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骁

陈力川，1956年生于哈尔滨，毕业后留学法国。现任《跨文化对话》丛刊专栏作者，《今天》文学杂志通讯编辑等职。

　　采访者：林骁

　　受访者：陈力川

　　诗属于生命品质的范畴。生活水平高不代表生命品质高

　　记者：为什么要读诗？

　　陈力川：一个人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应该有一个“他乡”的概念。我说的这个“他乡”不是相对于“故乡”、“家乡”而言的，而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以外，找到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有些人在哲学里找到了，有些人在艺术里找到了，有些人在宗教里找到了，而有些人是在诗歌里找到的。诗歌是一种他乡的语言，诗人将他们在人间生活的喜怒哀乐化为一纯粹、优美、忧伤的语言，没有“他乡”，这一切就被埋藏在人间的这个“我”里了。

　　记者：诗歌有什么用？

　　陈力川：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我们都听到过这种质疑。甚至有人问今天谁还写诗，谁还读诗，谁还懂诗？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跟另一个问题并列：“爱情有什么用？”我来分析一下它们的可比性。“诗有什么用？”言下之意是，人只要能赚钱、好吃、好喝、好玩就行，诗没有什么用，没有诗也可以生活得很好。谈到爱情的时候，有些人同样以为住好房、开好车、喝好酒就行，没有爱情生活得也不错。但是，没有爱情，你不觉得缺点什么吗？同样，没有诗歌，你不觉得缺点什么吗？就像火可以点燃木头，诗和爱情可以点燃生命。

　　记者：诗歌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陈力川：读诗不能增加我们的物质财富，不能提高我们的社会地位。但是诗能告诉你缺少什么，而且还会强化这种缺憾，甚至使这种缺憾达到痛苦的程度。也就是说，诗会使我们反省我们的生命当中缺少什么，而不是去盘点我们拥有什么。诗能告诉我们缺少被感动的能力。为什么同样一首诗，有的人读了感动得落泪，有的人读了无动于衷，因为每个人被感动的能力不同。我们拥有的东西只能说明我们的生活水平，诗歌属于生命品质的范畴。生活水平高不代表生命品质高，就像舒服不代表幸福一样。

　　记者：通常诗人都比较敏感，比较容易感受痛苦。如果写诗会加剧这种痛苦，为什么还要写呢？

　　陈力川：如果一个人命中注定是一个诗人，他也注定要以一个诗人的方式生活。他就像是一个火把，而生命就像是一堆柴火，诗歌可以点燃生命。当然，诗不是唯一能点燃生命的火把。但诗和生命相遇必然会擦出火花。诗要点燃生命，离不开痛苦。很多好诗，如果没有痛苦是写不出来的。比如波德莱尔，他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痛苦，抽吗啡、赌钱、逛妓院，酗酒，等等——《巴黎的忧郁》和《恶之花》中有很多诗是写酒的。他说：“只有一种快乐可以和饮酒的快乐相比，那就是酒被饮的快乐”。写诗是诗人感受和表达痛苦的方式。这是一种痛苦的美。

　　记者：怎样才能从读诗到写诗呢？

　　陈力川：我主张年轻人读诗，爱诗，但并不主张所有年轻人都去写诗。我们得承认写诗要有一定的才情，作诗人要有天分。假如你没有，也不能逼自己有，这个是逼不出来的。因此我的看法是，若有，你不要浪费它；若没有，也不要勉为其难。

　　名诗的背后，原来都是爱情

　　记者：北岛在接受“记者”记者采访时提到，你在香港中文大学讲课时，谈到过艾吕雅《自由》一诗背后的故事。能跟我们的读者披露一下吗？

　　陈力川：艾吕雅的《自由》一诗，是在1942年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时候写的，后来被制作成传单，由英国皇家空军在法国上空撒向地面，鼓舞法国抵抗运动的士气。这似乎是一首政治诗。但多年以后，艾吕雅自己承认，他最早想写的并不是“自由”这个字，而是他妻子的名字。但写着写着发现萦绕在脑海里的不再是妻子的名字，而是“自由”。这首诗的题目原来叫“唯一的念头”，唯一的念头就是自己的情人，但是写来写去发现自己唯一的念头是自由，所以题目也就改成了自由，最后一段也就变成了“凭借一个词的力量／我重新开始生活／我生来是为了认识你／为了呼唤你的名字／自由”。我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北岛坦承，《回答》这首诗，他当年也是写给一个女朋友的。这使我非常吃惊，因为我完全没有看出这首诗与感情的关系。

　　（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