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新作《饕餮之问》,2014年8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采访者:福莹
受访者:杨炼
福莹:请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新诗集《饕餮之问》吧?
杨炼:饕餮之问是我最新出版的一部新作集,其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精选的几首过去的组诗,其中贯穿了我对于诗歌结构和空间的意识,也就是“智力的空间”意识,这个观念一直延续到我现在的创作中。第二部分,是我最新的短诗和最新的组诗,总题为《饕餮之问》,这些作品都写于过去两年多的时间。第三部分是我翻译的世界各国诗人的诗歌,这是一个独特的部分。
《饕餮之问》不是一个简单的新作集,它其实包含了我对过去写作的回顾,同时贯穿了当下我对人生和文学的思考,同时它把我的国际视野、全球化的人生经验,还有在全球化语境中对当代中文诗的思考,集合到了一起。
用我自己在微信上介绍这部诗集的语言:“对于我这一代诗人,写作了三十多年之后,拿出一部有一定厚度的创作总集不难,但拿出一部新作集要难得多。而拿出一部在美学上、思想上,都和过去的作品拉开距离的新作集更难。我希望《饕餮之问》的新作,以及我翻译的译文,能够呈现一种“成熟的”短诗的性质。
我给“成熟”下的定义是:独创性和各种思想资源间的最佳组合。这里,包括我们背后辉煌的古典中文诗歌传统,也包括世界诗歌资源。古代,当代,双向构成整个世界诗歌语境。我希望我的这些短诗新作,在思想深度上,在审美特性上,两个方面相对古代和世界具备独特的含义和有效性。
简单的说,这部新作,它应该继承中国古典诗歌对于形式的极端精美的追求,用我的语言,甚至是极端形式主义的追求,同时以精美讲究的诗歌形式,挖掘人生处境的深度。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人面临的精神困境的深度。两方面的能量汇合在一起,激发出这部《饕餮之问》。
饕餮一词,其中包含贪婪、欲望,也蕴含狂野的能量。这个意象,被我用于形容“提问”——诗人对于精神生存的追问是无止境的。饕餮,因为精神的饥渴,因为精神的追求。
福莹:不知您现在身居何处,可否介绍一下您的近况。
杨炼:从1997到2012年,我和我的妻子在伦敦住了十五年。之后,2012年,我获得了柏林超前研究中心(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的高级学者奖金。从2012年起,住在柏林,直到现在。像伦敦一样,柏林也成为了我思想和写作的基地。住在这里时,我每天沉潜在创作状态中,出门,则在世界各地各国参加很多的文学活动。
简单的说,柏林和伦敦都像我生活的港口,不停的让我从这儿出发,又不停地让我返回。而不管是出发和返回,都可以用上我的一句诗——眺望自己出海——去在拓展一种内心的旅程。柏林以其哲思,聚合起二十世纪欧洲的历史地层。伦敦以其开放,联接全球的眼界和景观,它们的本土特性,恰恰吻合我的国际思想和生存方式。住在这两地,犹如一种深度和广度的完美结合。
福莹:北岛、杨炼、食指、顾城、舒婷、江河、芒克……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打下深刻的“朦胧诗”烙印。以至于今天,人们仍会称您为“朦胧诗代表人物”,您怎样看待这个标签?
