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净植

北岛和儿子兜兜

　　采访者：刘净植

　　受访者：北岛

　　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早年做过建筑工人、编辑、自由撰稿人等。1978年与芒克在北京创办1949年以来内地第一份非官方文学杂志《今天》，担任主编至今。自1987年起在欧洲和北美居住并任教。获得多种国际文学奖项及荣誉，包括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作品被译成30多种文字。除多卷诗集外，还出版了小说集《波动》，以及散文集《蓝房子》、《午夜之门》、《时间的玫瑰》、《青灯》、《古老的敌意》和《城门开》等。目前任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与家人定居香港 。

　　几年前，因为看到儿子在学校接触的诗歌粗劣不堪，“把鼻子气歪了”的北岛决定编选《给孩子的诗》，作为给儿子兜兜和所有孩子们的礼物。该书上市不到两个月，销量已近五万册。鲜少接受媒体访问的北岛也打破沉默，接受本刊独家专访，首度谈论这本书以及与诗歌相关的问题。

　　难道我们真希望子孙后代成为只懂专业知识的准机器人吗？或许诗歌可与主流教育体系抗衡

　　记者：《与文学重逢》新书发布座谈会上，大家看到您朗诵诗歌都很激动。一个诗人带着诗歌回来是最恰当的亮相，不过您带来的是一本《给孩子的诗》的选编，我很想知道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北岛：我朗诵了食指，我回想起我命运中的幸运时刻。

　　我在《七十年代》一书的《断章》里说起过。1970年早春，我和两个同学在颐和园后湖划船，一个同学背诵了食指的《当我们出发的时候》，我被镇住了，还有《命运》。 这几首诗，对一代人影响巨大，包括对我的诗歌写作。自“文革”以来，食指是新诗潮运动第一人，言不为过。

　　普希金在《欧根·奥涅金》中写道：年轻的时候曾年轻过，此刻正在成熟（大意）。当我们转回头，看到孩子们正在成长，什么是那些关键性时刻？惋惜而惆怅。如果补救的话，哪怕送给孩子们一本书。

　　记者：您曾经说过，童年的经验决定人的一生，这是您决定为孩子选一本诗集的原因吗？您童年的诗歌经验是什么样的？这对您的一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北岛：生长的过程神秘而深不可测。每个孩子都有潜在的诗意，就像种子，需要土壤营养阳光和空气，如果只剩下水泥的环境，一颗种子根本不可能存活，更谈不上发芽成长开花结果。我在自传体散文《城门开》中，谈到我自己童年记忆的经验，追溯到生命的源泉，包括萌芽中的诗歌写作的可能。每个孩子都有某些偶然机缘，一旦错过，就不可逆转。

　　记者： 西川谈到这本书的意义的时候说：“孩子最初接触的是什么样的诗，这不仅是诗歌的问题 ，也是教育的问题。”通过这本书，您希望当今的孩子接受的是什么诗歌教育？

　　北岛：早在2011年香港国际诗歌活动中，我就表达了对现行教育制度的担忧：我们整个教育系统奠基于西方的工具理性……难道我们真希望子孙后代成为只懂专业知识的准机器人吗？或许诗歌可与主流教育体系抗衡。当时在媒体采访中，我提到着手编一本书，就是这本《给孩子的诗》。

　　我希望中国孩子从小就能怀有世界文化的内在版

　　记者：这本书选编的范围非常大，涉及世界多个国家和语种，让人感到诗歌不受地域限制的丰富性，但您最终的选择又是苛刻的，也许免不了有人会质疑为什么很多很经典的诗人、诗歌没有收录，比如您想过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国的诗人不选穆旦、国外为什么不选庞德之类的吗？

　　北岛：我想提出“视野”的概念。对于青少年甚至大学生，重要的是跨越国家种族语言的边界，获得多元的精神营养。多年来，我们习惯谈“中西文化”，其实世界之大，中西太小，不要说中西的概念本身就值得反观。在美国教书时，我给美国学生介绍国际诗歌，到香港后又介绍给香港年轻人。《给孩子的诗》除中文外，涉及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等近二十个外文语种。我希望中国孩子从小就能怀有世界文化的内在版图。

　　编选时首先要考虑面对青少年读者，反复推敲，找到某种契合与撞击的可能，因此不是所有好诗都能收入；再说经典，经典往往需要不断质疑、发现和更替，某种意义上，编选就是不断更新的经典化的过程，就像河床，随着流水淘沙呈现出新的方向。

