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权静
采访者：权静
受访者：杨丽萍
记者：在你自己经营你的文化演艺公司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处理这种艺术性跟商业跟票房之间的这种关系？
杨丽萍：一贯秉承自然的法则，你看一棵树永远很真诚地在那儿生长，很真实真诚，然后我们做艺术也好，我们做商业也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看的，特别是我们在民间里头跳舞，我们不是说跳给自己看，我们一定是走出来，要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真诚的互动对接和交流，然后才会有美好的一个回报。
记者：这两者会不会很矛盾，比如说你会不会去迎合大众的口味或者是需求来获得商业上更大的价值跟成功，还是说要坚持你自己的这种艺术品味。
杨丽萍：就是要非常真诚，你不可能说你迎合其实就是虚伪了嘛，就是已经没有，不真实了嘛，我们的长辈告诉我们的也好，都是说要真诚，都是说要非常美好的一种感觉，不能虚假，你审美，审美是可以在自然里寻找到的角度，就是你看那孔雀或者你看一只蝴蝶，或者看那个花朵，它们已经告诉你艺术是什么。
记者：好的艺术自然就会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吗？你相信这个因果关系吗？
杨丽萍：一点都不矛盾，因为我们都是从自然里找到了这种规律和这种审美的这种情趣也好，这个品质也好，我们都找到了，都感觉到了，只是说你怎么能够把它化解到你的作品里，化解到你的舞蹈的具体的动作里面。那么这些东西是不会说是拒绝人的，不拒绝人，就不拒绝商业，因为一个好的作品，它是会让人去观赏的。
记者：在丰富的艺术形态面前，其实语言有时候经常会显得挺苍白的所有的感觉要通过观赏去得到。
杨丽萍：有很多人问我说，杨老师为什么你的作品演出商都愿意接，它会有票房，比如这次在香港，我们的票半个小时就销售完了，就说，就是我们的作品好象跟人没有，不是好和坏的问题，他因为他来感受你的一个，给他带来的那种愉悦也好，思考也好，或者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反正他就是需要，好象是精神的粮食吧。
记者：这也是我们一个要跟您做访谈的原因，就是您在商业上的运作也非常成功，您的杨丽萍演出文化演义经纪公司，我们也看到财报的数据，在过去一两年当中都是超过一千万的纯利润，而且30%40%的增长，包括你们也一直在谋求上市，这两者之间好象很难让大家觉得是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既有艺术的纯粹，又那么紧密拥抱资本市场，拥抱利润，您觉得这两者在你身上是怎么样结合在一起。
杨丽萍：这个不难吧，因为我们要很多人在一起，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两百号人，我们这一两百号人需要有很多不同方面角度方面的管理，各种，他是麻雀虽小，一定是五脏俱全，这种符合市场规律，符合这个生态的生存，就是现代生态的一个规律，它不会矛盾的。
那我觉得，一个团队不是我一个人，我觉得不是一个家长制，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团体或者像一个国家一样要严谨的，要有主席，还要有主席夫人，还要有<总！理>，很多人。
记者：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公司呢？就是做一个个人的艺术家也可以做到极致啊，为什么一定要拥有一个公司化的东西？
杨丽萍：在这个全世界都是这样的规律，因为你没有一个公司，你只有一个团队，一个歌舞团，那你就不可能有人去帮你，你怎么去演出啊，而且国家也要求必须是公司的，否则你就没有演出资质，不允许你演出的。
记者：那为什么一定要考虑上市这件事？
