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刘雅麟

　　被访者：鲁敏

　　受访者简介

　　鲁敏，1998年开始小说写作。已出版《六人晚餐》、《九种忧伤》、《墙上的父亲》、《取景器》、《惹尘埃》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郁达夫奖、《中国作家》奖、中国小说双年奖等，作品被译为德、法、日、俄、英、西班牙、意大利、阿拉伯文等。最新作品集《荷尔蒙夜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2017年1月出版。

　　长篇小说《六人晚餐》改编成同名电影，在刚刚结束的第11届巴黎中国电影节上，不仅斩获了评委会大奖，男主角窦骁还摘得最佳男演员奖。

　　刘雅麟：你的短篇小说集《荷尔蒙夜谈》即将出版，这个系列在你的创作生 涯中有怎样的位置和作用？

　　我的短篇写作，像口味或色调一样，有些变化。二十多岁时，我写过古典气息浓郁的乌托邦乡土，那很像是我少年经验的第一桶金，是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是童贞式的热切寄托。我很怀念那个阶段，像怀念死去的部分的我，但这怀念并不伤感。这是一条必经之途，是对成长期的断乳与挖掘。

　　稍后我写了“暗疾系列”，这一主题带点自我的切肤之痛，也是我对人性对人间的一个阶段性理解——听起来用的词有点大，换个简单粗暴的说法：我的理解，生而为人，必有暗疾，反之则不成立。这个主题我写了数年，出了一本合集《九种忧伤》，里头有寂寞的养鸽者，有机械养生的绝望主妇，有缺乏安全感而动手杀了儿子的父亲，有对海量印刷品感到绝望的老人家……这个系列对社会因素的勾连和谴责，可能稍有点过火，还有残存的“中心思想论”在作怪。

　　然后就到了新近这个荷尔蒙主题。相对于“暗疾系列”是多年经验的积累，“荷尔蒙系列”培育与生成期很短，不知打哪里突然就冒出来了。本书里的《三人二足》、《拥抱》、《徐记鸭往事》、《万有引力》等主要篇目都在《收获》、《人民文学》等杂志发表过，小说里的世俗元素很多，有贩毒，有恋足，有混混儿与老大，有自杀与他杀等等。从我个人的写作进程来看，这个系列有一个小进步：我终于扔掉了“批判性”与“中心思想”的执念。我把焦点与余光，统统都集中在人性身上。

　　刘雅麟：你在这部小说集里，想通过“荷尔蒙”来表达些什么？

　　这里所讲的荷尔蒙，或力比多，或肾上腺素，是为了追求某种貌似科学又带点耸动的效果，其实我所要说的，只是身体的力量与本能。

　　很年轻的时候，我对构成一个人的几个方面，曾有个一本正经的排序，降序：精神、智性、天赋、情感、肉体。那时候肉体是用来垫底的，觉得肉体是可以受苦的、可控制和可践踏的。排在前面的那几样东西，则都是要好好追求、保护和声张的，因为正是它们，在改变、推动并决定着人类以及个体的命运……

　　一年年过着，上述这一方阵的排序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真像是有着“所谓人生跑道”那样一个东西似的，我总会眼睁睁地看到，学问情谊天赋信仰，常会在具体的情境中遭遇困难，气喘吁吁地相互妨碍、纷自沦落，最终恰恰是肉体，以一种野蛮到近乎天真的姿态，笔直地撞向红线，拿下最终的赛局——大人物、小人物、男人物、女人物，或许都是以肉身为介质，为渡桥，从个体走向他人，从群族走向代际。

　　写作这一批作品时，我对肉体的暴动有种特别热衷的欢呼，并放大了这种暴动对命运、对生死、对个人史的力量。当然，这也是另一种偏见与局限。但很多时候，艺术的成立，就是一个偏颇与摇晃的过程。这个系列最偏颇的特征，就是反情感、反理智、反深刻。我想以这样的方式，对身体的60万亿细胞表达迟到的尊重与重视。

　　刘雅麟：你曾说过：“我的寄托则只有一个：对‘人’的好奇与贪婪……写作 就是对人性的探测与抚摸。”什么 样的人性问题最能激发你创作的 欲望？

　　这个“好奇与贪婪”的瞬间，发生在我工作的第八个年头，1998年。我当时站在一个三十层的写字楼里，从办公室向外俯瞰，可以看到正下方各种各样的人，看到他们的头顶：官员、小贩、警察、司机、送水工、餐馆侍者、幼稚园老师等等，无一例外，他们全都方向坚定、匆匆忙忙，像奔流不息的水一样冲洗、腐蚀着整个城市。我看着他们，就像看到了我自己，我的头顶、人们的头顶，像在大海中那样起起伏伏，某种激越的情绪突袭心头，如惊涛拍岸。

