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夏和顺

 

　　受访者：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钱理群是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也是最早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学者。钱穆先生1955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笔记在本报独家连载，引发学界广泛关注。近日，钱理群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说：“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确实是我的学术研究的重心，是最能发挥自己的领域。为此，我做了持续几十年的探索和试验。我特别乐意回答你的问题，借此作一个历史的回顾。”

 

　　《三十年》成为考研必读书

 

　　记者您在1983年就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两年后又和黄子平、陈平原写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长文，最早提出现代文学应与晚清打通，从而开了当代重写文学史的先声，是什么触动您提出这一概念的？

 

　　钱理群：1985年，我和黄子平、陈平原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其实最初的动因很简单，就是在此之前，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学研究一直深受《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把“五四”新文学看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是从属于现代革命史的研究的。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要摆脱这样的影响，使现代文学史研究能成为真正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在我们的《三人谈》里，提出了对文学研究(不只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许多新想法。今天看来，当然很幼稚，但确实包含了许多思想新因素、新萌芽，是很有意思的。

 

　　记者钱穆在新亚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时，开宗明义地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您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重写文学史的最早的一次尝试，也是被学界公认的一部力作，并被国家教委选定为大学教材。您现在觉得，它算不算一部理想的文学史？

 

　　钱理群：几乎与《三人谈》同时期的《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写作，有一定的偶然因素。记得是《山西教育》杂志约王瑶先生开辟一个“现代文学史”的专栏，王先生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就约吴福辉和温儒敏两位同学和王先生的女儿王超冰(后来修订本她没有参加)一起来完成。我当时正好在给北大中文系1981级学生开现代文学史课，有一个讲稿，集中了我在读研究生阶段的一些新思考，现在用到这本书里，看起来就比较新鲜。其实我们并没有预先的统一的设计。只是有一个想法是一致的，就是这是一本教科书，不是私人著作，固然要融入自己的研究心得，但也不能把太多的个人意见放进去。更重要的是，它要和时代潮流、学术潮流保持一定距离，要有相对的稳定性。

 

　　这是教科书的特点决定的。比如当时学界正热心于为自由主义作家翻案，对左翼作家有许多批评。我主张既要改变过去文学史全盘否定自由主义作家的弊病，要充分吸收这方面的新的研究成果。也要对左翼作家有一个科学的客观的评价。在为作家单独列章时，除了保留传统的“鲁、郭、茅、巴、老、曹”六位作家外，我们增加的，既有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也有解放区作家赵树理，就体现了我们力求平衡、稳妥的追求。因此，书出来以后，有两种评价，有的觉得太激进，有的又觉得还是有点保守。我们则认为，这是教科书，必须如此；科学的学术研究就应该既创新，又保守，不能赶时髦。现在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至今还有生命力，跟我们当年的这一选择与态度是直接相关的。

 

　　《三十年》后来作过一次修订，除了补充和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主要是把初版本的序言和标题，全部删去。这是因为《序言》是我一个人写的，把我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些思考，写了进去；但并没有征求其他三位作者的意见，不一定代表他们的看法，因此和后面的具体论述有些脱节，不如脱掉这并不合身的外衣。初版本各章的标题也是我一个人写的，修订时也删去了，这是因为标题的倾向性、概括性非常强，删去就更客观、平实。这也是教科书要求的风格。

 

　　后来《三十年》的影响，是完全出乎我们意外的。特别是它成为考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以后，许多考生都把它背熟了。这就产生了一个弊端：它直接影响了许多年轻的研究者对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理解与想象，甚至影响了他们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理解与想象，这就成了新的束缚。后来我们写广告文学史，就是要打破包括《三十年》在内的文学史教科书与相应的文学教育所形成的束缚。

 

　　记者您与董乃斌、吴晓东等合作的绘图本《中国文学史》强调文学发展的丰富性与具体性，是否受到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影响？

 

　　钱理群：1993年我和吴晓东合作的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部分)，确实是一次自觉的文学史写作试验，我后来专门写过一篇《“分离”与“回归”》的文章谈这本书的“写作构想”。你所说的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影响，就全书而言，确实是存在的，具体到我们写的“二十世纪部分”，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试验：一是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一个整体来考察与描述，即打通现、当代；一是将其视为“中国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即打通古代和现当代。这不仅带来了叙述篇幅的大幅度压缩：《三十年》共有40余万字，“二十世纪文学”部分只有5万余字。要求以更开阔、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重新审视研究对象，进行历史的重新筛选，不仅大量的作家作品遭到淘汰，而且对进入历史叙述的作家也提出了新的历史定位，除了将鲁迅定位为足以与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并列的伟大作家，将其出现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标志性收获外，对老舍、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冯至、穆旦都给予了更高的文学史评价。

