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悠扬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唐宋文学研究专家莫砺锋
采访者：刘悠扬
受访者：莫砺锋
在国内治文学史的大家之中，莫砺锋是极其特殊的一位。
他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30年前论文答辩就上过央视《新闻联播》。他是程千帆最器重的弟子，公认的唐宋文学研究专家，却与当下学术评价体系格格不入——申报课题、评奖、写“大部头”，他一概拒绝，只愿板凳坐得十年冷，老老实实传薪递火。他不用手机，不喜交游，过得像个古人，却唯独对普及传统文化一腔热情，为此屡登《百家讲坛》，讲“诗歌唐朝”、“杜甫草堂”，讲“白居易”。
他的所有坚守与拒绝，其实都是师承有自的忧思——从黄侃到程千帆，再到莫砺锋，尽管“五四”以来否定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潮从不间歇，这一脉守望中华文化的传统却一直没有断。
所以，“重写文学史”这个话题对莫砺锋而言，更饱含着技术性“重写”之外的深重情怀。在他看来，“重写文学史”对现代文学史的学术意义并不大，因为其“重写”很大程度上与政治评价纠缠在一起，几乎都是非文学的；这个口号对古代文学史意义更大，除了着眼于文学自身，更重要的是恢复国人对传统的敬畏之心。
读一首诗的最好体会是感动
记者：现在普遍认为，“文学史”概念是舶来品，在中国最早出现于1903年，中国古代没有“文学史”，这一说法您是否同意？如果没有“文学史”，古人有没有传达出成型的“文学史观”？“文学史”的写法是否要符合一定之规？
莫砺锋：当我们说“文学史”这个词的时候，大概有以下两种意义：一是指文学的发展过程，比如我们说“李白对唐以后的文学史影响如何”。二是指人们关于文学发展过程的研究、论述，比如我们说“近百年的文学史著作如何”。所谓“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当然应指后者，它确实是舶来品。
文学史的写法当然没有一定之规，但它的核心内容还是约定俗成的。1992年，美国学者大卫·帕金斯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文学史是可能的吗？”他认为一本好的文学史必须处理好文本与文本产生背景之间的关系，这确实是文学史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
中国古人没有完整的文学史观念，但肯定有关于某些文学史问题的思考，比如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诗歌的本质是什么，作品的意义在哪里，我就写过一篇《论杜甫的文学史观》。只是古人不太擅长建立理论体系，没有发明“文学史”这个术语。
中国古人两千年来不去建构理论，并不是他们笨。古人擅长用三言两语点评式、感悟式的方式来表达，但它也能说清问题。文学、诗歌最精妙的地方，不是用逻辑思维能说清楚的。写王维山水诗的论文我不知看了多少，但苏东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点评说得最好，你怎么说也超不过他。读一首诗歌的最好体会就是感动，不是要获得什么体系性、理论性的结论。所以文学史著作没有定于一尊的标准写法，完全可以因人而异。
今人宜写断代史或分体史
记者：您如何看待个人化、个性化的文学史？在一部文学史里，作者的价值、立场和情怀更重要，还是符合学界共识更重要？
莫砺锋：个人还是集体来撰写文学史，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美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勃罗代尔说得好：“人文科学正经历着全面的危机，这场危机是人文科学自身进步的结果：随着新认识的积累，科学研究已必须是一项集体工作，而明智的组织形式却尚待建立。”对文学史研究而言，这种两难局面更令人棘手。
从鲁迅、刘半农到刘大杰，那些前辈学人的文学史著作无论内容宽窄、篇幅长短，都是自出手眼的一家之言。前年刚出版的台静农《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个人著作，它虽然只是一部根据讲义编成的残稿，却是包蕴着真知灼见的吉光片羽，价值远胜于许多完整无缺的同类著作。
可惜那个时代已经远离我们了。台静农等人研究文学史时，学术积累毕竟较少。如今的学术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来文献整理成就超过前代，二来研究论著汗牛充栋，所以我同意台湾学者邱燮友的看法——“个人编写文学史，可能到刘大杰、叶庆炳为止，以后应走集体合作的途径。”今人不宜再以一人之力撰写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而只宜撰写断代史或分体史，最好的做法是先做深入的专题研究，像陈寅恪写《元白诗笺证稿》、闻一多写《唐诗杂论》那样，或者像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写《普勒的〈大自然的雄伟〉》、伏狄卡写《现代捷克散文的开始》那样，只对某个文学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才能为真正有价值的新文学史打好学术基础。
至于集体编写的文学史，则用作现代大学中文系的教材比较合适。因为毕竟人多力量大，容易穷尽文学史各个分支的内容，也容易掌握新出的研究成果。