　　记者：《自由》是这本书中最长的一首诗，与其他诗歌的简短篇幅（有些长诗干脆只节选部分）相比，显然很突出地长出不少，为什么这首诗如此“特别”？

　　北岛：艾吕雅的《自由》写于1942年。那是法国抵抗运动最艰难的时期，由英国军运飞机从阿尔及利亚出发，向法国各地散发大量印着《自由》诗篇的传单，几乎每个抵抗战士都能背诵。我在美国的几所大学教诗歌创作课时，都会选这首诗的英译版本，由音乐性与意象的组合引导，对学生进行诗歌语言训练，这是美国学生最喜欢的诗之一，学期结束时学生朗诵会上，孩子们往往会共同朗诵这首诗。除了偏好外，这是一首完整的诗，不可节选。它的意像展开、节奏处理、方向感、动力，从开始到结束，一直在变化。诗歌写作往往有某种神秘性，译者陈力川在给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上课时谈到这首诗背后的故事，你们应该去问他。

　　记者：这本书中，您选择了一首自己早年写的《一束》，为什么会选这首呢？我相信很多父母介绍您的诗给孩子，多半会介绍《回答》、《一切》这些作品。

　　北岛：有大致的编选标准，试图避开相对复杂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背景，对年轻读者而言，浅尝可止，将来他们自己会向外延伸。《一束》写于1973年，是比较纯朴可感的情诗，《回答》和《一切》这类作品，显然不适合此书。

　　写诗是主人，翻译是奴隶

　　记者：《给孩子的诗》中，有几首经典诗歌您专门请人重译了新的版本，在您看来，优秀的诗歌翻译应该是什么样的？

　　北岛：例如《自由》，最早由戴望舒从法文译成中文，几代人相传，但漏译了一节，十分遗憾。为编《给孩子的诗》，我比较了五六种不同的中译本，都不够满意，最后特别邀请陈力川重译，他下了很深的工夫。陈力川旅法三十年，深得法国文化精髓，又从事中文写作，我是指非功利写作，是我心目中最合适的译者。

　　限于能力，重译的版本并不多，主要参考现成的各种版本。换句话说，诗歌翻译需要一代代努力，才会不断接近完美。

　　记者：对您而言，自己写诗和翻译一首好诗之间，有什么异同？（通常人们觉得诗人译诗，未必那么忠实于原文，却读起来要美妙得多。）

　　北岛：简单地说，写诗是主人，翻译是奴隶，只有在最幸运的状态，才会成为主人兼奴隶。比如，我把狄兰·托马斯的《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THE FORCE THAT THROUGH THE GREEN FUSE DRIVES THE FLOWER）从英文译成中文（参看《时间的玫瑰》一书），感到每翻一行都在自己挑衅自己，那是做诗人和做译者之间的巨大张力。

　　记者：诗与音乐有着天然的关系，苏东坡的词作堪称经典，但在当时他却也因为不通音律、词作不宜歌唱而遭遇诟病，作为一位诗人，您与音乐的关系如何？

　　北岛：诗与歌自《诗经》起，三千年齐头并进，直到五四新诗运动才开始分家，由于白话文及现代性等原因，造成某种分裂。但诗与歌分野，并不意味倒退，不少同行正在寻找新的出路，正如一位歌手唱的主题：诗遇上歌。

　　我们时代需要的是一拨志同道合的人，而非单枪立马

　　记者：对于很多人来说，您的诗歌一直具有启蒙的意义，到今天您选编这本《给孩子的诗》，其实也是一个诗歌启蒙的读本，您怎么看待这种启蒙者的角色？

　　北岛: “启蒙”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中涵义各异，容易造成混乱。由于各种缘由，这些年像样的诗歌读本不多，尤其对孩子们，是遗憾的事。其实在青少年与诗歌之间，最容易碰撞出火花，最可能“心有灵犀一点通”。

　　记者：您说选编《给孩子的诗》是给自己的儿子和孩子们的礼物，那么对于一直喜欢您的作品并对您有所期许的读者们，您是否也准备给他们一份什么诗歌的礼物？

　　北岛：坦率地说，脚下是一条艰难的路，但愿在路的尽头回首。

　　记者：李陀先生谈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变化非常快、快到我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让人忐忑不安的时代，因此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创作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面对这样一个剧烈的时代，似乎文学创作的乏力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种乏力？作为一个作家，您怎么来回应这样一个时代？

　　北岛：这个问题很复杂。在商业与娱乐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我们能做什么？怎么回应这个时代？我和同道朋友们一直在摸索。质问自己，也质问世界——我不相信，是我一生的原则。我们时代需要的是一拨志同道合的人，而非单枪立马，就像足球队，重要的是互相激发砥砺配合，而不是什么球星。

　　记者：您一直坚持主编着《今天》杂志，是什么使您一直在坚持？《今天》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做些什么？

　　北岛：《今天》三十周年时，我说过这样几句话：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的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