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映宇
刘心武新作 《飘窗》
采访者：何映宇
受访者：刘心武
生活纷繁丰满，又骨瘦嶙峋，那些平凡人的生生死死在触动着他，才使得刘心武先生在20多年之后重拾现实题材，创作了这部展现当代人生存困境的长篇小说《飘窗》。
作为《人民文学》的前主编、茅盾文学奖得主、《百家讲坛》上的红人，刘心武的这部新作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心武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头扎进了《红楼梦》里，成为新时期最红火的红学家，之后，和凤凰联动合作的续写《红楼梦》一书又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不过，不是很多人知道，他同时还研究《金瓶梅》。和《飘窗》几乎同时，由漓江出版社推出的还有厚厚的三卷本精装本《刘心武评点〈金瓶梅〉》，他对《金瓶梅》评价颇高，直接称之为与《红楼梦》双峰并歭的“文学巨著”。《飘窗》没有涉及情色，但是和《金瓶梅》有一点是类似的，那就是冷眼旁观这个冷酷的世界。歌厅妈咪、水果贩子、司机保镖、黑社会老大……从星级酒店豪华场面一直写到大杂院贫民窟，从一个个人的命运，折射这个时代的悲歌。
《飘窗》这部小说，粗粗一看，文字简洁有力，绝非续写《红楼梦》时的文风了，可是刘心武说，《红楼梦》对这本书的影响在于，他从曹雪芹那儿偷学了“烟云模糊法”，所谓“朝代纪年地域邦国皆失落无考”，“大旨谈情”。小说写的是当代，但究竟是哪几年？写的是大都会，究竟是哪个城市？都不明确。烟云模糊之中，他的所指，似乎更明确了，那就是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中国人，所面临的困境。如何解决？有没有出路？
抚平伤痕
记者：最早您步入文坛是因为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并因此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1977年您是怎么创作这篇小说的？
刘心武：我构思和写作《班主任》，是在1977年的夏天。那时候“两个凡是”的氛围依然浓郁，但我决定不再依照既定的标准去写《睁大你的眼睛》那类东西，尝试只遵从自己内心的认知与诉求写“来真格儿”的作品。我此前在中学任教十多年，长期担任过班主任，有丰厚的生活积累，从熟悉的生活、人物出发，以中学生和书的关系，来形成小说的主线，质疑“文革”乃至导致“文革”恶果的极左路线，从而控诉“四人帮”文化专制与愚民政策对青年一代的戕害，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以期引起社会的关注。
当然，任何历史叙事并总不能将方方面面的特例涵括进去。现在有的“50后”“60后”站出来说：“我在‘文革’那会儿读到很多书呀！”是的，他们由于这样那样的具体机缘，比如说能从被图书馆里抄出来的旧书中挑拣出自己想读的书来尽情尽兴地阅读，再比如由于家长的地位而能获得阅读“禁书”的特权，或能从一些渠道获得“文革”前和“文革”后期专供一定级别以上干部阅读的“内部参考书”……但这些特例都无法将《班主任》里写到的最一般的、大面积存在的生命——从“坏孩子”宋宝琦到“好孩子”谢慧敏——所遭遇到的文化专制与心灵闭锁加以抵消。
“文革”中由“样板戏”而归纳出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文革”后期的小说写作里也是作者特别是编辑遵循的“创作原则”，我那《睁大你的眼睛》也是这样去写的。从《班主任》起我就抛弃了这一“金科玉律”。不过我现在要平心静气地说，只要不像“四人帮”那样勒令所有作者所有作品都遵守那一写法，否则作品一律枪毙，甚至将作者打成“反革命”，那么，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中，谁愿意按“三突出”那样去写，谁专门欣赏那样的作品，倒也不妨各随其便。
记者：1987年2月，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一、二期合刊上，遭到批判，同时这期刊物也被收回销毁。您也因此遭到停职调查。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刘心武：那时我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发表《欢乐》的那期合刊，我写的刊首语是《更自由地煽动文学的翅膀》，《欢乐》发在小说的头条。由于小说中赤裸裸的描写和“那些超时空的变换，那些人称的跳跃，那些几乎是不加节制的意识流”，令到当时很多保守派文人无法接受，这期刊物出刊不久就出了问题，收回销毁。当时我停职检查，编辑部的许多老同志都义愤填膺。“不同立场和不同观点的人都被攻击团结在了一起”，这是余华后来写的《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中的说法，余华在文章中说，莫言对事物赤裸裸的描写激怒了那些批判者，而他却因为这篇小说中的母亲形象而流下了眼泪。
古典小说研究
记者：您是怎么开始研究《红楼梦》的？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的红学研究著作对您有没有产生影响？
刘心武：受家庭影响，母亲说起《红楼梦》如数家珍，使我很小就对《红楼梦》感兴趣。
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派别，我的算“考据派”。索隐派是20世纪初红学研究中形成的一个派别。该派力求“索隐”出《红楼梦》所写的“真内容”、“真故事”，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认为《红楼梦》是反清复明的，文中的人物全部是影射明末清初的真实历史人物。但是，真正读过我的书的人会看出，我不是‘索隐派’，我是‘考据派’，即研究文学作品的作者及其所处的家庭背景、时代背景和作品的版本，我认为《红楼梦》的文本里面有曹雪芹的自传成分，有曹雪芹家族史的影子，有康雍乾三朝权力斗争的投影。王蒙曾说，我的算是趣味研究。