台静农的《中国文学史》曾在台湾大学用作教材，当年刘师培、鲁迅等人讲授文学史时，有的甚至更加简略，授课时全凭腹储的也大有人在。但今天的教师似乎不具备那样的学问功底了，学生的水平也今非昔比，像刘师培、鲁迅那样的讲授法，坐在台下的必须是傅斯年或台静农才行。否则的话，即使台静农起死回生重新走上台湾大学的讲台，台下所坐的已非叶庆炳或林文月，纵有舌端花雨，又怎能达成拈花微笑的心灵交流？
“重写”主要针对三部书
记者：20世纪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重写文学史”：民国初期“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古典文学史盖棺定论式的重写，1949年国家意识形态下又一次大规模重写，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等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口号。如何评价这三次“重写”？“重写”的成果如何？
莫砺锋：“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在学术界已经响了好多年，在明确提出这个口号之前，重写文学史早已悄悄地开始了。
历史学科本来就具有当代性，任何分支的历史都应不断重写。文学史所处理的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文学，又是一种“诗无达诂”、“见仁见智”的对象，就更需要不断进行新的阐释和评价，一代应有一代之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产生于现代文学研究界，其实对现代文学史的学术意义并不大。因为其重写很大程度上与政治评价纠缠在一起，今天批倒，明天平反，几乎都是非文学的。这个口号对古代文学史的学术意义更大，因为评判主要着眼于文学自身。
“重写文学史”毫无疑问，需要深思的是怎样重写。中国文学史著作早已超过300种，我翻阅过的通史性质的即有50余种，但它们往往是教科书，陈陈相因非常严重。试把上世纪80年代以来问世的几十部通史浏览一过，便可发现许多文学史教材都是“游国恩史”和“文学所史”的改编本。真正有资格成为讨论对象的，寥寥无几。
近20年来，文学史界有一种普遍的自我反省意识。大家公认，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是最流行的、最有权威性的文学史著作。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主要是以这三部书为对象。
人们对三书多有不满，主要有两点：一是过于强调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背景对文学的影响，有时甚至把这种影响说成文学发展的主要原因。二是论述大多采取依次罗列作家和作品的章节结构，而忽视了对文学发展脉络也即“史”的线索的揭示。上述两点也常被简化为“庸俗社会论”和“作家作品论”。
然而，空说容易动手难。即使是一些次要问题，真要创新也举步维艰。比如中国文学史分期，大多数文学史都按朝代来分，大家对此啧有烦言。文学有自身的发展阶段性，怎么会和封建帝王改朝换代正好重合呢？可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怀有一颗充满温情的敬畏之心
记者：钱穆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学与人生、历史、天地高度融合，“如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也将死去最有价值的那部分。”您是否同意？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书写，除了知识性与技术性的重写以外，是否更应恢复文学史背后的情怀？
莫砺锋：钱先生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中国历史，包括中国思想史，但由于他对中华传统文化抱着敬畏、热爱的态度，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学也很重视。而且前辈学人文史兼通，所以钱先生对古代文学也有很深的素养，他的这些观念，我完全同意。
从“五四”以来，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贬低、否定，几乎成为潮流。从胡适的白话文学主流论，到1949年以后的民间文学主流论，再到阶级斗争主线说、儒法斗争主线说，一部中国文学史被歪曲得不成体统，我们的文学传统受到彻底颠覆。
有些年轻人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只是博物馆文化，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其实，中华传统文化内部蕴涵着巨大生命力，它从生成之初就具备了与时俱进的变革机制。龚自珍曾语重心长：“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中国古代文学不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耀眼的精华部分，而且是最鲜活生动、元气淋漓的核心内容。当代中国人要想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增进理解，当代外国人要想对中华文化有所了解，古代文学都是最好的途径和窗口。当我们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时，必须像钱先生撰写《国史大纲》那样，怀有一颗充满温情的敬畏之心。
