电影频道的采访要求，在展厅的墙上用波斯文和英文写下“新年快乐”，为几位读者签名，并且始终戴着墨镜。

　　阿巴斯的电影观

　　漫山遍野被厚厚的白雪覆盖，没有人，没有飞鸟，镜头里没有一丝动静，就这么静静地凝视着这方不知名的山野，像是一个发呆的耄耋老者看出去的风景。很久之后，山里唯一一条马路的尽头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不紧不慢地开着，慢慢地走近镜头。

    在很长时间里，这是这部片子里唯一有运动特征的镜头。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切换了镜头，但依然是白雪、马路，车从另一个方向开来。更近了。窜出一条狗，打破了死寂的画面。车开到镜头跟前，驾驶室特写，终于看清了，驾驶员就是阿巴斯本人，他不慌不忙地拿起相机，对准窗外的狗。

　　影片结束。复又循环。这就是阿巴斯的作品，在研讨会前后无声地放着。阿巴斯的电影和常规意义上的讲故事的电影完全不同，它回避戏剧冲突，场面调度和镜头变化极其简单，在视觉上更不追求浓墨重彩的效果。他以一种从容不迫的节奏推进情节、催人思考。在汇集了15位世界级导演的2002年戛纳开幕片《十分钟年华老去》中，阿巴斯将镜头对着一个熟睡的婴儿。十分钟内，婴儿一直睡着。直到结尾，婴儿苏醒，啼哭着坐起来，环顾四周。

　　2004年，在向小津安二郎致敬的影片《五》中，阿巴斯仅用了五个长镜头，为了构图始终一致，他想了很多办法，这部没什么情节的电影花掉他的时间、精力和耐心，比一整部故事片还要多，也因为这部片子貌似没什么前途，5个音效设计师先后产生怀疑，弃他而去。“我的电影经常是一种极简主义的发展，省略了一切可以省略的因素。”阿巴斯如是说，“我曾读过一个故事，故事里有只鸟儿说：谁想在苍穹最高处翱翔，就必须忘记地上的谷粒。所以，一个寻求有价值的东西的人必须把一些纠缠于身的东西丢在一边。”

　　在阿巴斯看来，没有任何一部电影，也没有任何一位电影导演会比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更具影响力。“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虚假和庸俗的世界。艺术的职责应当是寻找生活的真实，也就是努力接近人的本质存在。我的每一部电影都是通向这个目的地的一把钥匙。真实是不可以得到的，只能接近它。”阿巴斯试图在电影中找寻那些被人们久已丢弃了的东西。他的拍片方式接近纪录片，用非专业演员，从不以某一流派的风格自居。拍电影的过程中，他常常对镜头后面的演员中发生的事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反将镜头对准他们。有时，摄影停下来，因为演员把脸转了过去，拍不到脸，阿巴斯则说：“这有什么要紧？有时演员的膝盖反能更好地表现出他的精神状态。”

    阿巴斯的电影虽获奖无数，但也招来一些争议。美国著名影评人罗杰-伊伯尔特(RogerEbert)指责阿巴斯是“无趣的形式主义者”、“自愿疏远观众”：“我不能明白阿巴斯的伟大之处。他的影片与他在评论界的声誉完全不相配。”

　　而阿巴斯说：“导演不应该把自己当做售货员。如果一部影片得到观众的一致认同，导演就是罪犯。所有影片都应该是开放性的，提出问题，给观众留下想象的空间，形成自己的观点，如果忽视这种自由就回到教训观众的老路子上去了。”[NextPage]

　　电影之路

　　4年的大学学业，阿巴斯花了14年才毕业；6年的小学生活，阿巴斯没跟任何人说过话，直到6年级的一天，班上念祈祷语的同学没来上学，阿巴斯主动走上讲台。在此之前，没人听过他的声音。

