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鼎

沈昌文

　　采访者：魏鼎

　　受访者：沈昌文

　　上海书展期间，海豚出版社举行新书发布会，出席的作家包括陈子善、毛尖、汪涌豪、小白等。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沈昌文带来了他的新书《也无风雨也无晴》（简体版）。

　　蓝绒绒的布装封面上，“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行大字，是台湾庄因先生的墨迹，采自苏轼《定风波》；封面中央立着一个憨态可掬的“破老头”（沈昌文语）——是沈从文孙女沈帆的漫画。

　　沈昌文早年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是中国出版界的“大佬级人物”，俞晓群（海豚出版社社长）等大腕尊称他“沈公”；我有幸叨陪末座，聆听沈公倾谈出版故事，有如沐春风之感。

　　“急用先学”，为应用而读书

　　记者：您是一个在北京生活了六十多年的“老上海”。

　　沈昌文：是是是，我在上海住了二十年，在北京住了六十多年。

　　记者：可您毕竟在上海长大，想必对解放前的上海记忆深刻。

　　沈昌文：对，这个成长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太大了。

　　记者：您曾说，人们认为上海人“滑头”，但这“滑头”多是指遇到为难的事知所趋避。您的性格更接近上海人还是更接近北京人？

　　沈昌文：当然还是上海对我的影响大，尽管我在北京生活了六十年。什么原因呢？这要由专家来分析，我也说不出来（笑）。我能想到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在上海的时候，这座城市的文化非常有特点，解放以后我来到北京，发现这座城市的特点正在慢慢消失。

　　记者：您先后在上海租界工部局所办学校接受中小学教育，在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学习，上学期间还在“银楼”当学徒，基本上是半工半读。这种习惯是否延续了下来？

　　沈昌文：也可以这么说。我一直有自学的习惯。自学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自己努力、永不停滞。可是自学的“毛病”也是非常大的，这个“毛病”让我一辈子当不成学者，只能当个编辑。说实话，我自学的风格，也就是“文革”中批判林彪的那句话，叫做“急用先学”，我无非是为了应用而学——考虑到要用什么了，赶紧学——看起来我好像懂得很多，其实少了系统的架构。准确地说，这不是我的“特点”，而是我的“弱点”。

　　记者：您虽自谦，可出版界还是公认您是出版界的灵魂人物。记得您引用台湾出版家郝明义的话，把阅读比作四类食物：一为主食，一为美食，一为蔬菜水果，一为甜食。

　　沈昌文：我的阅读还未达到享受“美食”的境界，顶多是“疗饥”而已。我不是为了某种艺术兴趣、文艺爱好而读书，只是为“功利”而读书。当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长处和短处全在这里。我能够看到当前和未来的一些需要，于是赶紧学习、赶紧补充。到了需要的时候，我好像已经懂了，其实只是前天晚上才读的。

　　翻译俄文书，人生征途上大翻身

　　记者：您主政《读书》整整十年，一辈子干出版，可谓读书无数。您在漫长的读书生涯中，养成了什么习惯？

　　沈昌文：有啊。我举个例子来说，上世纪50年代我刚参加工作没多久，为什么能够“出人头地”呢？当然我之前在上海学过一些俄语，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我还会使用俄语书。有一部书让我毕生难忘：《苏联大百科全书》。当我做了领导秘书（人民出版社社长秘书），每逢他们要讨论什么政治性、学术性很强的问题，我本来完全不懂，可是我看俄文版《苏联大百科全书》里的相关条目，里面表述任何问题都要搬出马恩列斯的教导，我记住基本观点。过几个礼拜，大家再去讨论的时候，我能听懂他们的发言。当然我从来不显摆，因为我是秘书，没有发言的资格。但是当领导需要的时候，我会提醒他：这种观点见于《马恩全集》什么地方……他们以为我读书很多，其实我是“急用先学”。

　　我学习外国语也是这样，我学过一本《利用特征学习外国语》，知道很多外语的特征，等到“反帝反修”的时候，人们开始去了解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我不可能懂得他们的文字，不过我至少能讲出书名来，还能讲出国内谁在这个领域最有研究。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我好像是一个外语专家，懂得五门、十门外语，其实全是“骗人”的——我没想骗人，他们也没被骗，就是一种“misunderstanding”。

　　记者：您早年做过学徒，还当过秘书，后来走上领导岗位，担任文化刊物的主编和出版社的总经理，您是如何转换人生角色的？

　　沈昌文：我身上唯一的长处，就是我在每一个机遇到来之前，都会在知识上、精神上做准备，很快就能适应角色的转变。像这样一步步走过来，很多变化都是很突然的，我自己都没想到过，我怎么忽然当上领导秘书了。开头，他们让我滚蛋，让我回上海，所谓“解除公职”。没过多久，我翻译的俄文书出版了，叫《出版物的成本核算》，我翻译书的时候很注意选题，俄语比我好的人多得很，可我翻译的书多半是俄语专家不愿翻、不会翻的，出版毕竟是很专业的事情啊。这也是我“投机”成功的一个地方。