杨炼:我自己并不太看重朦胧诗人这个标签。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足够多的标签,出现过,然后被忘记了。在这个意义上,“朦胧诗”这三个字还算幸运。因为我们的脚曾经踩在了一片荒原上,这片荒原以前没有脚印,因此不管我们当年的脚印多么浅,多么幼稚,仍然带有一种先锋的作用,因此它成了一个历史的标志。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记住,朦胧诗只是一个相当肤浅的起点。它更多的是一群年轻人从历史、现实黑暗深处刚挣扎出来的写作行为。其思想和语言的幼稚,表现在宣泄式的社会情绪加模仿性很强的意象装饰上。起点不高没问题,问题在如果我们把起点误当做终点,那我们的人生旅程,就变得非常短促和可怜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自己非常高兴,早早离开这个标签,开始了我自己的旅程。
从那时到我现在的写作,期间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可以说不管对于中国历史、传统、语言的追问,还是我的国际漂流带来的中、外思想的汇合,都超越朦胧诗时期,提出了更深刻得多的问题,也激发我的写作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因此,对我来说,留恋朦胧诗是不必要的,也是思想界薄弱、懦弱、甚至缺乏能力的证明。我们必须往前走。
特别是因为当代中国本身,就像一首非常深刻、复杂、痛苦的史诗,它是我们创作的原型。如果我们的创作不能深化自己,不能与这样的史诗原型相配套,那么我们的作品是不够格的。对自己后来作品,我的要求很简单:它,值,得,被,写,下。
还得说明,被冠名“朦胧”的诗人们,即使最初,也没有任何一个刻意去写所谓“朦胧”的诗。大家其实都在尽可能清晰地表达自身,尽管那清晰本身比较肤浅。但是,我们中,从来没有一种朦胧美学出现过。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定义从开头就是错的,我觉得它应该被放回本来的位置。
福莹:80年后期,您开始了旅居的生活。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到美国到德国再到英国,“漂泊”之于您是什么?
杨炼:我确实曾经周游世界,而且到现在,也还在周游世界。但是实际上,一个方面,我的身体在不停的移动,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我一动未动,一直在铸造那个一动不动的诗歌之点。因为,如果旅行不能带来内心更深刻的内心思考,它们就没有意义。一个新地方,如果不能转化成我诗作内部的质量,也等于白白掠过。我的精神,可以说从来没有改变位置。
通过铸造这个一动不动的诗歌之点,通过对个人精神深度的把握,我上溯、衔接了杜甫、屈原、但丁、奥维德那些源头。所有那些诗人都经历过可怕的流亡,但,也都通过精美无比的诗作,让这个诗歌之点更深、更坚固。这个点上,有我们共同承担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共同创造的意义和价值。
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漂泊,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选择。这个选择中,包含了出走,也包含了返回,出走和返回对我们是共时的经验。这就像我对中国的理解——我确曾离散于中国,但从来不曾离散于中文。我始终是中文的一个内在者,通过创作,加入当代中文思考和美学的探寻,同时把这种探寻带到世界上。我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当年,我带着一部中国思想词典上路,以我们多层次的文化反思与世界对话,因此畅通无阻。现在,我又带着一部世界思想词典还乡,激发这里新困境中独立思考的活力。内、外合一,我始终是一个全球意义的中文诗人。
福莹:老师虽然多年旅居国外,但诗歌在国内却从未“空缺”,90年代,2000年之后,均有新诗集在国内出版,您看重自己的诗歌在祖国的存在吗?
杨炼:我很看重这种在场感。我说过,一种好的态势是,既内在于中文写作,又保持对它的冷眼旁观,拉开距离,从国际视野审视发生在中文之内的状况,包括我自己的作品。这种双重位置和视角,让我可以对自己和整个中文的写作,保持一种清晰的认识。
我认为这种清晰的认识非常重要,因为当代中国的最大弊端,正是人们关在国界和语言的边界之内,在一种极度喧嚣但是极度肤浅的状况中,通过团伙式的互相追捧,达到一种自我满足。但可惜,这种廉价的喧嚣,只要迈出国门一寸远,就立刻暴露出它们的空洞和无意义。对这种无意义的认识,是我们思想自觉的最重要前提。
不管我的创作是在哪个国家写下、什么时候写下,只要它们是用中文写下的,它们就相对于中文的这个语境,就在参与中国的文化转型和思想转型,并推动这转型向着正面、良性的方向发展。因此,尽管我写作时,绝不考虑能否出版的问题,但我仍然看重我的作品在“大中文”环境中的出版,不管那是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或海外。
我觉得给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提供一个范本是重要的,这个范本,包括为人的层次,和作为作品的层次。我们可以同时坚持一种人生的准则,包括对现实和社会的态度,但是又不把它们简单化,而必须以语言与文学创造力的深度,甚至形式的程度,去印证思想内涵的深度。只有这样,一个诗人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健全的思想形象存在。这样的存在,是参与中国文化转型的最佳方式。
福莹:三十多年来,您一直站在当代诗歌的前端,敲击出诗歌的种种可能性。是什么让您保持着创作的生命力?