　　——因为我知道，我看到的其实是一种表象。所有那些人，并不真像我所看到的那样。不，在目光所及之外，每个人都有一团影子那样黑乎乎的秘密，有着被镣铐所深锁的内心。可能就是那些深渊般的秘密内心，一下击中了我。像是积蓄多年的火山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我迫切地想要贴近和占有他们的哀戚与慈悲。这就需要一个合法的工具。比如，一台高倍的、夸张的乃至有些癫狂的望远镜，给我以无限刺探的自由和权利。或者，一根细长的绳子，我可以顺着它，垂坠到人性的最深处。而当时我所能想到的工具，就是：小说。

　　是的，正是这个平淡到平庸的黄昏，小说，如闪电来袭、如惊雷响起，我找到了走出窄门、通往外部的途径。坐到电脑前，打出了我作为写作者的第一行字。

　　时至今日，我已经写了一百多万字，就像一百多万根箭，在对岸站立成了茂密的文字森林。它们千变万化、或荣或枯，但核心只有一个：人与人性。诸多的人性中，我倾向于幽暗与残酷的部分。幽暗是非常有层次的，是带有幽默感与超越性的。

　　刘雅麟：在开始写作之前，你当过营业员、小干事、企宣、记者、秘书，这 些工作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产 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每一份职业都有微妙的影响。除了素材来源这种显而易见的影响：在邮局工作十五年，我会写到邮差、地图、火车押运员、查收死信的人等等。但更多的影响我想是性格和格局上的。

　　多年一线的手工劳动，使我对繁琐和枯燥的生活，有一种莫名的持久的敬意，这也成为我笔下大部分主人公的底色。再比如，由于企业那种固有的精进与向上的文化，十几年的从业，使得我从来做不到真正的散漫自由与天马行空，我会不自觉地服从效率与规矩。再比如，我当过八年秘书，性格中有谨慎、多虑的一面，对环境的合作度比较高。后面这两种影响，对写作而言，并不算什么好事。

　　刘雅麟：你作品中“父亲”的形象似乎始终是缺席的，为什么这样设定父 亲的形象？

　　不必讳言，这跟个体经验有关。由于家庭原因，我与父亲关系很差，这也较大地影响到我对婚姻、对忠诚、对男女事、对亲情等的看法。小时候我是简单地憎恨他，但憎恨的时间不长，他去世很早，44岁，我没掉一滴泪。由于基本不生活在一起，我与父亲所有的对话大约都写不满一张纸。直至成年后，直至成为一个写作者，我才真正理解、接纳甚至不排除有点欣赏父亲和他所做过的一切。但父亲于我而言，仍然只是一个陌生者。

　　我从多个角度写过“父亲”，有评论者认为，这是我心灵问题，也是写作问题。我写过非虚构的回忆，更多是在若干的虚构作品里，反复书写不存在、不在场的父亲，包括最近刚刚完稿的长篇里，父亲仍然是其中一个引擎式的阴影。当时我曾经想把这个动力角色设计成母亲，但发现我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

　　我把父性作为一个穷极追索的母题，并不是对具体一个父亲的渴望，而是对父性的一种悬空指认，这种指认是无血亲的，抽象的，更像是一种储备式的精神源泉——归根结底，大概是我在智性上自给自足的程度不够，故而对父性有种文学意味的寄托。

　　刘雅麟：喜欢与什么样人交朋友？

　　由于自小的教育不是特别好，我有智力与学问崇拜症，倾向于交往这样的人吧。

　　刘雅麟：你有典型的星座特征吗？

　　我写过一篇小说，《当我们谈起星座》，其实是怀着哀伤与搞笑的态度写的——人们对他人的了解，常常是始于星座亦止于星座。我像大部分人一样，对星座并无研究，但仍会煞有介事地对熟人朋友进行分析观照……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悲哀的社交把戏，所有那些描述与分享中，我听到的都是孤独，以及孤独的层层回响。

　　顺便报告，我是天蝎座，人们所说的关于这个星座的诸种特点里，我承认我挺记仇的，但更为记恩。我常以此来要挟朋友们：哈哈千万不要得罪我，千万要对我好一点儿。

　　刘雅麟：你能不能谈一谈你的阅读史？对书籍的选择各有什么侧重？

　　我的阅读比较混乱、不成体系。我喜欢谷崎润一郎、太宰治、斯特林堡、三岛由纪夫、普拉斯那一路数的东西。他们是一个巨大的联盟，对“疾病”“变态”“变形”的正当性，以酷烈和自戗的方式来进行着伟大的辩护和伸张。

　　我喜欢粗糙的文风。这个粗糙不是不讲究，是未加工的粗麻，四散的土坷垃与石头块，类似的那种质感吧。同样是女作家，我喜欢安妮·普鲁，她的《船讯》，多好，多野气，多结实。爱丽斯·门罗我就没那么喜欢，女性化中产化的发达触角……我自己也写不出粗犷强硬的东西，这大概是出于缺啥爱啥的心态。