　　当然，我背后还有老师的指导。当时我参加《翻译通报》的校对，里面有一些俄语专家，他们的俄语好得要命。其中有两位老师还是国民党时候《中央日报》的俄文翻译，到了解放后，只能做做一般工作，得不到重用。俄文有不懂的地方，我请他们帮忙，你说我“谋划很深”，当然也有，我想到翻译俄文书。但是我没想到此举让我在人生的征途上来了一个大翻身。人生始终包含着大量的偶然因素，可你必须做必然的准备，否则你只能和偶然的机遇失之交臂，这是我的经验。

　　“出卖情报”，打开“三联”局面

　　记者：所以说，无论是您在上海的工读生活，还是在北京当领导的秘书、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

　　沈昌文：那当然喽。可是总经理还是有点不一样，当三联总经理的时候，我也有一些谋略，可是更“隐蔽”一些。在我主持出版工作的时候，很喜欢“独断专行”，通常先不透露自己的想法。因为出版业有一个特点：每当新主意出来，立刻会遭到各种非议。尤其在我们这个系统，三联书店是一个“老左派的单位”，很多人对它的动向盯得很紧。当我有一个idea的时候，我一定要用相当的努力守住它。我非常欣赏解放前的那些小出版社，所谓“皮包出版社”，所有的idea都在领导的皮包里。我当工人的时候，伺候过一些皮包公司的老板，我观察他们都是非常用心的人。我学习解放前“皮包出版社”的做法，实施我的idea的时候，我都是非常小心，只讲技术不讲理念。

　　而且，我今天可以跟你直说，我当领导的时候，嫉妒我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我有两个“欠缺”，一是我没学历，二是我并非勇士，只是一个跟随者。您不知道，只有那些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人才能得到提升。那我为什么能得到重用？主要是我看到，抓完了政治必然抓业务，到了抓业务的时候，那些“阶级斗争的勇士”都没用了，你跟他们讲业务，他们听不懂。这样的话，他们往往非常“关心”像我这样的人的活动，一有机会就要攻击我。所以我非常懂得保护自己，我始终用一种中性的语言、普通的语言来概括我的想法，我不敢把自己的想法很完美地说出来。像我今天可以大谈跟台湾出版界的交流，当年我哪敢说啊！当年都是悄悄地、秘密地工作，用一个借口去实现，如果提什么“两岸交流”，马上就会有人说我是“特务”。那些“阶级斗争的勇士”真是厉害极了，他们不念书，一天到晚就是忙着斗倒别人。

　　记者：您在“文革”中不去充当“勇士”，这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我观察到一个细节：我们采访前您点了咖啡，喝咖啡的习惯是您在上海养成的吗？

　　沈昌文：不是，是我到了北京，跟外国人打交道以后才开始喝咖啡，我是非常西化的一个人。可是我在上海是不可能“西化”的，生活上没有这个条件。到了北京，尤其是出于工作的需要，需要跟“洋人”直接交往。我那时候一心想的是“先打进去”，“先打进去”的是美国大使馆。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故事，你大概知道罗孚这个人，他对我帮助很大，他在北京的十年间，不断和我来往，我在很多事情上请教他。我通过罗孚，跟香港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比如说我跟董桥熟了，又通过董桥，我才知道美国大使馆在香港有个出版社，叫“今日世界”，张爱玲在那里也工作过。彼时“今日世界”已经不办了，可我还是找到它的很多书，比如张爱玲的译本，都可以重印。于是我倡议三联出一套“美国文化丛书”。我悄悄跟美国大使馆取得联系，美国大使馆非常支持，还表示要资助我，我很高兴。可是一打听，不行，美国大使馆新闻处的背景其实是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我怎么能拿CIA的钱呢！于是我说，“我不要资助，我只要跟你们合作。你们既然喜欢这套丛书，我把这套丛书装成“hardcover”（精装本）卖给你们。”“hardcover”其实就是平装本的书芯加一个封面，我按照美国市场价，一次卖给他们几千本，赚了不少钱（笑）。

　　我先“打进”美国大使馆，接着是法国、德国、日本大使馆，都很顺利，我出了很多文化丛书，在国际上打响了我们的品牌。但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无论我怎么跟英国人打交道，都不能打入英国大使馆。另外，到今天我也觉得奇怪，我毕生最擅长的是俄语，却一直做不成俄罗斯大使馆的“买卖”。不管怎么样，我和外国人的交流帮助三联打开了局面，因为国内的出版分工已经固定了，我很难再有所作为，只能去争取外国的支持。特别是德法两国，我每年都去好几次，也会一点德语和法语，还是人民出版社编前部的老前辈何思源先生教我的——何思源先生1949年前当过北平市市长。

