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琪
采访者:高琪
受访者:朱栋霖
朱栋霖,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现代文学史家、戏剧理论家。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现为教育部国家级精品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苏州大学)负责人,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昆曲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等。
2013年江苏省委、省政府授予“紫金文化荣誉奖章”。2012年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特等奖”、“中国曲艺牡丹奖理论奖”。国务院、国家教委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江苏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学术论著先后25次获国家级、部省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主要著作有《心灵的诗学——朱栋霖戏剧论集》、《论曹禺的戏剧创作》、《戏剧美学》、《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主编),教育部“十五”国家级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主编。
朱栋霖先生研究曹禺戏剧已经三十多年,他三十多年前出版的《论曹禺的戏剧创作》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研究代表作,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权威著作。听朱老师讲过《雷雨》的学生不计其数,常常多年之后还念念不忘。他也是一位老苏州人,除了求学和在南京大学当教授的几年,一直生活在苏州。他钟爱苏州文化,参与了不少昆曲和评弹的工作,有专业研究,比如主编《中国昆曲艺术》、《中国昆曲年鉴》;也做普及工作,比如在苏州大学开了十多年戏曲和评弹欣赏课,比如把曹禺的经典话剧《雷雨》改编成苏州评弹。
2010年纪念曹禺诞辰100周年,苏州评弹《雷雨》公演,朱栋霖先生的学生们听出来了:这是朱老师的《雷雨》。听盛小云说蘩漪,心理活动一波三折,抽丝剥茧,就仿佛回到了阔别的大学课堂。当然这一次加上了评弹的魅力,别有味道。评弹可以直接描述心理,这是话剧所不能的,而由一位有三十多年积累的专家参与改编,评弹《雷雨》的成功水到渠成。
如今,评弹《雷雨》已经演出了80多场,进过50多所高校。朱栋霖先生并没有想到,和苏州评弹团的这次合作,会给他带来学术之外的盛誉。2012年8月,他的论文《经典:从话剧到苏州评弹》在获得中国曲艺牡丹奖后,又荣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特等奖。这是“经中央批准的唯一的综合性国家级文艺评论奖项”,涉及文学、美术、书法、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电影、电视、民文等12个文艺领域。文艺评论特等奖原设5个名额,21位评委投票,结果得票超过三分之二的只有这一篇文章,而且是全票通过,因此,它获得的是全国唯一的特等奖。
1978年,朱栋霖考进南京大学,成为新时期第一批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陈瘦竹先生。《论曹禺的戏剧创作》就是他的学位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在学术界、戏剧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认为是“新时期曹禺研究的全面理论总结”,“反映了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思维水准”。很少有人知道,朱栋霖先生更喜欢古代文学,更爱好历史。他从小就听评弹,看历史演义。古典文学的素养和对苏州文化的热爱,使得他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涉猎广泛。
近年来,朱栋霖致力于对苏州文化的研究,致力于评弹和昆曲的研究和普及工作。他在苏州大学开设戏曲和评弹鉴赏课,请了18位全省的梅花奖、牡丹奖得主来讲课,一边上课一边表演,向年轻人介绍戏曲和评弹。200多人的阶梯教室几乎次次爆满,12年来已经有3000人选修过这门课。目前,他正主持国家级社科项目《苏州艺术史》的编撰。朱栋霖先生说,《苏州艺术史》的价值将来大家会见证,传统文化是苏州最宝贵的财富,而再造苏州文化的辉煌要从激活传统开始。
文艺创作需要评论指导
苏周刊:您去年获得了国家级文艺评论特等奖,而且是全国唯一的特等奖,今年又获得“紫金文化荣誉奖章”。紫金文化荣誉奖章的获得者都是江苏文艺各个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像昆剧张继青、京剧黄孝慈、书法尉天池、国画喻继高、油画冯健亲。首先向您表示祝贺。我们知道您的成果在学术领域得过很多奖,但是最近这些奖,是在文艺领域获得的,而且级别相当高,非常不容易。
朱栋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特等奖,确实比较难得。这是国家级文艺评论综合奖,历届特等奖得主都是在京文艺界顶级人物。一般认为文艺评论主要是服务功能,帮衬帮衬,文艺评奖,没有评论的份。紫金奖章有评论家的份,这确实体现了对文艺评论和研究的重视。
苏周刊:这是不是也反映了过去比较缺乏有分量的文艺评论?