　　偶尔喜欢装大尾巴狼，读一些偏理性的东西。我喜欢过福柯。他对疯癫、疾病、神经质有着华丽的见解，引申到社会隔绝、阶层压迫、教育误区、文明进程的戕害、平权与特权的诡变等，很有意思。还喜欢西蒙娜·薇依，她有不同版本的传记，但都写得影影绰绰，她在世界上最确切的遗产就是她的哲思。《重负与神恩》是床头书，看得特别慢，看了后面忘了前面，心甘情愿地再次复习，再次遗忘。薇依很奇怪，她有种清泠泠、几乎是拒绝般的态度，像风中传来的交谈。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读起来也是兴致勃勃，我对田野调查、人种起源、部落形态之类的书总是无条件着迷，如果不是做作家，我一定争取去追随人类学家，哪怕做他们的打字员。

　　对，还有幽默感，这特别要紧，有时候它是显示作家才华的一个隐形指针。这种幽默需要发乎本真、发乎哀伤乃至愤怒。冯内古特有这股子劲儿，《五号屠场》我看了三遍。奈保尔的小说也总是有着绝望感的幽默。或者说，幽默本来就是绝望者的最后一道护身符，奈保尔在这方面术有专攻。铺陈如泻、狂放无忌的拉什迪当然也会让人发笑，可是他的幽默里没有哀伤，他是进攻型选手。

　　刘雅麟：你写作时会有焦虑感或者压迫感吗？一般如何处理？

　　蛮多的。焦虑感差不多贯穿我所有的写作，像深不见底的大湖。明亮和得意的比例只是偶尔可见，如跃出水面的鱼儿。我的排解法宝是《生活大爆炸》，跟了多少年了，我简直就与那里面的几个活宝相依为命，每周看他们闹腾一下，会放松很多。实在比较痛苦的话，我会出去跑步，但现在空气太差了。我还会修剪家里的花，最过分的一次，我曾经把家里所有的吊兰、近十盆吊兰的垂挂枝条全都剪掉。还不够，又跑出去理了个发，然后把焦虑感转移到难看的发型上了。这有点丢人。但我不惧怕焦虑。这是这个职业的必备品与必需品，是马背上的鞍，它让我不会跑得太过轻浮。

　　刘雅麟：理想的一天会怎样度过？

　　我喜欢平静乃至平庸的生活。生活的时空越是单调，精神因子的活跃程度会越高、越不羁。

　　因此我希望是这样：饱睡一场，起得很迟。三餐朴素但好吃，最好不要我来做饭，哈哈最好也不是外卖。上午我会用来写东西，上半天的头脑是生机勃勃的，用来做我重视的事情。下午的话，最“理想的”就是希望在附近，能有树林或灌木或湖面，能够远远地走上一大圈，能碰到各种狗狗与它们的主人们，我会与狗狗玩一会儿，并听它们的主人用抱怨的口气疼爱它们。到天色将晚，最好来一场如注暴雨，有雷有闪电，窗棂吱吱作响，家家户户闭门不出。极端天气特别适合在一灯之下，看书、看电影。我希望看到一部好片子，并短暂地感动，滴洒几粒奢侈的泪。然后在满意的疲劳中打着瞌睡爬上洁净的床。

　　刘雅麟：你喜欢的电影？

　　我的电影口味比较土气，因为我是戏剧化原教旨主义，对反情节反高潮的电影比较无感。《黑暗中的舞者》，因为它伟大的悲惨与残缺。比·约克的表演太好。这是拉斯·冯·提尔的作品，这位导演从来不会让人失望，他的《女性瘾者》，许多观影者会有生理性不适。我不，完全接受和认同。刷了三遍。如果讲导演的话，我还喜欢西班牙的阿莫多瓦，他的作品十分旖旎，充满畸态、犯罪、反人伦。我几乎看过他的每一部作品。

　　对了，有一部传记片《花落花开》我也一直念念不忘，法国画家塞拉芬娜的一生，从中可以窥看艺术在现实中的乖张生命力。

　　我还喜欢一些封闭空间的电影。波兰斯基的《杀戮》，哈罗德·品特编剧的《足迹》，韩片《恐怖直播》等，这是纯粹出于技术主义的喜欢。

　　刘雅麟：你在写作方面的野心与抱负？未来三至五年的创作规划？

　　我有野心，并且会穷尽一生去追逐这个野心。但我迷信地认为，不说出来最好，也或者说，这是一个抽象的野心，难以诉诸笔墨与谈话。

　　未来三五年，事实上跟过去的三五年，不会有大的变化：写短篇，写中篇，写长篇。总是这样的，仿佛很乏味很单调似的。创作不好规划，它不会像房子那样，预先画好图纸、买好材料。或者，本来想盖个城堡，最后成了个马厩——可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未知性、不可把握性。

　　刘雅麟：你怎么看自己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会担心改编过程中小说 中的某些东西被消解掉吗？电影预计何时公映？

　　因为一直没看到电影，因此对改编效果，还处于无解、无知的状态。觉得几位演员选得还是蛮合适的。除了男主窦骁，女主张钧甯外，女配邬君梅、男配吴刚等都很接近我原来小说的人物。电影三月份上线。老实讲，还是有点“怕”看到电影的，不大好想象，那六个笔下的人物，突然站到眼前开口讲话，从虚构变成了实在。

　　（实习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