　　主政《读书》，赶上时代的变化

　　记者：读您这本《也无风雨也无晴》，改革开放以前，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国家的图书被禁了90%还要多。而如今面对鱼龙混杂的出版物，我们反而觉得太多太杂，以至于无从取舍了。这个对比很吊诡。

　　沈昌文：我的看法是，不管怎么样，现在的成绩是主要的，出版物内容极大丰富。可是，我在上海书展期间的座谈会上还跟人讲过，我们对质量的注意不够。这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就是选题内容过于时髦，纯粹迎合市场的需要，不注意冷门，不注意潜在的、实际的需要；二是太注意出版物形式上的美观，不注意内容的严谨和完美。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的学术著作没有索引，这在国际上遭到了严厉批评，可是我们一直改不了。出版学术著作，要让读者使用起来方便，就必须有索引。在国外这是一个出版物的重要规格和条件。而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书都没有索引，碰到翻译书，就把原来的索引删掉。这是一件非常可惜也非常不该的事情。

　　记者：请您具体谈谈什么是市场的表面需要，什么是潜在的需要？

　　沈昌文：所谓“迎合表面的需要”很简单，就是跟风，什么好听什么时髦，出版社就跟着做什么。可实际上，任何问题都需要深入的研究，研究背后的成因。所谓“注意潜在的需要”，一则体现为选题的独到，一则为内容的精致，一则为写法的特点，一则为出版物的工具性。现在的出版物，缺乏完美的考虑，也只有做完美的考虑，出版社才能“长命”，才能成为有身份的出版社。

　　下面我还要讲另外一个问题，跟上面的问题有关：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出版问题，只注意出版本身，而不注意把出版工作和社会公益事业相结合。这本来是中国出版业的一个优秀传统，也是三联书店的老前辈不断教导我的，我也努力做过不少。最简单的就是：组织座谈、组织讲演。当时于光远先生提出，《读书》杂志要组织读书小组，他认为把年轻人组织起来读书是很重要的事，可这在中国有困难，我到大学去，没有一个大学党委同意让学生自发组织读书会。怎么办呢？后来我设立“读者服务日”，正是为了化解这一困境。为什么叫“服务日”呢？我从牡丹电视机的广告中得到启发，电视机可以搞售后服务，杂志当然也可以搞，我是打着商业的招牌，做社会公益的事情。每个月25号，我在一所大学的附近办party，大家一起聊天、一起座谈。在座谈中间，出版社和读者的关系密切起来，一些新的idea也冒了出来。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王蒙在晤谈中发表高见，说“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了，我们很感兴趣，第二天找他约稿，于是这篇名作得以问世。这是进步出版业的传统，或者说是上海进步出版业的传统。

　　进步的出版业跟社会公益相结合，更进步的出版业跟教育相结合。大家都知道商务印书馆办学校、中华书局办学校，三联书店在香港办过“持恒函授学校”。很多三联“老人”就是从这所学校出来的。这些都说明了，出版业要跟社会公益事业、群众的需要相结合，出版家不是一个出书赚钱的人，而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这是出版业的传统。可到了现在呢？出版业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功利化，说实在我心里很不舒服。

　　记者：《读书》杂志从1979年创刊，到后来您担任主编，聚集了一帮国内著名的文化旗手，您是否觉得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氛围也比较好？

　　沈昌文：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现在大家谈论《读书》，谈论《读书》的旗帜地位，过于赞美《读书》的主持人，包括沈昌文。其实不完全这样，首先要看到整个时代的变化，单靠个人的努力，绝不会形成《读书》后来的局面。我举个例子，在我学做编辑的时候，到北京大学找朱光潜先生组稿，党委只允许我们在党委办公室讲话，不允许到他家里访问。这是1957年以前的情况。可是到了我们办《读书》的时代，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我见了很多著名的北大教授。金克木教授听到有人来组稿，激动到什么程度呢？他一口气交了五篇。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那些知识分子“活”过来了，为我们的刊物注入了无穷无尽的活力。很多题目不是我们想出来的，而是作者自己拟出的题目。譬如发表于《读书》第一期的文章《读书无禁区》，修改之前的题目叫《读书也要破除禁区》，为什么要破除禁区呢？这跟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关系，因为当时的科学家提出“科学要破除禁区”，于是原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李洪林写出《科学也要破除禁区》一文。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我们的作用并不大，假如生活在一个不民主的时代，我们都是很窝囊的人，就是因为邓小平复出了，局面来了一个大改变，我们才“跳”出来了，所以千万别过分地赞扬我们。

　　沈昌文，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在上海租界工部局所办的学校受中小学教育，从1945年3月至1951年3月，基本上是工读生涯。上学的同时，曾在金店、粮店习艺。1951年3月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1996年1月退休。退休后又发起创办《万象》杂志，继续为出版事业奔走。

　　（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