朱栋霖:文艺创作需要评论的指导。文艺评论过去不是没有,但有些评论吹喇叭抬轿子,甚至评论与创作者合谋吹捧,误导社会与读者。其实评论更应以其历史的深邃与理论的高屋建瓴来指导创作,评论家应该有其独到的见解。理论文章就作品谈作品,不参与指导创作实践,这是文艺评论的缺位。在高校,学术只管学术,研究和创作是脱离的。俄罗斯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评论推动了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的繁荣,古代刘勰、钟嵘、金圣叹的评论深得创作奥秘。我那篇文章连得两个大奖,也许是因为它体现了学术和艺术实践的结合。[NextPage]
苏周刊:您这篇文章背后还有深厚的学术积累。
朱栋霖:这篇文章就我个人来说,一挥而就,为什么人家看了觉得很有分量?也许《雷雨》研究我已经做了几十年,不是临时去写一篇文章。
出精品要在文化上下功夫
苏周刊:您认为评弹《雷雨》改编成功的经验在哪里?
朱栋霖:评弹《雷雨》改编,我一再强调的是尊重原著,挖掘原著的精神,既不能偏离经典,又要创新。改编《雷雨》历来不少,但是学术界往往不以为然。电视连续剧《雷雨》,王姬、赵文瑄主演,收视率很高,可是遭到研究话剧、研究曹禺的专家严厉批评,认为歪曲了原著。我们的改编首先要尊重原著,但又不是照搬原著——评弹如果照搬话剧有何意义?我坚持的是挖掘原著、包括人物的内在精神。当初改编的时候,我们就定了一个最高标准,要到北京演出,要接受曹禺研究专家和北京人艺的检验。后来评弹《雷雨》最高的赞赏就来自学术界,来自许多大学。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郑榕、吕恩、苏民、蓝天野,演了一辈子《雷雨》,他们是曹禺戏剧最严峻的鉴定家,是最难通过的。他们连看两遍,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这体现文艺创作要有学术的参与。我坚持改编《雷雨》的过程就是重读经典的过程,就是学术的参与。搞学术研究,也要熟悉艺术本身。徐惠新、盛小云、吴静等演员的参与,评弹的魅力征服了观众。
现在我们呼唤出精品,政策已经很多,人才也不少,可是为什么出不了精品?我觉得要在文化的根本上下功夫。出一个题目创意很好,但仓促上马急功近利,肯定不会有好作品。
苏周刊:评弹《雷雨》进了许多大学演出,为什么特别受大学生欢迎?
朱栋霖:进过50多所大学。以评弹的魅力来演绎我们对《雷雨》的创新,大学师生很感兴趣。2008年盛小云、金丽生邀我合作改编《雷雨》,我们的宗旨就是主要面向年轻人,面向大学生。上世纪60年代一曲《蝶恋花》在全国创造了苏州评弹的巨大声誉。半个世纪过去了,书场里只剩下白发老人。我们需要向下一代年轻人宣传苏州评弹。
苏周刊:评弹《雷雨》走向全国大学,不管南方、北方的大学生都很欢迎,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
朱栋霖:评弹主要在江浙沪吴语区,陈云同志曾经想把评弹南曲北引,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北方人听不懂。《蝶恋花》成功地把评弹唱遍了全国,评弹《雷雨》就是第二次。我们走进了全国的大学,把吴侬软语、苏州评弹介绍到了全国各大学。对评弹来说,这是第一次。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开大学,南到香港的大学、澳门大学。这也就是评弹《雷雨》演出的意义,它宣传了苏州评弹,宣传了苏州文化,如同青春版《牡丹亭》进大学宣传了昆曲。这就是文化的创新。只要坚持实践,传统艺术还是可以被当代观众接受的。我希望苏州评弹团坚持演出,不断打磨,走向更多的青年。
再造苏州文化辉煌要从激活传统文化开始
苏周刊:您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宣传苏州文化,为什么要这么做?