杨炼:我很喜欢这个问题。“敲击出诗歌的种种可能性”,没错,思想的、形式的,诗歌到处都是挑战,都是机会。同时,这个语句本身又包含了另外一个概念:“不可能”。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最触目的“不可能”,就是每个诗句的结尾,诗句越完美,那个不可能越残酷。因为,下一个句子,恰恰要从这不可能之处开始。
我创作的生命力,正是来自于对各种层次的“不可能”的认识,这里包括对于人生困境之不可能的体会,不管是“文革”经历,还是“80年代文化反思”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追问、更包括九十年代之后的全球漂泊,种种不可能,最终汇合成我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认识。只要这困境存在,诗就一定有自己的能源。
我过去三十多年的写作中,我把每一部诗集,都称为一个“思想-艺术项目”。既然叫“项目”,它最大特征就是,完成后不能重复。那么每一部作品,都必须构成一个向前深化、向前推进的阶段。这是一次次冲撞不可能的方式,同时验证一次次从不可能开始的能量。
比如说,我从2006到2010写作四年多、2011年出版的自传体长诗《叙事诗》,被我称为某种思想、美学的集大成之作。我曾说,这部作品,只有在我感到年龄够老,个人生活和历史命运够深刻的组合在一起时才能下笔。写作叙事诗的四年,实际上是我回顾、整合过去一生,并有机消化中文诗歌经典美学的四年,回顾同时是前瞻,让这部作品在结构、形式、语言节奏、完成度上,综合古今,一圆当代中文诗衔接古典诗歌传统之梦。
那么,当《叙事诗》终于完成,比较充分的呈现出了我要它完成的这对主题——大历史如何深深绞缠于个人命运;个人的内心如何因此构成历史的深度——那么,下面提出的问题更苛刻:我还能做什么?
答案也简单,我回到了看起来最淳朴的诗歌问题:成熟的抒情诗。谁都知道,我们每天生产着大批诗歌,我最近听到的消息是,中国日产诗歌10万首。但,10万首诗歌有什么意义?巨大的数量泡沫,和“诗”关注的精美质量之间,有什么关系?现代中文诗,已经写了一个多世纪,但我们是否真想清楚了,汉字的、中文的“传统”是什么?哪些能构成当代创造性转型的基因?哪些必须改变?怎么变?一句话,当代中文诗的自觉在哪里?我自己也写过许多短诗,它们并不都让我满意。那么,我能否也和短诗来个素面相对,用一部作品,集中处理短诗必须的精美深度和形式?在神似意义上,转化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用它来表达当代人的复杂的内心?和《叙事诗》不同,这些短诗是一首一首的,每一首都是一次整体性的挑战。每一首都得为一个独特的灵魂,发明一具独特的躯体,而所有躯体又都贯穿着一种美学思维……赫,难度不小,但它们恰恰构成了《饕餮之问》的创作动力。
如果你有机会翻开《饕餮之问》,可以随便选一首新作,我希望你都会感受到,我在形式上,因此也在诗意存在的方式上,所付出的努力。我希望,你轻声朗诵那首诗,让自己听到它的音乐设计,同时“听到”我放在诗歌形式里的思考。在诗里,没有纯装饰的表面词句,它们都通过形式和内涵的必要性联接在一起。
音乐性是构成诗集《饕餮之问》的核心因素,而音乐性恰恰是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基本元素。都说音乐性是诗歌翻译中一定会失去的东西,可对于我,恰恰要凸显、强化这个可能的失去,因为那同时在呼唤“获得”——我用原文创立的音乐标准,在挑战译文,强迫我的译者不得不在译文里重建原文的音乐感。于是,一种更高级的、音乐品质层次上的交流,在中外诗歌间出现了。
这样建立起的原文、译文间有机良性的对话,对全球化交流无比重要。原文深度,激发译文的深度,译文也在反过来考察原文。这个较量中,原文并不总是获胜者!我看重、甚至有意识推动全球诗人互译项目,因为诗歌交流不止是文化边缘的触碰,更是不同文化核心间的对接。这让每一个文化的核心头脑,抵在一起,友情般地、挑战般地传递着作品。
