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郑周明
受访者：王刚
1977年的夏天，小说《英格力士》中那个叫刘爱的少年出了校门，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报名参了军，成为了《喀什噶尔》里17岁的“我”。参军地方并不是一个令人沸腾的好去处，南疆军区文工团。好在有音乐，部分满足了少年青春期的浪漫幻想。小说中衔接如此顺畅的时间顺序，在现实中，作家王刚却间隔了12年时间才提笔缝上一个少年的完整青春期史。
这里面有许多原因，新疆在王刚眼里也许太过熟悉了，他本就是新疆建设兵团的子弟，出生于此，青春年华都洒在了辽阔的雪山群山之间，他当然有理由随时提笔去写那段故事，也有理由不担心自己会遗忘。但他仍然很谨慎，首发于《当代》杂志今年第一期的新作《喀什噶尔》完稿地点还是在新疆，再熟悉的地方，他也希望自己能真切回到那里，从大都市北京脱身而出，回到那个有着故乡意义的地方，去写完这部小说。
这是一部自传气息浓郁的小说，王刚身上似乎并未完全褪去青春期的某种热情，他在小说中借由17岁的“我”，倾诉新疆的一切，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的喀什噶尔、阿克苏、库尔勒、沙雅等等地方宛如新生的画面在读者眼前重现，南疆的小镇就像是一幅塞尚的画，蓝色的草木与绿色服饰的商贩组合成了王刚记忆里美好的过往。这一切都是借由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之心袒露出的，他毫不避讳那个年纪的秘密：“我”的荷尔蒙欲望，对文工团女人的念想，对身处边疆被压抑的青春期的不安，对那个严肃年代的敏感脆弱和无法排遣的孤独感……
这个少年也很幸运，走到青春期的尾声时，也正逢一个时代的尾声，“文革”结束，高考恢复。《英格力士》中那个对“English”痴迷的少年，终于在《喀什噶尔》结尾处，可以很自然地说出一句“Sorry”，这也是一个时代中无数人青春的回响。
从《英格力士》到《喀什噶尔》，王刚仍像是“那个很爱说话的少年，渴望表达自己的内心”，对外界的看法也是如此，他一直被向外界介绍的身份多半是与导演冯小刚合作，是《甲方乙方》《天下无贼》的编剧，是金马奖最佳编剧获得者。在与记者访谈中，他抱怨这些部分遮蔽了他在小说创作上的努力。这些年，当许多作家投身于编剧行业时，他却已很少参与编剧，他说水平越来越低下的行业以及严苛审核，让自己宁愿专注于小说创作。他还会坚持写下去，“让自己写得舒服”，把最重要的作品留给新疆。
问答
记者：距离《英格力士》也有12年时间了，期间你还创作了一些小说，为何隔这么久推出一部姊妹篇《喀什噶尔》？
王刚：我真的在喀什噶尔生活过四年。几十年都过去了，突然知道该怎么写了，于是回到新疆的山里，在冬天的雪野里，开始写。所谓知道如何写了，是因为我有了一些可以重复再现的因素，比如王蓝蓝，比如军装，比如德彪西和他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每当我找着了可以再现的因素时，就可以动笔。
记者：看得出，小说中许多人物和情节都是有具体原型对应的，细心读者可以按图索骥出你过往的一些经历，比如小说男主人公爱过的几个女性，你部分用了真名。
王刚：我好像说过，我喜欢的作家往往是能把别人的故事完全当成了自己故事的人。我恰恰也是这种人。里边的女人，拉开距离，都可以批评。可是，我拉不开距离，就是觉得她们美，她们在喀什噶尔芳香无比。
记者：阅读过程中许多次会从故事里跳出来，我指的是时间上的感觉，比如你会站在今天的视角去解释那时候大学生的身份价值，提到自己在意大利旅游时见到街头艺人的手风琴想起当年战友华沙，甚至提到作家王蒙，他也曾长期在新疆生活。这种忠实于记忆的方式并常常站在当下去回看的视角，可以看作是对那段时期最好的表述方式？
王刚：那是因为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是一个自控能力极差的人，情绪化之极，多愁善感。看见有的作家喜欢谈如何控制时间和空间，我完全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在作品里跳来跳去，实在出于情绪，不是技术。我曾经学习过作曲，配过器，早先能读总谱，所以，我觉得小说如果有点技艺，那应该像作曲，有几个因素能重复再现，就很有福气了。讲故事的人可能有多种，我是被回忆的激动拖着走的人。
记者：从“我”所经历的事件来看，当然也有一种正值青春却身不由己无从选择的伤痛，几代人的青春都消耗在无谓的政治土壤里，然而能在文工团度过这几年，这里面幸运感多些还是批判态度更多些？
王刚：青春总是要消耗的，而且都很无谓。只是在自恋里、艺术里，才让人嗅来嗅去的。本来是想批判我自己那些无谓青春的，但是写着，就忘记了批判。其他人可能认为应该批判，只是他们都懒得批判我们了。有时与华沙的原型视频，他在旧金山当了工程师。我说：你说咱们那儿有坏人吗？他仔细想想，说没有什么坏人。我说没有坏人，为什么我们混得那么惨？他说，那我们就算坏人吧。
记者：“我”一直在表现自己的青春期荷尔蒙，他对多个女人有好感，但比较不解的是为何选择王蓝蓝这样一个角色作为开始和结束的人物？她以作风问题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被“我”认识，最终释放出来又碰见“我”。
王刚：王蓝蓝苍白、美丽、瘦弱，却不断地重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王蓝蓝开始当情人没有当好，成了罪犯，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想让她当情人。我们都不怕再成为罪犯了（那是一个短暂的时期）。情人这个词多么脆弱，一会儿活了，一会儿又死了。我总认为一个有情人的时代，才是好时代。可惜了，我们一会小时代，一会儿大时代，就是没有情人时代。
记者：《喀什噶尔》包括之前的《英格力士》，都充满着青春期气息，你眼中的新疆是否永远停留在了青春期的那种敏感、多情、爱倾诉、好奇的生命体验里？并在体验北京这种大都市之后会更怀念另一番天地？
王刚：乌鲁木齐已经是个大城市了，据说喀什噶尔也变得认不出来了。我自己很愚蠢，原来渴望变化。以后又咒骂变化。好像变化都是别人造成的。现在什么都晚了。只有记忆顽固。我在北京回忆故乡，永远是变化前的。于是就拼命地说呀，说得别人都烦了。
记者：许多作家会专注于写自己的故乡，你出生于新疆，在那里参军，又离开那里定居北京，和那些本土的维族作家以及那些移居新疆的作家相比，你笔下的新疆是属于你自己的，有一种说法是你这样的写作是在扩展当代文学的角色丰富性。
王刚：我会继续写的，我很喜欢《英格力士》的国外翻译，出版人都在等待，那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作品。在我看来，要写出新疆各民族关系，就有可能是大作品，不是生长在新疆的作家写不了，因为不熟悉。天天生活在新疆的作家也写不了，因为呆傻了。我是不是真能写好？也不一定。
记者：在公开场合你被介绍时，多会提到曾是《甲方乙方》《天下无贼》的编剧，是金马奖最佳编剧，这些可能会让外界注意你影视参与部分多过文学写作吧，近年为何很少参与了？
王刚：其实，我写了《英格力士》《喀什噶尔》等五部长篇小说，只写了《甲方乙方》《月亮背面》《天下无贼》三个剧本。别人不知道我的小说。写剧本是挣钱，但是如果小日子挺自由，那就少写剧本吧，因为审核太严苛了，现在剧本水平也太差了。
（实习编辑：马建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