朱栋霖:苏州文化虽然是一个地域的文化,但是它有几个特点:一,苏州传统文化是全面发展的。有昆曲、评弹、明清吴门画派,吴门书道,有工艺美术,有园林;苏州文学在明清时期,有冯梦龙开创了通俗文学,有金圣叹的文艺批评,有清末民初市民通俗文学——鸳鸯蝴蝶派,这些艺术都曾经影响了全国。二,都臻于全国一流。三,在明清曾经领导中国文化潮流。“苏意”、“苏式”、”苏造”都曾是时尚的代名词。四,苏州传统文化,像苏州园林、评弹、工艺,至今还在我们周围,不像有的历史上的文化潮流消失了,而苏州传统文化至今还在发挥作用。激活传统,成为21世纪的时尚文化,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今天全球化浪潮中,各地民族文化特色正在迅速消失,而苏州特色鲜明,恰恰最能体现优雅细腻抒情的中国文化与美学特色。
苏周刊:您觉得传统完全可以被激活,焕发出新的活力?
朱栋霖:昆曲濒危了,可是在青春版《牡丹亭》的带动下,昆曲被激活了。我与苏州评弹团合作在苏州大学开设评弹鉴赏课,连续12年,选修同学超过3000人。大学生盛赞苏州评弹,甚至说是大学四年中影响最深的课程。苏州靠什么在全国和世界面前展示自己的文化和风采?如果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空空荡荡,没有昆曲、评弹的优雅旋律,很多人会失望而归。工艺美术,玉雕刺绣、明清家具,过去一度消失了的,现在正在重新成为时尚潮流。我们再造苏州的辉煌,就要从激活苏州传统文化开始。
苏周刊:所以您近些年来的研究开始转向了苏州文化?
朱栋霖:从事文学研究与教学的人何止上万,但研究苏州文化的少得可怜。我自己先做起来。昆曲成为世界遗产后,在市委宣传部支持下,我们编著《中国昆曲艺术》这本书,获得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参与策划了电视片《昆曲六百年》,成立了昆曲研究中心。现在又受文化部委托主编《中国昆曲年鉴》,已经编了2011年、2012年度年鉴两卷,得到文化部和昆曲界高度肯定,现在这项工作正在继续。[NextPage]
苏周刊:您现在主持国家级社科项目——《苏州艺术史》,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情况。
朱栋霖:这套书四大卷,全面梳理苏州的十大艺术门类的发展、成就和重要代表人物,从先秦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涉及文学、戏剧、曲艺、美术、书法、工艺、音乐、舞蹈、电影、园林十个门类。苏州2500多年历史,最有价值的就是它的文化,数千年的辉煌绚烂成就在这套书里全面展示。已经做了近十年,有很多本地专家参与。最后一次的定稿和配图工作即将结束,明年出版。
苏周刊:在研究传统和创新之间,苏州文化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朱栋霖:把仅仅幼儿智力水准的动漫当作文化创新的主体,把低俗的影视娱乐视为现代主流文化大力发展,这不仅是误导与笑话,而且把社会文化拉向低俗。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批评“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全盘反传统造成20世纪中国与本体传统文化的决裂。林提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世界各国现代文化的建构,都是在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基础上进化,他们都珍视本土文化传统,唯独中国例外。中华数千年智慧创造的文化不因其被遮蔽而仍旧具有生命力。有时候激活传统就是创新。创新不是凭空想象,把传统“拿来”、揭开遮蔽给予激活就是创新,传统和现代结合就是创新。苏州现在要做的是真正找到城市的文化个性。如果追逐别人,那就不是创新。这需要下工夫研究。
创新,并不是指从来没有过的稀奇古怪的东西,我们过去以为创新就是模仿西方,模仿国外的貌似先进的东西,这恰恰不是创新,在外国人看来不算什么。青春版《牡丹亭》是创新,顾笃璜先生追求把原汁原味的昆曲搬上舞台,这也是创新。因为时代环境变了,今天的舞台上已经没有这些了,将传统重新拿出来,面对今天的观众,这是古典与现代的对话,也是一种创新。
能否成为大师是由个人的志向决定的
苏周刊:您前面谈到研究和实践的结合,古代的文人对艺术实践的参与其实是非常多的。
朱栋霖:古代文人放在今天,都要参加文联的好几个协会,他们既吟诗填词,又是书法家,还是画家,或者会写戏,而且必会弹琴,会打谱,还搞曲论。现在一个艺术家往往一辈子只搞一项艺术。艺术家首要是读书。古代艺术家,画家、书法家,他们首先是文人,读书人,明四家中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书家祝枝山,首先是文学家,他们的诗文一流,书画是其文才与心灵的自然展示。文化艺术是相通的,深广的文化积累才是通向大师之路。
苏周刊:专业化发展其实带来了弊病?