这种努力,你可以在名为《仲夏灯之夜塔》的翻译诗部分看到,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是我和其他几位诗人翻译家进行的“彩虹”翻译项目:诗作原文由肯尼亚诗人阿布迪拉缇夫·阿布达拉以他的肯尼亚部落方言写成,全押韵。之后,由美国翻译家Kelly Askew译成斯瓦西里语和英语,无韵。我再把英语翻译成普通话,无韵。最后一部分最绝,我邀请杨小滨和廖慧,再把我的译文转译成上海方言和四川方言,他们不仅要突破中文普通话“大一统”,为这个翻译专门发明自己的方言,而且应我之邀,要让方言译文完全押韵!他们不仅做到了,而且廖慧还译出了部分押韵和完全押韵两种译文(被我戏称为“局麻”版和“全麻”版)。我在美国讲演这个翻译项目,现场播放廖慧的方言朗诵录音,全场绝倒!仅这个例子,你就可以揣摩出,一个译文项目,能提供多少层次的灵感?!
《饕餮之问》新作集的最后一部分,是四首组诗,每组有独特的主题,独特的结构和形式设计,构成各自的、又互相呼应的完整性。它们呼应着《饕餮之问》第一部分的组诗旧作,揭示出智力的空间思想,在我作品内的轮回深化。这里,面对未来挑战,和回头审视自己,其实是同一个历程。
诗歌创作是一个诗人不停发掘自己生命、生活、创造潜能的过程,我最大的愿望,是终有一天,当我认为有一部作品,可以让我用上“完成了”这三个字,我就把我所有作品一一编号,让最终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这是一个遥远的愿景,但有它的启发,我会让作品以一种丰沛的能量向前推进。
福莹:《今天》杂志在2013年进入了100期,您如何评价过去的《今天》和现在的《今天》?
杨炼:我在和英国著名的诗人W N 赫伯特共同编辑的《玉梯——英译当代中文诗选》序言中,谈到过《今天》。《今天》在当代中文诗史上,当然是重要的,或者甚至是最重要的杂志。这批作者虽然人数很少,但确实是整个大陆当代中文诗的创始者,也是让中国人生经验,真正衔接上中文古典诗歌传统的衔接者,地位非常重要。
即使1978年到1979年,我们这些《今天》作者,其实个人美学上已经有所不同,但我们在一个点上汇合了起来,这个点就是: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感觉。我后来称其为我们的第一个小小“诗论”:抛弃大而空的政治词汇,回返土地,太阳,黑暗,生命,死亡,河流,石头,肉体等等,这种纯粹化的语言,反而让人们看不懂了。因此,我们被称为朦胧、古怪、晦涩,更有甚者直接把我们叫反动。《今天》不仅是一个诗歌的转折点,它也是我们每个诗人的人生转折点,并标志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转折。它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我也说过,《今天》和我们这批诗人,划开了过去宣传口号式的非诗和真正诗歌语言之间的界限。《今天》之后,诗不再是和非诗进行争夺,而是和其他诗歌之间的竞争和选择。因此可以说,从《今天》开始,一个当代中文诗的传统建立起来了。后朦胧、第三代,及再后来其他什么什么代,都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
我和现在仍然在香港出版《今天》杂志,没有什么关联。我们这一代的《今天》作者,也几乎和这个杂志没有什么关联了。某种意义上,这个杂志并没有继续当时对于人生思想和审美思想的探索性、突破性,相反显得比较平庸,比较商业化,它和我自己的写作方式非常不同。
我们不需要一个海外人民文学,我们需要一个杂志,能够呈现出当代思想和艺术的突破性和挑战性。这是当年《今天》给中国社会也给中国文学送来的东西。我自己对于《今天》的今天,是否具有这样的含义,表示存疑。当然这不关我的事。我继续写自己的作品,而它发表它的东西。
福莹:谈到《今天》,就想起了北岛先生,谈谈您眼中的北岛可以吗?
