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张同道

　　受访者：迟子建

　　
　　2017年1月15日至22日，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摄制组跟随作家迟子建，先后在哈尔滨和漠河北极村进行了三场访谈。本文节选自访谈整理稿。

　　张同道：最近出版的《群山之巅》描写的是一组群像，所有人物几乎都在挣扎、搏斗：生存、爱情、犯罪、救赎。早期作品的温暖和诗意在减弱，人生的苍凉与人性的灰暗在增多，这是年龄带来的沧桑还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迟子建：目前为止我写了七部长篇小说，从第一部长篇小说《树下》，直到《群山之巅》，如果按发行量，影响较大的是《额尔古纳河右岸》，大概有四十多万册了。《群山之巅》出版两年，也有二十多万册的发行量，我也没有想到，读者对它报以这种热情，起码告诉我一点，这部长篇触及了一些人灵魂上的东西。它毕竟写的是当下的生活，当下的众生态，是小人物的群像，所以很多媒体在做消息的时候也在说是一个小人物的众生相。很多人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能看到自己卑微的幸福，看到人性的复杂性，有灿烂，有阴影，看到生之挣扎。

　　我一直强调，《群山之巅》是一个不讨喜的写作，因为这里触及的社会矛盾特别多，人性的复杂度也是特别高。我2015年参加香港书展，谈的就是这个话题，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到《群山之巅》，对于我的写作来讲是有变化的，尽管里面都涉及了历史，也都跟我生活的故土是有关联的，但是它们太不一样了。

　　《额尔古纳河右岸》，很多人可以顺着这样一个民俗和文化的地标，去那儿旅行。有读者在微博给我留言，告诉我循着小说的足迹，去了海拉尔、根河、呼伦贝尔大草原，也就是额尔古纳河右岸那儿。读者爱上了我塑造的这些人物，这些可爱的鄂温克人。游猎生活如此的艰辛，但它保持着原始的文明，鄂温克人乐在其中。而政府把他们迁到山下，盖了同一模式的房屋，让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等于是连根拔起一棵树，这棵树可能会死亡。尊重这样的一个弱小民族的文明和信仰，才是真正的人类的文明。可是《群山之巅》对我的写作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它触及的是当下复杂的社会生活，一个作家绝对不能沉浸在自己的童话世界里拒绝成长，这是不成熟的表现。

　　我觉得一个作家的成长，我很喜欢但丁的《神曲》，就是要有地狱、炼狱、天堂，这样一个过程，写作也是这样。青春年少的时候我可以写《北极村童话》《北国一片苍茫》，写透明的忧伤，但没有多久，我就开始在《初春大迁徙》《葫芦街头唱晚》中，尝试写作的变化。我还有一个旧时代生活的系列写作，《秧歌》《香坊》《旧时代的磨房》等，它们为我打开了写作的另一扇窗口。

　　我最早的写作，是在大兴安岭塔河永安小镇，练笔的时候就在缝纫机上，因为家里没有写字台。这台缝纫机正好面对窗口，窗外就是菜园，所以我写不下去的时候就看着花圃上的蝴蝶，看枝叶扶疏的稠李子树，无限的美好。这种童年生活挺像萧红的，那个后花园的感觉。院门外的土路上，一会儿是人走过了，一会儿是一头猪哼哼着走过了，一会儿是一条狗汪汪汪汪叫着过去，一会儿是一只鸡跑过，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我家里的前院是豆腐房，小的时候经常是从家里仓房舀一点豆子，起大早去换豆腐，有的时候顺手打一点豆浆回来。

　　小时候挑水、劈柴、拉烧柴，这些活儿我都能做得了。挑水是很能干的，我能连续挑几担水回来，把水缸挑满。腊月的时候家家要洗被子、洗衣服、洗澡。我写过《清水洗尘》，写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故事。腊月二十七八是放水的日子，家家洗澡，从老人开始，然后父母，最后到小孩儿，每个人都要洗澡，烧上热水。洗澡时我要多挑一点水，因为洗完澡有一堆脏衣服要洗。我还喂猪，养猪也能养出感情。夏天的时候，我一放学就扛着一条麻袋，上大地去给猪采猪食菜，采灰菜、苋菜等等，装到麻袋扛回来。给猪烀食的地方是在屋外的灶台，那里有一口大锅，切完了猪食菜，扔到锅里，添上水，点起火，给猪烀完食，猪吃得那个香啊，它那小尾巴晃来晃去的。我就用一把破木梳，掉了很多齿儿的，人不用了的木梳，给猪梳梳毛，梳的时候它特别幸福。跟猪有了感情，所以腊月宰猪的时候我就伤心，人家宰猪都高兴，我却哭，不舍得吃它的肉。但是过不上两天我又抵不过猪肉的诱惑，跟家人一样吃它了，这就是生活吧。