记者：续写《红楼梦》的文风和你自己的文风有很大的差别，在写作过程中是不是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
刘心武：我是一个当代生命存在，虽然竭力去进入二百多年前曹雪芹的思路、思想与文体，不可避免仍会渗透进当代人的思路、思想与文体习惯，这只能请读者鉴之。
记者：现在不少作家和学者认为《金瓶梅》比《红楼梦》更伟大，您同时研究《红楼梦》和《金瓶梅》这两本巨著，您更推崇哪一部？
刘心武：读过《金瓶梅》后，我一方面得知《红楼梦》在艺术技法上深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却又深刻地意识到，这两部巨著有着重大的区别。读《金瓶梅》，我们往往会产生出一种惊异，我把这种惊异称之为“文本惊异”。
我们可能更乐于公开地表达对《红楼梦》的激赏，而吝于表达阅读《金瓶梅》时所获得的审美愉悦，这可能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大人文环境有关。其实，抛开其他方面不论，《金瓶梅》在驾驭人物对话的语言功力上，往往是居《红楼梦》之上的，我们所津津乐道的“红语”，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等等，其实都是《金瓶梅》里娴熟而精当地运用过的。《红楼梦》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陆，已经获得了可以说是几无异议的至高评价，但是《金瓶梅》却直到20世纪末，才终于能被一般成年读者正常阅读，学界也才有可能更加开放地进行研究。
当然，《红楼梦》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瑰宝；那么，比《红楼梦》早二百年左右出世的《金瓶梅》呢？我以为也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也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巨著，我们可能会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
新作《飘窗》
记者：《飘窗》距离您上一部长篇出版，已有将近20年，这本书写了多久？
刘心武：我的写作一直是种“四棵树”，即“小说树”、“散文随笔树”、“建筑评论树”、“《红楼梦》研究树”。一直在积累素材，酝酿构思。到2013年觉得蓄水池很满了，有了兴致，因此写出了《飘窗》。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算是我在写实主义上面的回归。
在构思《飘窗》时，我曾有两个版本，一开始我是想写一部魔幻小说。从我的飘窗台望出去，市井人情尽收眼底，犹如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让我浮想联翩。那五边形的飘窗仿佛有一种魔力，我真的飘了出去，到了魔幻世界，被一长臂巨人抱住。他的肚脐巨大，能喷水。头发竖立，像火焰一样飘动。在那个魔幻世界里也有贪婪，也有暴力。当下魔幻写法比较流行，好处是可以充分发挥作家的想象力，不必依赖生活积累。
听起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文本。为何最终又放弃了，还是回归以往的写实主义呢？是因为透过飘窗，我注重深入生活，观察社会人生，脑海中有一个繁杂的“人物库”，形象都十分饱满，写小说时注重给读者提供人物画廊。当然我接触社会上的一些人并不都是出于为写小说积累素材的功利目的，和一些平民朋友的交往使我获得了地气滋养。我想还是真实地去表现他们，更有意义。经过一年构思，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就了这部16万字的《飘窗》。
记者：邱华栋说：“这个薛去疾不就是你刘心武自己嘛。”在这个人物身上有多少您自己的成分？
刘心武：小说里的角色虽然来自生活，绝大多数有原型，但从生活素材到小说，从原型到角色，当然经过了非常充分的虚构处理，正如《红楼梦》的文本，“真事隐”了，以“假语存”了，可以猜一猜，却不能把生活原型与小说角色画等号，不要去对号入座。薛去疾这个人物，跟我的区别太大了，但他那种原来以为庙堂污浊江湖清澈的想法，在经历过若干世态人心的历练后，有所憬悟，就是不要陷于庙堂江湖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中，这类的心路历程，我自己确实是有过的。
我在2013年初出版的散文集《空间感》中，有一篇文章《在飘窗台上看风景》：书房飘窗台是我接地气的处所。从我的飘窗台望出去，是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当然，我有时会走出书房，下楼到飘窗外的空间，使自己也成为“图”中一分子。我已经或少或多或浅或深接触过若干“画中人”，其中有几位已经成为我的市井朋友，我的活动轨迹已经延伸到他们租住的居所。
记者：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您也有很深的忧虑，您觉得有没有出路？出路在什么地方？
刘心武：《飘窗》写各种人物的生存困境，探究人性，但不对社会现实贴标签。作为个体生命，我对他们，包括小说里出现的何司令、电工小潘等，都怀有大悲悯的情怀。薛去疾一直有心病，这个“疾”应该去掉。这是一个我用心去写的角色。哪个人的存活是容易的呢？
书中重点对知识分子生存环境进行了探讨。知识分子当下最大的问题是自我身份定位。我4月在上海复旦大学有一场演讲，题目是《我向曹雪芹学什么？》就讲到曹雪芹如何化解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最后达到了超越。
（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