　　阿巴斯在童年、青年时代是在孤独中度过的，他沉默寡言，当同学们在午后午睡时，他在阳台上画画。他不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不是一个绘画天分高超的艺术家，尽管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家。在上世纪60年代，为了治疗孤独症，他还去布拉格看捷克语电影。但是电影并没有治愈他的孤独症，相反，从11岁第一次走进电影院开始，他感受到了电影的魔力，“我在看完一部好电影之后通常做的事，就是让自己迷失在一条又一条的小巷中”。

　　然而阿巴斯走上电影之路还是偶然的。他15岁考上德黑兰美术学院，18岁开始谋生，28岁大学毕业。“经过14年的学习，我终于明白了我天生就不是一个画家。我绘画的目的主要是治病，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绘画。”29岁那年(1969年)，阿巴斯拍了一个广告片，得到当时任伊朗青少年思想教育中心负责人的希尔旺路的欣赏，希尔旺路正在筹建学院的电影部，就邀请阿巴斯参与，从此阿巴斯开始拍摄儿童片，并走上电影之路。

　　阿巴斯正式进入国际视野是在1987年。那时伊朗电影正经历第二次浪潮，新伊斯兰政权不再烧毁影剧院，过去被视作轻浮的电影被接纳。那年47岁的阿巴斯拍了《哪里是我朋友家》，这部反映两个乡村小学生之间的温馨友谊的诗意电影征服了国际影坛。1997年，阿巴斯凭借《樱桃的滋味》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他代表伊朗电影人在国际上获得了高度评价。然而，阿巴斯在本国还处于“地下”状态，对他在国外的巨大声誉，伊朗政府认为这是一种阴谋，“国外专门推广伊朗的坏电影”。10多年来，阿巴斯的电影不能在本土公映，大多是通过盗版DVD和地下放映为人所知。他只能在深夜剪辑自己的影片。但即便如此，阿巴斯也不愿意离开伊朗：“树木植根于土地，移植树木就活不长了。我最好的作品确实是在伊朗拍出来的。”

　　然而阿巴斯的国际地位却越来越高，被奥斯卡提名，成为国际电影节的常客。1999年，他凭借《随风而逝》荣获威尼斯评委会大奖，这是他获得的第18个国际奖项，但他却同时宣布，今后不再参加任何电影评奖了。“我拍电影已经30年了，也参加了30年的电影评奖活动，现在是该退出的时候了。以我做电影节评委的经验，我发现很难评判知名作者的影片。应该将机会让给年轻人，应该努力评选作品本身而不是作者的名字，可是现在人们更注重的是作者的名字--”

　阿巴斯的摄影“路”

　　42条路以各种姿态穿越山间、平地、雪地、公路、林间，它们用力向远方伸展，似乎随时迎接从地平线那边走来的成群的人，然而画面上空空荡荡，没有人。清华教授汪晖说，虽然阿巴斯的作品中很少出现人，但是处处都可以发现人的痕迹，就像德国导演文德斯的作品。

　　阿巴斯的42幅以路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都是黑白照片，照片都没有名字，也没有拍摄地点和时间。意大利都灵国家电影博物馆策展人爱丽莎-瑞瑟高蒂(ElisaResegotti)是《基阿鲁斯达米》(Kiarostami)一书的策划者之一。在过去十年里，她曾陪阿巴斯去世界各地。她在展览前言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一次在德黑兰北部村庄，我们两个小时的散步：风在身边吹，山峦对比强烈的阴影后来变成了他一幅非常著名的摄影作品的构图。几年前在希腊，他曾经告诉我们，他有一回在几个小时里拍摄了好几个胶卷，他一次次回到同一家商店买胶卷，先是两卷，然后是三卷，直到所有胶卷都被他买光了。但是那天他并没有找到‘那一幅’照片，他感觉到了但没有遇到。他经常提醒我们，一切都包含在‘那一刻’了，摄影语言不需要诉诸文字。所以在他这里标题也是不需要的。”