　　夏天，菜园里面家家都有花圃，还有一个大酱缸，小的时候喜欢背诵课文，老师也是经常给布置作业，背诵课文。我喜欢坐在家里的菜园背课文。早晨大兴安岭是经常有晨雾的，坐在那儿估计跟一仙女一样，我就开始背诵了。那时候记忆力太好了，读几遍，甚至标点符号我都能背下来，所以不怕老师提问背课文。

　　春节的时候家家都要贴春联。我父亲毛笔字写得非常好，买来墨，买来毛笔，左邻右舍的人买来红纸，我负责裁成条幅，是七言的还是九言的，横幅当然是四个字，我懂得裁成啥样。福字要裁得有大有小，因为大福小福都要有。他写完一幅福字要等墨干，我就给他打下手，一幅幅摊开。我父亲给人家写了那么多的福，可是他福气薄，走得那么早，他去世的时候我特别伤心。父亲写好一副对联，我要等墨迹干了再折叠，要是没干透的话，上下联黏在一起，春联的字就花了。写好的春联，我还要送到人家里。

　　张同道：你在文章中写过，父亲每年元宵节都会给你做盏灯。

　　迟子建：我的生日是正月十五，父亲总是要想办法做盏灯，因为我小名叫“迎灯”。那时候经常吃猪肉罐头，我写过一篇散文《灯祭》，写到这个情节。外面是零下三四十度，上着霜的罐头瓶子拿回来，用一瓢热水浇下去，那个底儿就会掉了，掉得非常均匀，在底下做一底座，拿一根铁丝穿起来，再把一根钉子从底座钉过来，钉子成了立柱，把蜡烛插上去，然后点燃，我正月十五的时候就提着它走。

　　那时家家竖一个灯笼杆，年三十的时候要挂红灯。一般人家砍的是樟子松树，做灯笼杆，它冬天不凋，人们叫它“美人松”，明黄色的树干，绿色松针，非常漂亮。父亲爱惜树，只砍一棵小树，或者弯弯曲曲的一棵树。父亲到大兴安岭以后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四十多岁的时候走路就有点一拐一拐的，我就老想我家的灯笼杆太像我父亲了，它不直溜，好像在摇摆着，那么我们挂灯的时候就要很小心，用线把灯笼拉到顶端的时候，经过它弯曲的地方，要慢，否则灯笼会被刮破，因为灯笼是用红纸糊的。我也是糊灯笼的高手，我们家的灯笼都是我来糊。

　　父亲给予我很多东西，除了爱，还有文学上的东西。很早的时候他读《红楼梦》，“文革”时他从学校调到粮库，锻炼劳动，他和我母亲晚上偷着讲《红楼梦》的故事，我也听。后来有一套《红楼梦》，他们读的时候我也跟着看，我完全读不懂，但是《红楼梦》后来成了我最喜欢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这些都是对我潜在的影响。

　　张同道：在您的创作中，《伪满洲国》是一部厚重的作品，六十多万字，为什么会写一部历史小说？

　　迟子建：《伪满洲国》对于我来说也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可能因为它比较长，容易被人忽略，六十八万字嘛。我也讲过，写它的时候也很不容易，就是特别怕手稿遗失，每当回乡的时候总要复印一份，带着走，生怕它万一丢了我怎么办呢？那我可就——用现在的话叫“悲催”了啊。写作它对我来说是工程量巨大，因为里面涉及的历史人物、民俗风情，包括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太多太多了。

　　我可以举一些小的例子。比如说，你写伪满十四年的历史，不可避免要涉及溥仪这样的历史人物，写这样的人物，我不愿意用那种写大人物的笔法去写，要写伪满洲国时代的众生相，其实写了溥仪，也写了冈村宁次，也写了其他的，剃头的、弹棉花的、开杂货铺的、私塾先生，还有抗联战士、杨靖宇等等。各色人等出现在一个舞台上，一个大的舞台上，那么这样的众生相你就要搭建不同的小的舞台。