杨丽萍：这是很多人考证的，你觉得这个，一个比如说一个演出的，我们要做一个作品，我们不能去伸手给人家要钱，我们要靠自己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不能给这个社会增加负担，好象是一个累赘，好象我们需要救济，好象我们艺术需要你救济我们，我们才能做艺术，我觉得这种思想就不够主动，不够积极，你做一个作品非得社会给你钱，赞助你，你才叫搞艺术，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用这样的方式能搞艺术。
记者：你是想实现商业上的可持续，自给自足的运转起来。
杨丽萍：对，一个是一个非常循环的，科学的，一个自然的，你像万物都是有一个规律的，你比如说兰花的种子是要靠小鸟，吃了那个，它的粪便就移到那边，然后它就又发芽，它都有这种方法，你看一棵果树，苹果树，小蜜蜂如果不去授粉的话，它就不结果子，这个苹果树这个花就白开了，就要靠小蜂蜜给它授粉。
记者：最初你跟资本市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或者促使你开始去思考资本运作上市这件事是怎么样的一个由头呢？
杨丽萍：我跟很多这方面的讨论过，他们觉得文化艺术，这个是在国外都也这样的，文化和艺术，如果只是一个家长制，只是一个叫什么，传承，自己的一个嫡系，血缘，自我繁殖的话，它就会变得没有力量。比如我这个人最多也就能活二三十年，那后人怎么把像《云南映像》这么美好经典的东西能够传下去，是不是后面的管理人才，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它应该传承下去，传承下去要靠什么人？一定是要靠社会，靠很多人来监督，而且还要有资金，让它能够存活下来，而不是一个，其实我们有了资金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好的作品，而不是一个只是向社会化缘。
记者：我之前采访另外一位我们栏目的嘉宾，新东方的俞敏洪先生，他其实在上市之后也曾经向媒体表达过他比较后悔上市这件事，因为他说教育其实是一个更加长期的，更不那么急功近利的行业，但是你上市之后，会有股东的压力，会有投资人的压力，它会让你更加追求短期的利润和短期的目标，会每个季度有财务的考核，你会思考这个问题吗？比如说在你们的作品中，怎么把握艺术长期的根本性，跟短期的这种财务的上市带来的挑战？
杨丽萍：这个可能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摸索，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的文化艺术，能跟，这个话题是2002年2003年那个时候都还在，就说艺术怎么可以去卖票？因为我们的工资是国家给我们发，不像我们现在，2003年开始我才面临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做《云南映像》就面临着好象。
后来我们是找过别人投资，但是别人就会强加你很多他们的想要的东西，就不纯粹，后来我发现这个，因为我从小都在坚持做艺术一定要艺术家自己非常的，自己能够作主，当时我的演出费，各种，做广告，我都会有收入，我就很小的投入，非常实实在在地，不去浮夸地投了《云南映像》，然后《云南映像》就开始滚，滚了以后就开始有了像其他的作品，全部都是基本上是靠我们自己的资金来制作。
艺术家是感性的，做商业的时候也一样。公司的总经理会议杨丽萍很少参加，但艺术家的一些决定却让公司的经营人员吃惊。有一次，公司原本跟演出商谈好了每场演出费20万元，杨丽萍一来就说：“我们不要那么多吧。15万就够了。”她觉得能养活自己的团队就好，让别人也有钱赚才能长期合作下去。还有时候她会向演出商提议降低一点票价，让更多的人能来看她的演出。所以当其谋求上市消息一出，很多人都在猜测，这是否是杨丽萍的本意？
记者：我有点好奇当时王总他来，怎么讲，他推动您拥抱资本市场来做得更大，登陆资本市场，召集更多的公共资金的时候，他是怎么说服你的？你们当时他过吗？
杨丽萍：都谈过，不光是他，很多人这个方面的很专业的，很职业的，他们都跟我谈过这件事，我都跟他们聊过，因为其实我还真不太懂这个，但是我慢慢了解，慢慢了解我说不出来，但是我已经懂了现在，但是说是不是很，对我们这种搞艺术的人来讲，它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这个到现在来讲还是没有结果。