并非所有西方理论都能移植
记者：在大陆以外，港台和海外学界其实也在重写中国文学史。远的如台静农，近的如龚鹏程，还有钱穆先生的文学史讲稿。国外则有孙康宜、宇文所安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前野直彬的《中国文学史》。这其中可有理想之作？
莫砺锋：钱穆先生的文学史以前未有所闻，从贵报传来的部分内容看，似乎只是学生的课堂记录，内容残缺不全，文字也多错误。而且钱先生1955年在香港讲课时，可能缺乏参考书，仅凭腹储，临时发挥，没有经过仔细推敲。比如钱先生说黄侃先生的“一学生为《文心雕龙》作一注说：‘《苏李河梁赠答诗》与《古诗十九首》，均为西汉时所做。’此说甚谬。”其实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对这个问题广征博引，且加按语说：“苏李真伪，实难碻断，惟存而不议，庶寡尤悔耳。”何曾说是“均为西汉时所做？”至于记录者特为拈出来表彰的“钱师近代最早之发现者”，比如肯定曹操的文学成就，其实鲁迅早在1927年就作过《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的关系》的著名演讲，已称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全书的主次轻重也不够妥当，比如说到《左传》只有寥寥百言，对晁错的《论贵粟疏》倒大谈特谈。不过我还没有读到整理出版的全书，只有零星的意见。
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史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外国学者很早就参与了这项工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学者的中国文学史在理论框架、学术观点和论述方式上都有所不同，它们固然会有国内论著不易出现的错误，但也常具有后者所缺乏的优点。事实上，我对宇文所安代表的外国汉学家的研究相当重视，宇文的一个博士生眼下正在我这里访学，经常与我讨论杜甫。
但我不认同国内学界的一种趋势，就是热衷于运用现代西方理论来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将传统研究手段束之高阁；或是过于推崇西方汉学家的选题倾向和研究方法，甚至亦步亦趋。这种现象表面上并没有像陈独秀那样否定中国古代文学自身，但背离了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其结果也会导致失去对传统的敬畏。
并不是所有西方理论都可以成功移植到中国来。西方理论毕竟是从另一种文化传统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西方的理论家在创立一种学说时很少把中国传统放在归纳和思考范围内。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好像只有美国的苏珊·朗格曾通过分析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一首诗来说明其观点。巴赫金的文集里倒有一篇文章论及中国的四书五经，但是仔细一看，原来他连“四书”是哪几本都没弄明白。
我现在更热心于普及工作
记者：有学者对文学史的存在持怀疑态度，也有人认为编“文学作品选本”比“文学史”更重要，对此，您的思考是什么？作为一位文学史家，写一部“理想的文学史”会是您的职业理想吗？
莫砺锋：如果把文学史比作一棵大树，文学史著作只描画了树干，作家和作品才是繁茂的枝叶，只读文学史著作不可能学好古代文学。
严格地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文学史研究者，只能算是个古代文学爱好者。我有自知之明，认准自己就算活上两辈子也写不出一部像样的中国文学史来，所以从来不做这个梦。事实上我参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也是因为一直在教文学史，想为教材建设做些贡献。现在因年龄关系退出文学史教学了，对新出的文学史不必每本都读了，更不想再去撰写。
我们这一代人，有过知青经历、被“文革”耽误了一二十年，从整个学术史来说，只是承上启下的过渡者。我们要把从老师那里耳提面命了解到的传统传给学生一辈，薪尽火传，历史任务就完成了。
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我现在比较热心于普及工作。我近年的著作中，自己比较喜欢的并不是《文学史沉思拾零》等学术著作，而是《莫砺锋诗话》和《漫话东坡》。这两本书都是我认真撰写的，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比学术著作少，但它们不能算是“学术成果”，不能用来填写南大的“工作量表”。
我以前出了书，从来没有读者给我写信，这两本出版以后倒收到好多读者来信。我相信这才是古代文学的当代意义所在——既然古代文学这么美，为什么不把她介绍给广大读者？其实，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都有这个责任。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炒一下就完事了的，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我在中学原本喜爱数理化，后来鬼使神差没能当上工程师，反倒以钻故纸堆为职业，希望能为继承传统文化做一点菲薄的贡献，这就是我的职业理想。
（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