　　这些照片都拍摄于1978年到2006年。一开始，阿巴斯只是随身拍下身边的场景，但27年后，他发现自己竟然拍了那么多的路。在照片尺寸大小一致的展厅里，观者仿佛置身于一个黑白万花筒的世界。艺术家刘小东说，他看阿巴斯的电影不会睡着，但看他的摄影作品却会睡着。也许让每个人从照片中得到不同的观感也是阿巴斯本人的愿望。2006年，阿巴斯完成了一部32分钟的DV作品《基阿鲁斯达米的道路》，这部作品由他的84幅作品、自述、诗歌诵读和纪录片片断组成。阿巴斯在片中如此解释“路”的集中出现：“我想这些照片的根源要回溯到童年时代，我对路的迷恋从那时就开始了。这些道路承载着记忆。它们象征人类未经记载的寻觅，对生命的寻觅。也许是感伤的，也许只为一口食粮，道路上就画下了杂乱的线条。”

　　30年前，阿巴斯买了当时最便宜的雅西卡相机开始拍照，“一个人孤独的时候，凝视着魔幻光线下浓云的天空、密实的树木枝干，会非常难受。不能与另外一个人一同欣赏绮丽的风景、感受那种愉悦，是一种折磨。这就是我开始摄影的原因”。30年后，阿巴斯用起HD相机，后者显然高级了很多，但他的摄影观却不曾改变：“在绘画、电影和摄影中，摄影最单纯，因为它不给我讲故事的机会。其实每一幅摄影作品都讲了一个故事，我指的是文学故事；摄影的另一个优点在于它不像电影那样操纵人们的想法，摄影的观众与摄影家有更直接的联系，更少的建议和更多的自由。我认为世界本身就是摄影，每一张照片都有自己的价值观。”[NextPage]

　　对话电影大师阿巴斯

　　从事艺术是为了平息激情和创造力

　　B=《外滩画报》

　　A=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B：你横跨诗歌、摄影、电影领域，是怎么做到的？

    A：在我的生命中始终有一种很强烈的东西，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不能停下来，我要不停地工作。激情和创造力是我的父母的负担，但却是我从事艺术的动力。长大后，我开始寻找一种能够削减这种激情和创造力的方式，那就是艺术作品。只拍电影是不够的，因为拍电影有很多限制条件，每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而摄影让我觉得既方便又有存在感，但是摄影也有限制，要找到合适的拍摄地点，又要有很好的光线条件。我必须找到第三种平息我的激情的方式，那就是诗歌，就像止痛药一样，在需要的时候，我就写诗，不管是在深夜还是在平时都可以写。诗歌让我找到平静。

　　B：在你的电影、摄影和诗歌里都大量地用了白色元素，为什么？

　　A：首先白色是一个平面，就像一张纸，所有作品都是在白色平面上一点点“垒”起来的。另外，白色让我回想起我的美好童年。

　　B：为什么白色代表了你的童年？

　　A：所有艺术家的艺术创作都和他们的童年联系在一起。童年像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任意涂抹，艺术家总想在童年这张白纸上写下什么。

　　B：你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你的生活是否像你在诗歌中提及的那么田园？

　　A：我在诗歌中展现的世界跟我的日常生活是一样的。但是，我想在我的作品中找寻大家失去的东西，力争在电影里体现它们。有一首伊朗的诗这样说：“我们都在真实的人生里面生活，当我们疲惫的时候我们打开一扇窗。这扇窗就是艺术，就是诗歌，我们希望从这里面找真实的声音，能够陶冶到我真正的生命。”

　　B：你的电影创作灵感是怎么产生的？

　　A：我的电影从来没有受过电影、文学、戏剧等等，那些我曾经看过或者吸收过的东西的影响。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基于我的人生经验，从我的内心产生出来的，跟任何的宗教，包括文化和社会完全没有关系。

　　我一直想追求、得到的是我自己人生中的本性的东西。如果说和观众之间有联系的话，我想那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相似性，所以我的内在能够传达给观众。现在很多电影里没一句实话，都是谎言。