杨炼:北岛先生已经写作很长时间了,作品出版了不少,也被翻译了不少的语言。但我看一个诗人,不看他名声,也不看他写作的历史长度,而是看他在文学里走出的旅程和距离,在这个方面,我希望看到北岛先生更有深度、更有分量的作品。
直到最近,我才听说,非常著名的《今天》杂志的名称是芒克起的。《今天》杂志最有影响力的诗歌,也是当年芒克作为诗歌编辑主持的。北岛一直作为《今天》的代言人和代表者,这只呈现了《今天》的一个方面。北岛先生现在应该凭借自己的文学质量在世界上存在,这是我的期待。
福莹:2012年,您荣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除此之外,您也获得过很多国际奖项,如1999年的意大利FLAIANO国际诗歌奖,诗集《大海停止之处》获英国诗歌书籍协会推荐英译诗集,2014年获卡普里国际诗歌奖等。在国际上获奖往往与受关注有关,您是否也有“将汉语诗歌的独创性展现给世界”的努力?
杨炼:中文诗人在国际上获奖,特别是获得拥有纯粹文学含义的国际奖项,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是一件很新的事情。在冷战时期,通过政治正确的观点去判断,选择专制国家的诗人获奖,是很容易做出的决定,因为政治的观念代替了文学的观念。我始终认为这类的文学遭遇了被简单化的厄运。
但是冷战结束之后,这样的“幸运”对于中国作家越来越少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转变。表面、肤浅的标准越崩溃;深化、深刻的文学性质才被凸显。诺尼诺奖,还有我马上要领的卡普里国际诗歌奖,都不强调意识形态标准,只有这样,这个奖才是颁给诗歌的,特别是颁给有深度的中文诗歌的。
我不得不说,我的写作对于这些国际文学奖项的评委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不仅是翻译的可怕难度,让他们很不容易判断我的作品,另外,甚至很多我的作品都没有被翻译。到目前为止,他们只能根据我被翻译了30-40%的作品来作判断,甚至来给我发奖。
但仅仅这些,也确实构成了某种意义,比如我的《同心圆》长诗的德国出版者、汉莎出版社老板Michael Krueger说:《同心圆》这部长诗,将改变对当代中文诗的全部认识。听了他这话,我怎么办?只好回答:你这么说,我不得不同意把这本书给你出。不为别的,他堪称知音——确实有对诗歌的真知灼见啊。
你问到,我是否有将汉语诗歌的独创性展现给世界的努力?当然了,这是我非常看重的努力,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独创性,我们就无非是在用汉字写下全球化的诗歌商品。对我来说,没有挑战性的“交流”,根本就不是交流。尤其是,中国文化转型中的深度、复杂性,确实没有其他文化可比。因此,对我来说,当代中文诗里的独创性——具体说是观念性和实验性——远超出诗学问题,更是文化问题、思想问题,也更是全球化语境中不同文化和不同人类如何深刻交流,面对共同困境的问题。
所以,要给世界展现汉语诗歌的独创性,包含两个层次:第一,我们自己得有这种独创性,得通过作品真正印证这种独创性;第二,以我们作品为基础,推动世界性交流,促成“他者”对我们精神内涵的认识。
某种意义上,过去三十年,世界对于当代中文诗的了解和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还记得1986年到英国,在海关被拦住几个小时,因为海关人员突然看到了一个活的中国诗人,好奇无比,各办公室的人涌出来看我这头古怪的中国诗歌动物。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绝对不会出现了。从那种肤浅围观的层次,到今天能理解《同心圆》这种相当极端之作,其变化不可以道里计。
作为当代中文诗人,我们只有一个职责:就是不停深化、推进自己,不停创作思想、美学上更精彩的作品,主动突破任何文化的阅读习惯,挑战任何既定的文学宇宙。我们只有在多元文化交汇的文学系统中,证明自己既深又新,才是有效的,也才能推动那种种文学宇宙的改变。