　　我当时搭建的是哈尔滨、新京（就是现在的长春）、奉天（现在的沈阳），这样几个主要舞台。回到刚才我说的，不管你掌握多少丰富的历史资料，小说是靠细节还原历史的。比如溥仪，我做资料时，看到他在处理关东军司令部让他裁决的一些文件时，就是画一个圈这样的事情，他放到哪儿做呢？出恭的时候——在马桶上。我觉得很传神，把他傀儡皇帝心中的郁闷和苍凉，完全体现出来了。这样丰富而人性化的细节，就该是小说应有的细节。

　　比如说《白雪乌鸦》，我写这个老道外，傅家甸，那天就很偶然，看到在那儿扭秧歌的人。我觉得哈尔滨市民真是富有这种文化情怀，他们看到摄影师接近的时候，很自然就变换了一下队形。写这部长篇小说，不可避免地要写到东北的民俗秧歌，我还有一部中篇小说就叫《秧歌》，在《伪满洲国》里写到秧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知道那个年代的秧歌的扭法是什么样子，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和我小时候正月十五看到的那种举着花灯扭大秧歌，是不是一样的？我如果想当然认为是一样的，那么就可以按我的经验来处理。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找到历史资料，看看那时候的秧歌究竟是什么样子。结果我从资料看到，还真是不一样，它的插花与现在是不同的。我写那段历史，涉及秧歌时，就不能穿帮，在细节上要准确。

　　写作《伪满洲国》的时候，我做的笔记太多太多了。我上高中的时候地理成绩并不很好，但在写作长篇小说的时候是一个好的地图学家、一个田野考察者，我会绘制一幅小说地图。实际上作家有的时候也真像一个田野考察者，再把从资料中获得的，和实地体验得来的都融汇在一起。我为伪满洲国搭建不同平台的时候，比如在哈尔滨这一地，会绘制一个人物关系图谱，将街巷的名字写上，哪一条街是横的，哪一条街是竖的，还要对照那个年代的街叫什么名字。比如说中央大街，那时候叫“中国大街”，这些一定要准确。还有，那天回到我工作过的《北方文学》，那儿叫耀景街，其实原来它叫“要紧街”，当时的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要来住的街区，他是大人物，所以建花园别墅时就叫了这么个名字，当然霍尔瓦特后来没过来住。“要紧”谐音过来就叫“耀景”。《伪满洲国》涉及的类似东西太多了。

　　我要搭建一座小说舞台的时候，就像造一所房子，有了栋梁，还得有泥石瓦料。我们小的时候年年都要给房屋抹墙泥，抵御寒风，你没有墙泥抹，再好的栋梁之材也会漏风，会让你感到寒冷，缺乏温暖感，不踏实，没有家的感觉。小说有了栋梁之材，好的立意，还需要泥、草、瓦，这样你的房子才能立得住，才能让你的人物入住，否则这些人物怎么出场呢？无法出场。

　　关于《伪满洲国》的缘起，与我第一次出访有关。中日青年友好交流，1990年我去了日本。在东京的时候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日本老者。他见到我对我说，你从“满洲国”来的？我当时有一种受了奇耻大辱的感觉。

　　我北极村的姥爷，讲过不少伪满时的故事。我们家祖辈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我姥姥讲的鬼神故事很多，可是姥爷讲的是跟日本人有关的故事，姥爷在胭脂沟，给日本人淘过金，他还讲怎么样藏金子呢。姥爷讲，采了金以后，怕人家发现，把一些金砂藏在耳朵眼里。为什么关于这段历史，我的祖辈在提它，在异域他乡，曾经一个日本通讯社的记者也在提，这勾起了我的兴趣。我回来以后，开始默默地做资料。这个资料做得太漫长了，对于我也是一种做功课的考验。坐图书馆，也实地去长春，去伪皇宫看，当年的环境是什么样子，溥仪住哪儿，婉容住哪儿，他们个人的历史资料我都要看。日本投降，他们逃亡的时候是什么时间、乘哪辆列车、经由哪儿，比如说那时候的梅河口，我现在依然能回忆起来，都要知晓。

　　所以说每一个作家写长篇小说，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写《额尔古纳河右岸》，仅仅写了两个多月，但先期的案头工作做了很多很多，还实地去了鄂温克营地。《白雪乌鸦》我也绘制了地图，我每一部长篇小说几乎都是这样写出来的。

