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城如海》 徐则臣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采访者：顾学文

　　被访者：徐则臣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这是苏轼的诗句，被徐则臣拿来做了书名《王城如海》。

　　与之前毕6年之功写就的厚重长篇《耶路撒冷》回望来路的视角不同，徐则臣通过这部10万字的“小长篇”作品，描述现实。他描写我们置身其中的都市：写它的高端大气，也写它褪不去的乡土中国底色；写它的繁华富丽，也写它的行色匆匆……

　　藏在城市里的，是我们的渺小，还是我们的欲望？

　　徐则臣

　　最有影响力的“70后”作家之一，作品曾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华语传媒大奖、海峡两岸新锐作家好书奖等。

　　故事梗概

　　小说讲述了城市各个阶层的现实生活。海归导演余松坡的话剧《城市启示录》涉及“蚁族”，引发巨大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步升级，先被家里的保姆罗冬雨洞悉，接着被罗冬雨的男友、快递员韩山发现；然后又被罗冬雨的弟弟、大学生罗龙河引爆……

　　小说篇幅不长，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作家用一支成熟的笔，描摹了城市的新世相。

　　从青春成长中走出来

　　与《耶路撒冷》相比，《王城如海》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在精神的象征物上，从“域外符号”转换为“中国意象”；在精神脉络的设置上，从“到世界去”转换为“归来”；在叙事维度上，从“成长记忆”转换为“现实面向”。在这种种不同里可以看到，作者精神体悟与生命意识的拓深。

　　记者：在您以前的《啊，北京》《伪证制造者》《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如果大雪封门》等作品中，城市是主人公向往和投奔的乌托邦。但在《王城如海》中，城市成了一种“归来”，是您第一次以一个“现代人”、“城市人”的身份直面城市。

　　徐则臣：我在城市里生活了十几年，不管我有多么喜欢和不喜欢，它都是我的日常生活和根本处境，面对和思考这个世界时，城市是我的出发点和根据地。

　　如果说在《耶路撒冷》中，精神的依托在异域，那么，《王城如海》就在此地，在我们每一个人爱着、恨着、生活着、经历着的每一寸时光、每一个场域中。比起历史带给主人公及其家人的影响，现实的延展空间更加辽阔、结实和有力。

　　记者：在《王城如海》之前，您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成为呈现“70后”精神履历的代表作。如果说《耶路撒冷》重在表现主宰“现在”的“过去”的话，那么，《王城如海》是怎样的？

　　徐则臣：应该是重在讲述“现在”如何与“过去”博弈。也就是说，一个是讲过往，一个是讲现实。

　　人到中年，我们必须从青春、成长中走出来，真正地面对现实生活。这现实一方面是当下带来的切实感受，另一方面是随着生命意识的成熟而对终极命题作出的思考。

　　《王城如海》是我几个长篇小说中最短的一个，我没想把它写长，在四十余万字的《耶路撒冷》之后，我想用一个“小长篇”缓冲一下，也想换一种写法。《耶路撒冷》用的是加法，这个小说我想尝试做减法；《耶路撒冷》是放，这部小说要收；《耶路撒冷》是悠远的长调，这部是急管繁弦的断章。

　　不同层面不同体验

　　小说的角色中，有海归、有精英、有大学生，也有保姆、快递员，还有孩子。他们带着各自的过往，奔涌到城市，奔波在大街上，奔向自己的未来，追寻自己的价值。

　　通过形形色色人物在城市里的现实生活，作者想要和读者一起，打量这个城市，打量拥挤在地铁上、拥堵在路上的人们，然后，问一句，藏在这个城市里的，是我们的渺小和卑微，还是我们的骄傲和欲望？或许，还有藏在我们内心最隐秘处的善与恶的较量。

　　记者：有人说您过去的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都不高，但这次的小说人物，从教授、海归到保姆、快递员，各个层面都有。

