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福莹

杨炼

　　采访者：李福莹

　　受访者：杨炼

　　用E-mail联系上杨炼先生的时候，他正准备出发去瑞士。他说：“我要在冰川上朗诵诗歌。”杨炼朗诵诗歌的地点常常这样神奇——比如在意大利卡普里岛Macerata音乐节的舞台之上，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艺术节的“露天大棚”里……他带着中文诗歌，行走世界。

　　我们互加了微信，杨炼对照我的采访提纲，逐条用语音回复。对着手机说了一个多小时，他自嘲，这是行为艺术吗？采访结束，回听自己的声音，他笑了：“我一认真，声音就像机器。”的确，曾听过杨炼现场朗诵诗歌的人都知道，当与诗在一起的时候，他才是最真实的杨炼。

　　最初，我们所知道的杨炼是一位朦胧诗人，那首著名的《大雁塔》至今常有人提起。杨炼曾与北岛、食指、顾城、舒婷、芒克等诗人，为《今天》杂志打下深刻的烙印。上世纪80年代末，杨炼离开中国，开始了他的世界性写作生涯，足迹遍及欧、美、澳洲各个角落。

　　当杨炼在世界不断的“出发”与“返回”时，在国内的我们常常能读到他的新诗，比如《同心圆》，比如《大海停止之处》，比如《叙事诗》。2014年，杨炼的又一部新诗集《饕餮之问》在大陆出版。本次专访，正是因新诗集而起。

　　朦胧诗只是非常肤浅的起点

　　记者：给我们介绍一下新诗集《饕餮之问》好吗？

　　杨炼：《饕餮之问》是我最新出版的一部新作集，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精选的过去的组诗，其中贯穿了我对诗歌“智力的空间”意识。第二部分是过去两年间，我所写的最新短诗和最新组诗，总题为《饕餮之问》。第三部分是我翻译的世界各国诗人的诗歌。

　　对于我这一代诗人，写作30多年之后，拿出一部有一定厚度的创作总集不难，但是拿出一部新作集要难得多，而拿出一部在美学上、思想上都和过去作品拉开距离的新作集要更加困难。

　　《饕餮之问》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对于形式的极端精美的追求，同时在对诗歌形式极度讲究的基础上，挖掘人的精神困境的深度。饕餮包含的“贪婪、欲望”的意义，在这里被应用于“问”的这个动作，表达诗人对于精神生存的无止境追问。

　　记者：不知您现在身居何处，可否介绍一下近况。

　　杨炼：自1997年起，我和我的妻子在伦敦住了15年。2012年之后，我们住在柏林，直至现在。伦敦和柏林都是我思想和写作的基地。

　　简单地说，柏林和伦敦是我生活的港口，不停地让我从这儿出发，又不停地让我返回。而不管是出发和返回，都可以用我的一句诗“眺望自己出海”来概括，是在拓展内心的旅程。

　　记者：北岛、杨炼、食指、顾城、舒婷、江河、芒克……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打下深刻的“朦胧诗”烙印。以至于今天，人们仍会称您为“朦胧诗代表人物”，您怎样看待这个标签？

　　杨炼：我并不太看重朦胧诗人这个标签。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足够多的标签，出现过，然后被忘记了，“朦胧诗”这三个字还算幸运。我们的脚曾经踩在一片荒原上，不管脚印多么幼稚，仍然带有一种先锋的作用，从而成为一个历史的标志。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记住，朦胧诗只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起点。如果把人生的起点误以为是终点，只能让我们人生旅程变得非常短促和可怜。我自己非常高兴，早早离开这个标签，开始了我自己的旅程。

　　我始终是全球意义的中文诗人

　　记者：20世纪80年代后期，您开始了旅居的生活。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到美国到德国再到英国，“漂泊”之于您意味着什么？

　　杨炼：我确实曾经周游世界，而且现在，还在周游世界。一方面，我的身体在不停的移动，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我是一动不动，因为所有这种旅行都转化为，我对内心的追问和诗歌的深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没有改变位置。