记者：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说艺术家，艺术作品，只有当你自己不缺钱的时候，你才更有底气。
杨丽萍：如果做我们这种舞蹈的作品我们是绰绰有余了，比如说做像《孔雀》《云南映像》这些舞台作品的时候，我们的资金链已经是两三年做一台大东西是没有问题了。
记者：要去上市是因为有资金压力因为缺钱吗？
杨丽萍：不是，是因为科学的需要吧。
记者：是为了以后做得更大，更大规模快速扩张，有更多新的想法想要去尝试。
杨丽萍：有一些很多去做的作品，不一定我个人去导，可能会让这方面的有才华的编导，不是所有作品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可以让别人去做，其实不一定上得了，我觉得该是你就是你，不该是你就不是你，能上何不上，没准哪天就倒闭了，这就是命。
记者：所以我想知道的是杨老师，既然刚才您也说了，现在您公司是不缺钱的，两三年做一个大东西完全财务上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为什么你们还要去瞄准资本市场？
杨丽萍：他们需要我们。
记者：谁需要你们？
杨丽萍：社会。
记者：资本市场需要你们？
杨丽萍：他们一直来说服我，一直来说很多的应该的事情，我觉得很科学，有它的科学的一面，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缺不缺钱的问题，它就是一个生存的一种态度，一种技术和一种需要，社会需要你。
记者：就是资本市场、社会需要你们，觉得你们是一个很好的商业上可持续的项目。
杨丽萍：应该是这样，我们对他们来讲，对很多人来讲，社会来讲，都比较相信我们。
记者：是一个好的投资机会，觉得
杨丽萍：不是机会，是我们值得社会需要我们。
记者：那你们需要资本市场吗？在你的判断看来，资本市场能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呢？
杨丽萍：如果是有很多资金的话，我们会做很好的作品，更多的作品，我只是搞艺术，就喜欢做作品。
记者：现在有具体的计划吗？对于上市接下来具体的计划和时间表是什么？
杨丽萍：你比如说我们在大理就有一个要盖一个剧场，做给家乡，就是给我们大理做一台作品，定点演出，在丽江也是有一台，在西双版纳也有一台，在黄山也有一台，都在考虑做作品。那我还特别想要做一些比如说像舞蹈方面的影视作品。
记者：至于说上市要在哪儿上，因为之前我也看到报道说，你们的目标是创业板，现在是不是要转到新三板还是其他的市场？
杨丽萍：上市我了解了一下，是非常有技术性的，这个那个，要很多，而且像你说的财务的透明度各种，它是非常需要一个，就不像你原来就是个小作坊，你在家里，你自己弄一个东西，你没有一个大众的监督，现在完全是一个，而且要很多的技术，技术非常高超，才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你想当然的。
杨丽萍：一说商业化就反感 是他们都太矛盾了
杨丽萍对商业有一种直觉式的体悟，六岁那年，母亲就让杨丽萍背着四妹喂猪、做饭。父亲因出身问题害怕挨整，扔下家人一走了之，刚满11岁的她与母亲一同挑起了家庭的大梁。为了每月30块钱的工资，杨丽萍二话没说进了歌舞团，养起了家。杨丽萍说她从来没有因为钱苦恼过，因为她会把钱分配的特别好，知道怎么用这个资金，而不会被它束缚，也不会为它困恼，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记者：您觉得你自己有经商的天赋吗？
杨丽萍：我不去刻意的经商，但是我已经是让自己活得很好，就说明我有，我能够生存的一种。
记者：对，之前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尤其是在《云南映像》筹备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资金链还是比较紧张的，也是靠您非常辛苦的去拍广告或者演出来维持这个剧团的运作，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觉得