　　张同道：一般作家都经历过漫长的退稿期，《北极村童话》是什么情况下写出的，又是如何发表的？

　　迟子建：我在大兴安岭师范学校读书时写的《北极村童话》，开始喜欢文学的时候就不断地投稿。我高考不理想，进了这样一所学校，当然我觉得又是幸运的，因为我是最后一名被录取的。中文系的课程，又都是我所喜欢的，因为开设的课程是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等等，都跟文学有关。我就大量地写日记，记人记风景，这是最早的练笔。

　　然后我开始投稿，经常是星期天写好稿子，再给一些杂志社寄出。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步行去城里，经过火车道，有时候就沿着山间的火车道一路走下去，到了邮局，把这稿子寄掉。离邮局很近的地方就是书店。那时候家里也不是很富裕，生活费不多，要省吃俭用。我在师范学校时，因为要省下钱来多买几本我喜欢的文学书，而我是那么一个贪吃的人，有时就得克制自己，不能老买好吃的。高粱米最便宜，可是我吃高粱米伤了胃，不止一次地呕吐，因为蒸得半生不熟。我寄稿子又需要邮票，邮票也是要花钱的，我写东西又需要买稿纸等，都得花钱。省下的钱买了文学书籍，对我来说就是无比的享受。

　　我们那时是八个人一间寝室，熄灯以后我还想看书，还想写几笔，那就得点蜡烛。每人一个蚊帐，我住在下铺，我那蚊帐都被烛火熏黑了。有时候又怕影响旁边姐妹们的休息，老是用手指去掐烛芯，烛芯长了，光强，掐短了它，烛火弱，就不影响他人休息，燃烧的时间还长，等于省了蜡烛。

　　我在《北方文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还不是《小说选刊》选载的《沉睡的大固其固》，而是一个短篇《那丢失的……》。我不断地投稿，基本是以小说为主，当然投的倒也不是很多，因为有课业，写一个短篇小说总要万把字吧，也需要一些时间。我写过一个短篇《友谊的花环》，投给《北方文学》，收到了编辑宋学孟的回信，他让我修改。可是我越改越失败，越改越不成器。宋学孟很有编辑经验，他来信说你不要再改了，你已经把它改得越来越糟糕了，我就明白这篇小说是废了。

　　1984年毕业的时候，七月，我们收拾行李。我是宿舍的几个姊妹中最后一个走的。因为要搭乘第二天的火车回塔河，我就提前把行李捆好。那一夜在那个木板铺上，我就倚着行李和衣而睡，开着灯，有一种很凄凉的感觉。一个人，我看到宿舍里丢弃着很多东西，一只丝袜、半截蜡烛头等等，我想起同学几年的生活情景，那种美好，这些东西都失去了，我们那么匆忙地结束了这样一段生活，我们遗失了美好，我特别地感慨。所以，那个夜晚我就开始了这篇小说的写作。这篇小说就叫《那丢失的……》，然后很顺利地，几乎没有修改，这篇在很自然的情态下追忆大学生活的小说，发在《北方文学》上了。之后是《沉睡的大固其固》，引起了一些反响。

　　其实比这更早的，在《那丢失的……》之前，我写了《北极村童话》，是一个中篇小说。我写《北极村童话》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技巧，也没考虑到说我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立意，因为爱文学，我就特别想在毕业前夕的时候，写一篇我生长的故土，我所熟知的一些人的事情。

　　晚自习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作《北极村童话》，沉浸在一种非常美好的状态，能想起家中的大黄狗，我怎么偷姥姥蒸好的干粮，偷着喂给它。这条狗叫傻子。我其实一顿吃不掉两个馒头，我总是吃完一个再拿第二个咬着，我姥姥说，还吃呀？还能吃吗？我说能吃。边咬着边出去了，上了后院，喂给傻子狗了。

　　北极村那老房子其实还在，它有一个偏厦子，我们叫小仓房，那上面有个马蜂窝。我小时候也比较顽皮，有一个蜂巢挂在那儿，马蜂进进出出的，我就老想把这个蜂巢给捣了。姥姥警告我说你不要去，你要把这马蜂窝捅了就蜇着你了。有一天我戴上蚊帽，武装到牙齿，拿着一根长竿，把马蜂窝给捅了，然后马蜂倾巢而出，还是把我给蜇了。