 

　　建立更个性的文学史模式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港台文学与所谓通俗文学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史从来没有关注过金庸，您在绘图本《中国文学史》中给金庸以很高的评价，这是不是顺应历史潮流？

 

　　钱理群：绘图本《中国文学史》还有诸多创新之处，如将现代传播媒体的产生、文学市场的形成，现代稿费制度的建立，作为现代文学发生学的重要因素；将《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对立视为“如何进行文学变革”的不同思路与选择；以文学形式与语言的变革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线索等等。当然，也还有你注意到的港台文学入史，对通俗文学的重新定位，对金庸的高度评价。顺便说一点，通俗文学部分都是当时还是我的学生的吴晓东写的，正是我的1981级学生的提醒，我才注意到通俗文学的价值的。这样的教学相长也是很有意思的。应该说，绘图本《中国文学史》二十世纪部分的写作，是我自觉摆脱教科书的文学史写作模式，建立更个人性的文学史模式的开始。这里就多说了几句。

 

　　记者您在《1948：天地玄黄》写作中提出“文学史叙述学”，梳理出影响文学发展的众多文化因素，并认为文本创造决定于作家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结构。它与传统的文学史理论有何冲突？

 

　　钱理群：“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确实是我探讨自己的文学史研究模式的又一次自觉尝试。我非常明确地提出：“对于一个文学史家，每一次文学史写作实践，不仅要考虑描述内容，也要努力探寻与其内容相适应的形式——文学史结构与叙述方式，这一点与作家的创作并无实质的区别。”老实说，我一直是以创作文学的心态来进行文学史研究的。关于这方面的具体试验，我在《天地玄黄》后记里，有详细说明，就不多说了。在写作试验中，我还很重视理论上的总结，专门写有《反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2000年)，《中国现代文学史论》(2011年)两本书，除了总结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等老一辈学者、海外学者的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经验外，主要是自己的有关思考与追求，去年还写有《我的文学史研究情结、理论与方法》的长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我始终把这样的理论建设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与职责。

 

　　用文学的方式写历史

 

　　记者以往的“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史，都有着固定的模式，存在着各自的问题和不足，您在写作中是如何寻求突破的？

 

　　钱理群：我从2006年开始，用了7年的时间和吴福辉、陈子善等一批学者合作，编写了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目的就是要打破包括《三十年》在内的既定的文学史知识与论述框架。

 

　　我们寻求新的突破的动力，来自对现有文学史模式的三大不满。首先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观念，对现代文学的理解，研究视野和方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越来越把现代文学文本置于历史中，还原到书写、发表、传播、结集、出版过程中去把握文学与时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复杂关系。这样更为阔大、丰富的文学史图景，是《三十年》这样的文学史结构与叙述模式所难以容纳的。为了解决这样的“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我们选择了作为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中介环节的“文学广告”作为叙述的中心；其二，《三十年》为代表的既有模式，其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度的结构化，导致了对文学发展的复杂性、丰富性的遮蔽；我们现在所采取的“编年史”的体例，就是要打破既定的等级结构，呈现文学本身的无序、模糊状态，并且可以把现行文学史结构无法纳入的大量生动活泼的文学与相关的现象，都写进文学史；其三，我们不满于文学史研究与阅读越来越远离文学，失去文学性。因此，我们采取“书话体”叙述文体，就是要写出文学运动与创造中的个体生命史，通过历史细节的呈现，感性叙述展现具体的历史情境，并写出生命的体温，这就和知识化、技术化的文学史区别开来，是“用文学的方式写历史”。我们的目的是在寻求文学史阅读、研究与写作的新的可能性，呼唤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而我们的努力也是初步、有限的。

 

　　记者您是文学史研究专家、教育家，也是关注社会现实的学者，您宣布“告别教育”以后，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有何具体打算？总结三十多年文学史的写作，您有何感想？

 

　　钱理群：我在这里，不妨透露一个新的正在进行的试验：再写一本“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现代文学史，以和“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相配套。因为尚在酝酿、写作中，具体设想就不多说了。

 

　　可以看出，我的几十年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从“寻求文学史研究的独立性”到“尝试文学史的教科书模式”，最后到“探索个人化的文学史写作模式”，那更是一个至今还没有结束的不断的试验过程。我正是在这样的不懈追求中，感受着文学史研究的无穷乐趣，享受着创造性生命的无尽欢乐：这就是我始终痴迷于文学史研究的原因所在。

 

　　(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