　　我通过铸造这个一动不动诗歌之点，衔接了杜甫、屈原、但丁、奥维德，所有这些诗人的杰作和流亡命运，也都在这个诗歌之点上，不停深化它。以诗歌承载人之处境，且唯美的超越，是我们的天命。我主动选择了漂泊，这个选择，包含了出走，也包含了返回。我曾经离散于中国，但从来不曾离散于中文，我始终是一个全球意义的中文诗人。

　　记者：您虽然多年旅居国外，但诗歌在国内却从未“空缺”，您看重自己的诗歌在祖国的存在吗？

　　杨炼：我事实上很看重。我以“内在者”的身份，不停参与当下的中文创作；同时又作为中文“外在者”，从国际审视发生在中文之内的状况。在这个双重视角之下，我能保持一种清醒。

　　当代中国文学的最大弊端，就是人们关在国界之内，关在语言的边界之内。在一种极度喧嚣但是极度肤浅的状况中，通过团伙似的互相追捧，达到一种自我满足。但很多这种喧嚣迈出国门一寸远，就立刻显出了它们的空洞和无意义。

　　记者：三十多年来，您一直站在当代诗歌的前端，敲击出诗歌的种种可能性。是什么让您保持着创作的生命力？

　　杨炼：我很喜欢这个问题。“敲击出诗歌的种种可能性”，这个语句本身已经包含了另外一个词“不可能”。对于诗人来说，每个诗句都是“不可能”，下一个句子恰恰都要从“不可能”开始。

　　我的创作生命力来自于对各种层次的“不可能”的认识。我的每一部作品，必须构成一个向前深化、向前递进的阶段，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验证一次一次对不可能的认识，同时验证我一次一次从不可能开始的能量。

　　记者：《今天》杂志在2013年进入了100期，您如何评价过去的《今天》和现在的《今天》？

　　杨炼：《今天》在当代中文诗的历史上，是重要的，或者是最重要的杂志。《今天》的作者，抛弃了大而空的政治词汇，回返到土地，太阳，生命，死亡，河流，等等。《今天》之后，诗不再是和非诗进行争夺，而是诗歌和其他诗歌之间的竞争。从《今天》开始，一个当代中文诗的传统建立起来了。

　　我们需要一个杂志，能够呈现出当代的深度，具有突破性和挑战性。对于《今天》的今天，是否具有这样的含义，我表示存疑。当然这不关我的事情。

　　记者：谈谈您眼中的北岛先生可以吗？

　　杨炼：北岛先生已经写作很长时间了，作品出版了不少，也被翻译成不少的语言。我看一个诗人，不看他名声，也不看他写作的历史的长度，而是看他在文学里走出的旅程和距离。在这个方面，我希望看到北岛先生更有深度、更有分量的作品。

　　直到最近，我才听说，非常著名的《今天》杂志的名称是芒克起的。《今天》杂志最有影响力的诗歌，也是当年芒克作为诗歌编辑主持的。北岛一直作为《今天》的代言人和代表者，这只是《今天》的一个方面，北岛先生现在应该凭借自己的文学质量在世界上存在，这是我的期待。

　　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

　　记者：2012年，您荣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14年，获意大利著名的“卡普里国际诗歌奖”。您是否有“将汉语诗歌的独创性展现给世界”的努力？

　　杨炼：我当然看重“将汉语诗歌的独创性展现给世界”。中文诗人在国际上获奖，特别是获得拥有纯粹文学含义的国际奖项，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是一件很新的事情。冷战时期，政治的观念代替了文学的观念，文学遭遇了被“简单化”的厄运。冷战结束之后，这样的“幸运”对于中国作家越来越少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转变。表面的、肤浅的标准越崩溃；深化的、深刻的文学的性质才被凸显。

　　记者：诗人与当代的关系，是不是在所有文学样式中最为密切的？诗人应该如何在当代自处或影响当代？

　　杨炼：艾略特曾经说过，小说可以处理虚构，诗却必须面对现实。我认为，艾略特直接抓住了要害。因为诗歌不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它只能直接抓住诗人的内心，诗人活生生甚至血淋淋的经验。诗人不可能装饰自己，伪造一个自我。

　　好的诗歌，就是在给整个时代把脉，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无论哪一个诗句，只要还能感动你，它就是当下的，它也就是用你自己的语言写下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汇合到了一起。

　　（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