　　我写《北极村童话》的时候写到姥爷、姥姥，还有东头的那个苏联老奶奶，她是斯大林“肃反”时代过来的，教我跳舞。那时候中苏关系比较紧张，所以村人很忌讳和她交往，但是我们两家的菜园相连，从我姥姥家的菜园越过障子就是她家，她经常在那个菜园，吆喝我过去，我就跳过障子过去。她给我烤毛嗑（葵花籽）吃，教我跳舞，冬天的时候她戴着古铜色的头巾，冬天也喜欢穿着长裙子，长裙子到脚腕这儿，经常把我抱着，她在地下这样一旋转、一跳舞，我就觉得这个老奶奶和我姥姥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这里也隐含着政治的伤痛，我很自然地、无意触及了童年的这种忧伤。《北极村童话》写完以后给了《北方文学》，但是终审没过，我的责任编辑认可它，便转给了上海的一家杂志，现在这个刊物已经不存在了，叫《电影电视文学》，也发小说，最后编辑给我的回复，说它比较散文化。

　　1985年，黑龙江作协在呼兰，也就是萧红的故乡，举办了一期小说创作班，把我叫去，参加了这个学习班。《人民文学》的编辑朱伟，他后来去了《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他在《人民文学》负责东北一片的稿子，他来呼兰给我们讲课和看稿。

　　我那时候也比较青涩，挺想让朱伟看看我这篇小说怎么样。他基本是看黑龙江那些比较有名气的中青年作家的稿子。他给我们讲完课，即将出发回北京的时候，在会议室休息，我就拿着《北极村童话》的手稿，挺忐忑地敲了敲门。我说，朱伟老师，您能帮我看看，您看这像小说吗？朱伟一看挺厚的，因为一部中篇，又是手写稿装订到一起的。我装订的时候还常用钉子钻俩眼儿，拿一根线绳把它穿上。他很客气地说：“好吧，我一会儿要走，我翻一翻吧。”结果他很快翻看完。就在他出发前，他敲我的房门——我终生难忘，我在很多文章里写到——他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寄给《人民文学》？”这对我真是莫大的鼓励。

　　《那丢失的……》《沉睡的大固其固》《北极村童话》，这一系列作品的发表和转载，使我走上文学之路，而我并不知道这条路能走多久。直到今天，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也五十多岁了，我把自己的头发也写白了不少，容颜也开始逐渐衰老，可是我依然觉得我这支笔，虽然有的时候已经不完全用墨水来写作，可是我依然感觉到有一支无形的笔，这里面还注满了墨水，而这墨水就是我心里涌动的对文学的热爱。这墨水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这些山川河流注入和浓缩给我的，甚至是植物和树木的香气、芳香，凝聚成的一种无形的墨水，还充盈在那里，还等待着我书写，等待着我闻到它们别样的芳香。它们可能会觉得我远远没在最好的状态，所以我一直说，没有完美的写作，包括《额尔古纳河右岸》，包括《群山之巅》，都有不完美之处。所以我也有个习惯，就是我每发表一篇作品，每隔几年我回过头来重新读一遍，重读一遍等于审视自己，自己做自己最好的批评家。

　　因为多年写作，我的腰椎、颈椎都不好，所以哪怕我做你们这个节目，真是挺抱歉，我会不由自主地这样晃一下，一个姿势坐着很难受。我写作之余的日常锻炼几乎都是对颈椎的锻炼，我会在音乐公园倒着走。医生告诉我，因为你平时正常的运动是一直向前走，你的肌肉是适应了这种，整个的神经系统、肌肉组织是一种僵化的状态，如果你倒行可能会改变一下，会调整你的颈椎，能改善血液循环等等。

　　我最初的长篇小说是《树下》，它对我是很重要的，因为是我长篇的起步。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读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位同学回忆说，那时候有两个作家比较勤奋，当然其中有一个说的是我，他说我整天拿着一个大笔记本，晚自习的时候老是坐在教室，硬壳笔记本翻开，吭哧吭哧地写。

　　写作有的时候真是的，长时期不写手会生，但是长时间不思考，要是心生了，写作会更生。无论是读书还是生活，还是写作，这几方面我都得重视，要协调起来，就像一个人，中医讲究气血运行得比较好，人才健康，面色不是那种高血压式的红光满面，而是一种微微的红润，我觉得好的作品，就要使作品的五脏六腑，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张同道：您对未来的写作有什么期待？