　　徐则臣：在小说刚开了个头的时候，我曾在一次活动上说，我这次要写写高级知识分子，手里攥着博士学位的； 过去小说里的人物多是从事非法职业的边缘人，这回要高大上些，是先锋导演；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国内流窜，从中国看中国，现在让他们从国外回来，是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以前写的城市是中国的城市，这次的城市是世界坐标里的城市。

　　这些不同层面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城市生活生存体验。余松坡从乡村到城市求学，后又在纽约学习生活多年，最后又回到城市做戏剧导演。保姆罗冬雨及其弟弟、未婚夫等是从乡村抵达城市，在城里寻找自己的梦想，他们的城市生活体验，与余松坡及余松坡所导戏剧中的教授一角，形成映照和对比，我希望在对比中拓展城市与人的小说主题。

　　记者：从书中《后记》中了解到，您创作这部小说时，“中年”扑面：祖父生病，数次病危；父亲和亲人相继病倒；儿子连咳不止。

　　徐则臣：自2016年元旦始，到2016年5月18日三稿毕，十万余字的小东西用了我近五个月的时间，我写哪部小说都没有比《王城如海》更艰难，很多次我都以为再也写不完了。不是故事进行不下去，而是我遇到了多事之秋。各种疾病和坏消息贯穿了整个写作过程。我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正大踏步地走进我的中年生活：日常生活每天都在提醒我，我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

　　写作《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三十出头，以一个青年人的心态豪言壮语，要努力进入宽阔、复杂、博大的中年写作，并为此很是认真地想象过，中年写作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现在不必刻意地想象了，我已然中年，照直了写，大约就不会太离谱。

　　交叉视野凸显问题

　　小说共由12个部分组成，其中每一个部分的开头处都是从《城市启示录》中节选出的片段，然后才是作为主体结构线索的余松坡归国后工作与生活情形的描写与展示。

　　戏剧与小说的人物与主题不断勾连交叉，彼此互动而又深度介入，相互密切融合，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即剧烈变动中的现代中国城市生活与文化。

　　戏剧与小说可以说是互为叙事文本的主客体，对城市与人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深度挖掘，提供了一种双向交叉的视野，一种新的叙事维度。

　　记者：小说存在着两条时有交叉的结构线索。

　　徐则臣：小说中的城市是以双重面向被书写的。城市是主人公余松坡生活和创作的地方，这里连结起了引发他生命危机的历史与包裹着生命感悟的现实；城市也是他编导的话剧《城市启示录》的故事发生地，遍览世界、满腹学识的华裔教授回到城市，为城市的蓬勃、热力、喧嚣所震惊，发出了质询与思考。在两者的交互映照下，“王城”作为一个现代化都市所遭遇的经济发展、空气污染、生存问题、信任危机都一一凸显出来。

　　记者：在《城市启示录》的创作演出中，余松坡在处理其中一个教授面对北漂蚁族的场景时，因为一句台词和一个表情的处理不慎，结果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社会争议。正是这场争议，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有评论认为，借着回应争议问题这个机会，您借余松坡之口，发表了自己对于发展中的城市的一种社会学层面的理解和认识。

　　徐则臣：小说中的余松坡认为，诸如巴黎、伦敦等现代国际大城市的城市性是自足的，“其自足体现在，你可以把这些城市从版图中抠出来单独打量，这些城市的特性不会因为脱离周边更广阔的土地而有多大的改变； 伦敦依然还是伦敦，巴黎依旧还是巴黎，纽约也照样是纽约。它们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它们超级稳定。”而与这些大都市相比较，正处于迅猛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的大城市却并不是自足的：“你无法把它从一个乡土中国的版图中抠出来独立考察，它是个被更广大的乡村和野地包围着的城市……一个真实的中国城市，不管它如何繁华富丽，路有多宽，楼有多高，地铁有多快，交通有多堵，奢侈品名牌店有多密集，有钱人生活有多风光，这些都只是浮华的那一部分，还有一个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那才是这个城市的基座。一个乡土的基座。”

　　我承认，借助余松坡之口讲出的对于中国城市的理解与判断，其实也正是我自己对于中国城市的一种基本看法。

　　（实习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