福莹:很多人说的“现在不是一个诗歌的时代”,尤其是在中国,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杨炼:这是一个老问题,我已经被问过很多次了,比如“诗歌死了,诗歌边缘化了”这样的问题。可以说,在很长时间里,我也这么认为,直到我被北京文艺网邀请做艺术总监,和朋友们在那儿创造了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突然之间,八万多首诗在一年之间汹涌而来,而且相当多作品非常的精彩。
令我和其他资深评委大吃一惊的是,这些精彩作品的作者,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其中甚至包括最底层的农民工诗人。我们诗歌奖最重要的奖项之一“第一部诗集奖”,就被一位农民诗人郭金牛获得,他的诗集题目叫《纸上还乡》,已经作为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获奖丛书(三卷本)的一部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我给《纸上还乡》写的序言,也收在书中,并发表在2014年《读书》的第5期上。
郭金牛这部诗集让我和我们的评委们,以及读过他的无论中国还是海外的人们,大大被感动。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人生真经验和诗歌真语言。人生真经验,他绝不炒人云亦云的“诗意”剩饭,而是紧抓、深写自己第一手的独特感受。诗歌真语言,在他笔下,无论是凋敝的农村、陌生的城市、冷酷的工厂、他个人的命运,都被赋予了独特的形式和节奏,一种完全中国的、绝对当代的音乐——郭金牛的独特诗歌音乐!
他们这些农民工不只处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也处在全球资本压迫的底层。《纸上还乡》的同题诗,就是写一个农民工被派去安装富士康的安全网,这个安全网被称为“防跳网”。这张网里,是郭金牛和所有农民工们陨落的命运。
我在给郭金牛写的授奖词中说到,得多细密的网,才能防住农民工们的命运?所以,郭金牛写诗。诗这张网,终于能承载他们的陨落。郭金牛的诗集,构成了一个当代中国非常夺目的高光点。
这个只有小学、最多初中学历的农民工诗人,倾听自己内心,写出了非常精美的诗歌。不仅如此,他的诗里还包含着对历史的、对文化传统的独到认识。他诗里,努尔哈赤的小格格,就站在东莞流水线旁。这样的历史交错和交织,没生活的其他诗人一定写不出。
郭金牛是一个精彩的例子,而郭金牛告诉我们,有两千万农民工在写!这并不是说他们都一定能写得好,但他们有生活,有一定文化,他们的表达愿望是不可压抑的。这些从来不在官方杂志浮现的诗人,其实和当年《今天》杂志时代一样,非官方,地下,像大海深处的潜流。那些说诗歌死了的人,其实是只不过没有看到他们。
最后,无论诗歌或诗人的数量多还是少,诗歌的重要性,诗歌在一个文化里的位置,从来没有改变。小说、戏剧可以使用现成的语言,而诗歌专注于创造语言本身,以此拓展人感受和思想的可能性,正因为这,诗学成了所有文艺理论的总称。
中国本身的巨变,让我们感到,诗歌不仅存在在纸上,更存在空气里,含着它全部的毒素和美感。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诗歌”的时代。我简直觉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名称,配称呼我们这个时代。
福莹:您对国内的新生代诗人有了解吗?可否评价一下他们。
杨炼:我对国内的年轻诗人了解不是很多,部分的是因为我主要住在国外,也由于这个原因,我在北京文艺网论坛上,尽可能地同投稿诗人保持互动。通过跟他们的交流,直接摸到当代中国诗人写作的脉搏。在我看来,很多年轻诗人相当有特点,有活力。总的来说,年轻诗人都聪明、有才华、有表达的强烈愿望和野心,但同样因为年轻,另一面就是写作经验还少,对文学本身的自觉还不够。这是为什么,第一年我们的国际华文诗歌奖虽然有8万多首诗投稿,但评委们决定一等奖空缺,因为没有作品能够抵达我们期待的理想标准。这空缺本身,就是一种对未来诗人们的指点。
我们刚刚完成第二届诗歌奖的初评,可以看出,诗人的投稿都比第一年增加了很多考虑,审慎、自觉得多,非常好。年轻诗人的最大特点是开放性。开放地生长,总有一天会成熟起来。
福莹:诗人与当代的关系,是不是在所有文学样式中最为密切的?诗人应该如何在当代自处或影响当代?