　　迟子建：未来的写作路，我真不知道在哪里。我在鲁迅文学院的时候，给《文艺报》的一个作家谈创作的专栏，写了一篇《遥远的境界》。我现在还是这么想，写作最美好的永远在遥远的境界。俄罗斯有位作家写过一篇散文《火光》，就是在一条河上行舟，往前行时看到一团火光，大家觉得转过弯就到了这个火光点，可是航行一段再看，火光好像还是那么远，难以企及。这个时候的火光有点星空的气象了。实际上真正的艺术，有的时候真是一种天堂的微光，遥不可及的。写作可能也是这样。

　　我非常喜欢法国作家雨果的《九三年》，他在那么高龄能写出《九三年》，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汪曾祺先生，他也不是青春时代写出重要作品的，用您的话说“大器晚成”。当然我认为他就是一个好作家，迟早要把他心底流淌的最美的文字留给世间，他才会离去，这是他的使命。

　　我觉得生活、写作都是充满生机，在死亡当中总会绝处逢生，所以即使是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我依然会善待自己，每天锻炼一下身体，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菜，调配好饮食。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生病的权利”。比如我高烧了，我要喝一口水，要自己去倒一杯水。有一次早上颈椎病发作，天旋地转，我觉得可能起不来了，我真是对自己说：迟子建勇敢点，起来！起来！然后我把着床头，一点点地起来，活动着颈椎，扶着墙慢慢地走到洗手间。我没觉得悲切，这就是人生吧。

　　对于我来讲，我能在工作了一天后，坐在厨房窗子的一角，听着自己亲手炖煮的菜像唱歌一样发出声音，喝上一小口红酒，我会无限感恩。那时候并没有孤独感，虽然大家觉得我是一个人，但我觉得上帝是如此厚爱我，我还能看着窗外的风景，看着绿树，看着夕阳，看着我们大家共同看到的天光，夫复何求。

　　珍爱生命，珍爱生灵，珍惜亲人，珍爱自己。生命就是这样，你看，哪一个冬天会没有尽头呢？哪一个春天会永远伴随着你呢？一定不会的。人生就是这样，我们经历了一季，下一季会等待着我们，所以吃蛋糕只在生日的时候吃是对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吃蛋糕会腻死你的。对于我来说，品尝一点蛋糕就可以了。

　　我期待未来，我现在五十多岁，我还期待，无论在这房子，还是在哪里，期待写出相对好一些的作品。因为我能不断地看到自己的缺点，当然我也能看到自己在踏踏实实地进步，比如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到《群山之巅》，也许有的人不适应，但我看到了微小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哪怕你失去了一些读者，还会再赢得一些读者。让视野更开阔一点，挖的井更深一点，对人性的期望值更高一些，把人性的复杂性探讨得更深入一点，一个作家只有这样做，才能走向更宽广，接近那个“遥远的境界”，离星空、离我所说的那种火光稍稍近一点。我没有更多的奢求，无论生活和写作，我希望自在一点、简单一点，不周折，随遇而安，平心对待一切事情，坚强、自信、乐观、自尊，这样不就很好吗？

　　陆文夫给我们鲁院讲课的时候，谈到一个作家重复自己是最不好的。确实，我觉得一个作家不断重复自己，其实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个作家就要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突破自己，哪怕一个微小的进步，哪怕你在进步的过程当中会丧失一些原有的读者。一个作家不能拒绝成长，不能拒绝往深邃处、混沌处、人性的复杂性上开掘。

　　说穿了，文学是一种信仰。我们建立起来对文学的信仰之后，要真诚对待生活当中的好与坏、幸福与悲伤，这一切我们都要正视，这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抗拒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能为了刻意地营造光明而把黑暗的阴影遮蔽，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刻意地强调黑暗，而忽视了我生命当中哪怕些微的亮光。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哈尔滨的街头，在都市当中还有人烤红薯的时候在下象棋，怡然自得，我觉得我们生活就是这种苦中作乐。

　　作家不能重复自己，但山是要重复自己，连绵在一起才能成气势；水要不断地重复自己，才能源远流长。山水的重复，恰恰给了我生活和写作的生命之源，动力之源。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