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HBR
受访者：伊莎贝尔·阿连德
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出身于名门世家，智利前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是其伯父。她的第一部小说《幽灵之家》（The House of the Spirits）在全球大卖，并最终成就了她的写作之路。她热爱写作，对从政嗤之以鼻。
HBR：你每次开始写新书的日期都选在以前开始写《幽灵之家》的同一天，这是为什么？
阿连德：最开始是迷信，因为第一本书非常幸运，现在是一条纪律。我平时很忙，所以必须在一年里留出几个月来休养。我需要不受干扰的整块时间，否则无法写作。设置一个开始日期，对我和我周围的人都有好处。他们知道1月8日之后就别找我了。
HBR：你心里是不是总有小说创意？
阿连德：经常有，但很模糊。我从来不会预先想好要怎么写。有时候我心里可能只有自己研究过的某个时代和某个地方。比如说，我研究过200年前海地奴隶暴动，当时并没有构思角色、情节和结局，后来写出了一个关于这个事件的故事。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其余时候我就只是坐在电脑前，敲出凭空想到的第一个句子，就成了一个故事的开篇，但这时我还不知道要写什么故事。
HBR：这之后如何进展？
阿连德：进展很慢。最初几周很糟糕，因为还没找到叙述声音，没找到语调和节奏，所以写不动，而且我知道这段时间写出来的东西最后都得丢进垃圾桶。但这是训练，我需要以这种方式进入状态。几周之后，角色开始走出来，向我讲述他们的故事。这时候我就觉得找对路了。
HBR：如果很长时间没进入状态，你会怎么办？
阿连德：有时候我觉得可能现在写这个故事时机不对。但多数时候我只是继续往下写，迟早会找到状态。我已经学会相信自己的能力，不过也是用了很久才学会的。一开始我觉得每部小说都是上天恩赐的灵感，下次就没有了，可是到了现在，我已经写了35年，就知道只要给自己一个主题和足够的时间，我差不多什么都能写出来。这个想法给了我自信，让我可以放松下来享受写作过程。
HBR：你当过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学校行政人员，39岁时成为了作家。讲讲你重塑自身的这个过程好吗？
阿连德：我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选择。我没有说“我要当作家”，这件事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智利发生军事政变之后，我以政治难民的身份住在委内瑞拉，找不到当记者的工作。当时我在学校上班，觉得自己心里有很多故事找不到出口。1981年1月8日，我们接到电话，说身在智利的祖父快要去世，而我却无法回去向他道别。
于是我开始写信，想让他知道，他曾经告诉我的一切我都记得。他非常善于讲故事。他没收到信就去世了，但我每天下班后在厨房接着写，一年写了500页，显然已经不能算是一封信，就成了《幽灵之家》 这本书。这本书出版之后很成功，为我其他的书铺好了路，但我没有直接辞去全职工作，因为不觉得能把写作当成职业。当时感觉就像一个偶然降临的奇迹。
HBR：最后是什么让你放心去从事全职写作呢？
阿连德：我赚到了钱。我的书被翻译成35种语言，卖得热火朝天。这时候我意识到，如果能继续写，就能通过写作养家糊口。
HBR：你有没有觉得想超越自己最受好评的作品？
阿连德：我之前的出版代理人卡门·巴尔塞尔斯（Carmen Balcells）——她是我所有作品的教母，前不久不幸去世——在西班牙拿到《幽灵之家》的原稿时，就给身在委内瑞拉的我打了个电话说：“每个人的第一本书都不错，因为会把自己的过去、回忆、期望等一切东西全都倾注其中。能检验作者的是第二本书。”
于是，第二年的1月8日我就开始写第二本书，想向这位素未谋面的代理人证明，我可以成为作家。《幽灵之家》在欧洲大获成功，我是写完第二本书之后才知道的。
还有，每本书都是一次不同的挑战，讲故事的方式各不相同。我写过回忆录、历史小说、幻想小说和青少年小说，甚至还写过一部犯罪小说。所以我不会做比较说，“这本有没有比《幽灵之家》更好？”每本书都是不同的邀约，只要放在桌上看谁会接受就可以了。
HBR：《保拉》（Paula）是有关你女儿去世的回忆录，《幽灵之家》是写给临终祖父的信。写作是否帮助你走出这些伤痛？
阿连德：写作有疗愈作用。《幽灵之家》是在尝试找回我在流亡中失去的那个世界——我的家、我的祖国、我的过去和我的祖父——我觉得确实做到了，那个世界会永远留在那本书里。我女儿去世后，一切都黯然失色。我生命中所有的色彩都消失了，日子变得千篇一律。她昏迷一年，我在家照顾她。女儿去世后一个月，我母亲将那一年里我寄给她的180封信还给了我，于是我开始写作。非常痛苦，但也有疗愈作用，因为我能够将发生过的事情倾注进书里，而且写作也让我重新看到周围的一切。孙子出生了，丈夫很爱我，生生不息。
HBR：你似乎毫不排斥公开私生活。
阿连德：我写《保拉》的时候，母亲说：“你写了这么多隐私，容易让自己受伤害。”我说：“妈，让我受伤的不会是我袒露的真实，只会是我保守的秘密。”我的生活与他人并无不同。我没有做过什么羞于启齿的坏事，我与别人分享，别人也与我分享。这是故事与情感的交流。
HBR：你提到自己的作品有很多外语版本。你认为自己的作品为何能在不同文化中引起共鸣？
阿连德：我们总是关注差异，肤色、文化、语言或国籍等这些方面的差异，但其实所有人都是很相似的。人们有着同样的恐惧和同样的渴望。我们的身体构造都一样，有同样的头脑，也有同样的梦想。所以一个发生在旧金山的关于衰老的故事也能在土耳其引起共鸣。
HBR：你说自己一直坚决要工作，为什么？
阿连德：因为我想养活自己。塑造我人生观的一件事情是，看到我母亲成为受害者。她年轻漂亮却遇人不淑，4年生了3个孩子，又被那个男人抛弃，住在我祖父家里。她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或培训，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父亲。我很爱我的母亲，而且我们一辈子都很亲近，但我不想变成她那样。还有，我不爱呆在家里。我也很爱我的两个孩子，但我相信婆婆和继祖母能帮我抚养他们长大。我需要离开家庭，走进社会。
HBR：你的家族在智利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你有没有考虑过从政？
阿连德：没有。我有个侄女跟我同名，叫伊莎贝尔·阿连德·布西（Isabel Allende Bussi），我们家族的政治家是她不是我。我不是从政那块料。我是作家，喜欢一个人在头脑和心里安安静静地编织自己的故事。我不可能去跟政客打交道，搞那些磋商或妥协之类的事，我又没疯。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