杨炼:艾略特曾经说过,小说可以处理虚构,诗却必须面对现实。我认为,艾略特直接抓住了要害。因为诗歌不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它只能直接抓住诗人的内心,诗人活生生甚至血淋淋的经验。诗人不可能装饰自己,伪造一个自我。
而我们都很熟悉那句套话,诗人是时代的神经。今天的诗人,不管是中国,是阿拉伯,是在欧洲,都是感受正在到来的风暴的器官。
空气中隐隐出现的那种震动,最先、最清晰地被诗人接收到,并把它转化为凝聚的、最有能量的语言。因此,读一首好诗,就是在给整个时代把脉。这样的情况,不仅中国,更发生在到处。想想911以后、伊拉克战争以后的世界,以色列和加沙的血腥冲突,甚至最近乌克兰和俄国的冲突(别忘了它们都是刚为“民主”奋斗出来的国家),“现实”一词,在今天被赋予了严酷得多的含义。
这个世界,比冷战时不同群体口号的划分,要可怕得多。我得说,它更自私,更赤裸,更无情。全球化资本专制对个性的挑战、对思维的控制,渗透到每个人血肉里,其掌控程度远甚于冷战。举目四望,谁也看不到出路。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世界。
那么在这个环境中,诗人怎么办?去年在德国柏林的超前研究中心,我的研究题目,铆定这个词组:“诗意的他者”。扩展一点儿就是:新世界中的诗意他者。我期待的“他者”,不是被迫的、不情愿地被推到了他者的位置上。“他者”应该是我们的主动选择。“诗意”,来自个人全方位的主动提问、质疑和挑战,最终,恰是这困境的绝对,成就了诗人的立场和思想的纯粹。
立足于诗意的他者,我发现,这世界上,没有文化障碍。诗人面对中国现实、阿拉伯现实、甚至欧美现实的方式,掰开来看——面对处境、探测自我、提炼思想、创造语言——没有任何不同,简直一模一样。因此,可以轻而易举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通过各国诗人、诗歌间深刻而专业性的交流,我们将在全球化的利益联盟之外,建立一种诗意的全球化联盟。这,成了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对话集主题,那个书名叫《唯一的母语——杨炼:诗意的全球对话》。
“唯一的母语”,来源于我与南非诗人汴庭博在柏林的一次对话。对话中,一个句子跳进我的耳朵,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我立刻感到,它抓住了全球化世界中,诗歌在所有语言中的位置和性质。是这个超越一切语言的“母语”,把我们连接到了一起。诗人这个独特的国度,流贯着从屈原到但丁,直到我们自己身上的血缘。提到屈原和但丁就够了,他们已经标明,诗人该如何自处,以何种方式影响时代。
最后,别忘了,以任何语言、在任何时代写下的一句好诗,只要感动你,它就是当下的,用你自己的语言刚刚写下的诗。这儿,我们都汇合到了一起。
(编辑:王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