朱栋霖:大师是各门类兼通的,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研究苏州艺术史就会发现这个意义。精通一门,只能是专家,绝不是大师。大学也是这样,只会教一门课,至多成为一个门类的专门家。
苏周刊:您是否认为成就大师取决于个人的修养?
朱栋霖:不仅是修养,这是由志向决定的,修养不够,可以学习提高。每年我给研究生上第一堂课就讲两句话。第一句话,你从事学术研究,是把它作为“职业”,还是作为“事业”?有人读研究生,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高薪,把自己的生活设计好,这就是“职业”,通俗地说就是“饭碗”。也有人把大学教师当做职业。大学教师当然也是职业,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主体,重要的是以此为事业。事业,就要以最高的境界要求自己。作为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以学术研究和推动中国文化传承发展为担当,不计功利,不避风险。我对研究生讲的第二句话:“取法乎上,得其中。”鼓励立志高远。我们不是天才,如果“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
比不上中国传统文化
苏周刊:苏州文化对您的成长,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
朱栋霖:影响很大,当初不觉得。因为大学学的都是新潮的东西,尤其读研究生,我研究的是现代文学。在大学现代文学领域,只研究话剧,不研究戏曲,更不会研究民间的评弹。我1978年读研究生,开始正式走上学术道路,之后的20年,也就是上世纪80、90年代,我研究的都是现代文学,而现代文学是颠覆传统文化的。后来又从事比较文学,强调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但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我在比较全面地了解中西文化之后,最近的十年,回过头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都比不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广厚源远;西方文化和我们是隔膜的,不能全盘照搬。
苏周刊:您说的是现代文学的总体成就比不上中国传统文学?现代文学中的经典应该还是地位很高的,比如曹禺?
朱栋霖: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五四”以来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只是一个历史的过渡,它的最大价值是承前启后、承担了中国文化由古典向现代的历史大转折,这个贡献与功能将载入史册。但是就具体的成就,除了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曹禺、徐志摩等少数作家,再过若干年,其中大部分将会被时代遗忘。这是我通过之前二十年研究得出的结论。历史就是大浪淘沙。中国数千年诗歌史,诗人不计其数,今天被历史铭记的还有几个?传奇昆曲三千多部,我们知道的有几部?
苏周刊:如果把曹禺和汤显祖作比较,谁的价值更大?
朱栋霖:汤显祖的思想、艺术成就都是开创性的,代表了一个时代。明代汤显祖与伊丽莎白时代的莎士比亚同时代,他们是当时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两座高峰。汤显祖的戏剧艺术与美学是中国古典文化独创与极致。曹禺深刻地刻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话剧艺术的外在形式是模仿西方的。从全球化的角度考虑,确实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因为我们曾经贫困,曾经缺少现代化,我们一度把追求西方现代化作为目标。有人说,你现在还讲传统文化,忘了我们要现代化?其实恰恰是从全球化的角度考虑,而不是从急功近利的欲望出发,明确中国文化发展的目标、路径与定位。
(编辑:谭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