杨丽萍：没有，我做第一条裙子，我做《孔雀舞》的第一条裙子，就是我自己筹的钱，就没有说是必须是国家给我做条舞裙，我见到过这种情况，很多舞者他们都是等着说，团里该给我做条裙子，团里应该让我去比赛，给我资金，给我做音乐什么，他们都依靠，但是一旦团里因为不知道你是不是能把这个作品很好，就不会，很多人不愿意投了，包括一个团队，他不会说盲目地去给你，特别是第一次做导演做编导，就得靠自己，我觉得靠自己是最科学的。
记者：那钱是您从哪儿筹来的？
杨丽萍：自己存的。
记者：我想知道您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对于艺术来说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是从最开始吗？
杨丽萍：我不觉得钱非常重要，不觉得非常重要，它是一个需要，因为我们做东西不需要浪费，你像我们做《云南映像》用很少的资金，包括我们做《孔雀》，都是很多大作品，认为不可能投那么一点就能有的一个结果。
记者：那需要它也是必须的，没有是万万不行的。
杨丽萍：对。
记者：从那个时候开始让你觉得商业上的经济上的独立自给自足是非常必须的。
杨丽萍：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应该会在资金上会有压力。
记者：从来没有。
杨丽萍：从古到今我都没有压力过，因为我很知道我有七块钱，我有35块钱工资的时候，我怎么分配，我会把这个资金用得非常，你像我们最早的时候35块钱的工资，后来到中央人民歌舞团180的工资，那么我们都知道，我都知道怎么去分配，活得好好的，那我现在可能有很多，会有很多比原来多得多的资金，但我知道怎么用这个资金，而不会被它束缚，也不会为它困恼，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记者：我想问的是说，你为什么没有选择一个相对更容易自己活得很好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一个更难的道路呢？
杨丽萍：不难，只是稍微麻烦一点，但我现在特别觉得我们最可贵的就是我们的作品，在台上呈现的真的按照一种很纯粹的艺术的一个标准，或者艺术的一个尽量的好的一个完美的去做，而不是很草率地挂快步，提个裙子，在一个很差的没有感觉的一个地方去起舞，而是在一个非常美好的剧场，非常好的剧场，然后观众看到的是呈现得非常美好的，让他们感受到，他们真的会很陶醉，是我现在目前这十年来感觉到的，十年之前我总觉得欠缺，老是觉得虽然是在表演，但是演出总是觉得不够完美。
记者：那时候觉得欠缺是为什么？觉得是缺什么呢？
杨丽萍：因为有一次我演出，乐队的凳子都不拆下去，乐队的凳子就放在那里，他们就把凳子稍微挪开一点，你就表演，底下很多观众，而且还是国外的观众，而且还是很严肃的演出，它不完美，因为它不对，它不符合演出的一个规律。所以这种演出，我现在很痛恨，凳子都没有拆下去，乐队的凳子都在台上布着，你说你怎么跳舞去，这样的演出太不完美了。
记者：你说的那个故事也特别好奇，就是那次舞台上的凳子都没有撤下去的时候，您在台上表演《孔雀舞》，你的心理应该是不舒服的吧，觉得艺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你有决定权吗？你可以让他们把凳子撤下去吗？
杨丽萍：不可能，因为刚才还是交响乐演出，你现在在台上一个歌星在唱歌，那马上我就要上台，我就要接，然后观众不能等，你拆凳子是要花很长时间的，然后再搬上来，所以我就说这种演出是搭班，现在我们中国这种演出太多了，就是特别不专业，特别不美好。
记者：但是要达到您说的非常完美非常专业的状态，背后的支撑是你对这个要完全的掌控权，所以在经济上在财务上你要是完全能够自己，这个链条是说得通的是吗？
杨丽萍：对。
记者：所以这也是你不断追求商业化的运作，包括上市的背后的一个原因吗
杨丽萍：现在很多人一说商业化的运作就很反感，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太暧昧了，他们太矛盾了，我到目前为止，我了解到的，我看到的是没有一个人说我的作品搬到台上的时候底下没有观众，这是我的追求，我没有见过，包括一个大导演说我拍了一个电影没有票房，当然我们肯定是要我们的艺术，我们艺术一定要坚守，坚持住，我们不能是就像你说的迎合，不能去迁就，这是一个最终的。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