　　B：你的电影里经常出现狗，却很少有女人，这是为什么？

　　A：因为这是事实，伊朗的真实情况就是如此。我早期的电影主要是反映室外生活、街道生活的。在传统的伊朗街道上，根本看不到太多的妇女，主要是儿童和成人，也就是男人和男孩。另外，我是根据自己的生活和回忆来创作电影的。我是一个男孩，所以我脑海中的故事主要是关于男孩的。但是我得承认，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女人在我的电影中是缺席的，所以我拍了10部完全关于女性的电影，有7位女演员在里面出演，没有狗。我在伊朗拍的最后一部电影中用了110个女性演员，狗都回家了。(笑)明白这点需要时间，但我最终懂得了女人是拍电影最完美的对象，因为女性有两点特征：美丽和复杂性。虽然我发现得有点晚，但迟到总比不到好。[NextPage]

　   B：你的电影比较多地集中在乡村，城市题材特别少。为什么？

　　A：我还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真是乡村题材多的话，我希望能够制作出更多的城市题材电影。我想我有权选择在哪个地方拍摄，选择我喜欢的题材，在没有压力、污染很小的地方拍摄。而在伊朗，这样的地方就是乡村。

　　B：你的电影关注的对象大多是普通人、穷人。这在当下的电影圈是很少见的。

　　A：我拍电影是从我周围的生活环境中选择题材。在生活中，我不认识任何一个明星。当我在早晨离开家的时候，我接触到的都是普通人。我相信所有艺术家都是从自己身边寻找题材的。人类和人类自身的麻烦，是所有影片最重要的原始材料。所以，当我拍一部电影时，我无法从脑海中赶走那些主要演员的个人烦恼。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拍了“柯盖尔三部曲”的原因。在戛纳电影节上，很多记者问我为什么拍了三部曲。我每天给出的回答都不同。直到最后一天我才发现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从未中断和那些人的联系。每次我在一个村庄拍完片子离开后，我发现还有很多没有涉及到的题材。忘记那些人是很困难的。

　　B：拍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10OnTEN》，有什么乐趣？

　　A：拍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不是我的本意。起初，我只是想讲一个故事。因为我知道，拍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是很危险的，因为人们很熟悉这个，很多导演都这么做过。但我找不到别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现在，我可以这么说，我对我选择的方式一点都不失望。

　　B：你认为电影或者艺术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A：首先，住在村庄里的人们离电影或者艺术是非常遥远的。他们一年只看几部电影，所以电影和艺术不大可能对他们的生活发生太大的影响。电影对观众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它可以让观众的想象力纵横飞驰，这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电影让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易于承受；二，电影使人们的日常生活看起来更糟糕，以至于人们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我们越来越看清日常生活中的苦难与艰辛。

　　B：听说你在执导一部歌剧，请介绍一下。

　　A：在任何领域我都不是专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找一种办法来平衡我对艺术不能停息的追求。我喜欢做木工，自己动手做东西，这是我真正喜欢的事情，所以我乐此不疲。而执导歌剧不是我主动选择的。这些年来，很多人请我执导歌剧，尤其是去年，非常盛情地邀请，但我一直都认为歌剧不是我想要的，不是属于我的东西。

　　4个月前，在法国的普罗旺斯音乐节上，歌剧《女人心》的制作方邀请我去，没想到开完会，了解情况后，对方却比我更确定，我就是这部歌剧的导演。现在我发现这种经历非常独特，也很新颖，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我还觉得这比做电影更容易一些。因为电影有很多元素是需要导演去创造发明的，比如说要选择一个好的场景、演员，要写台词，还要做出很多决定，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做歌剧，上面说的地点、演员、台词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所要做的就是怎样让它们融合得更好，更融洽。导演就像做白日梦一样，所以如果有人请你做歌剧的话，一定要接受，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

   （编辑：全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