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旭光 王宏
严歌苓
采访者：李旭光 王宏
受访者：严歌苓
编者：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25届香港书展，于7月16至22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年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越读越精彩”为主题。作家严歌苓一到现场受到大家欢迎，回答问题有板有眼，仪态大方，从容淡定的回答记者提问，每个字都特别清晰，席间穿插一两句地道英语，涉及政治问题也毫不避讳。
张艺谋说：“《陆犯焉识》这部小说我很喜欢，严歌苓真的很有才华，很有历史感。但是我当时买版权的时候就知道，我是冲着后20页买的。”对于近期刚上映的电影《归来》严歌苓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直与影视剧改编结缘的严歌苓现场，不断抱怨近期总被国内的诸多出版社催稿，不如前几天的写作状态，如为了写《小姨多鹤》去日本体验三次。而国外的出版社比如兰登书屋，从不催稿。对于中英文写作，严歌苓更钟爱用中文写故事。
从《陆犯焉识》看导演选择文学作品的尺度渐渐变宽
记者：《陆犯焉识》去年改成电影之后，一直有人评价说他把一个特别长的故事一直到文革之后的故事缩减成了一个特别短的，同样，您的《第九个寡妇》，改编成电视剧之后，把故事缩成1949年之前这么一点点的抗战的经历，您认为这种改变会不会削弱原作品的思想性？
严歌苓：我觉得你们会认为我大概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影视审查制度，所以一个导演选择像文学作品的尺度是要有选择，就是大家都是明白大陆搞影视的人的苦衷是多么深，他们在那么窄的一条缝隙里使他们的创作力发挥出来，还要使他们的精力去对付那些要绕过激流险滩，所以有一些批评对大陆导演来说都是很不公道的。
记者：有评论说《陆犯焉识》的结构很精巧，但我认为您的作品对于结构雕琢越来越用心，小说结构跟文学性之间会不会存在冲突？
假如我觉得你如果看了我其他的小说，比如说是我1995年得时报大奖的叫《人寰》，那部小说是一个女人跟一个西方的心理学家来解释所有中国的这个话的概念，就把他一个个人的情感史秘密吐露出来了，这个心结吐露出来，这个小说的形式还有叫《白蛇》的这部作品，他的形式是非常精妙的，作为现在的我来说，已经达不到了，任何艺术的形式美就是它本身的美的一部分，所以从来不会放弃我写作的形式，比如像《第九个寡妇》，其实很省力就可从头往下写，还有《小姨多鹤》，也是从找到从买来日本小姑娘开始往下写，都是很简单的结构。实际上在60年代西方的那种小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小说形式探索的阶段，那么现在我们也不应该放弃。
记者：张艺谋的《归来》只拍了后面那一部分，您也说可以只拍后面那几十页？
严歌苓：我觉得每个导演他看书都不可以跟他进，这个地方我认为写的比后面好，因为每个导演可能在看同一部小说的时候，他会有他认为的这个小说里所含有的一个电影，那么最开始我听说是要拍上下集，但是就说上下集也很难把这么一个长篇小说这么长的一个40万字左右的一个长篇小说都拍进去，所以莫如就用最后的这么一个框架，让你能够通过这个小窗户看到这个，看不到但是你也能够去想像他经历了什么才会到今天和他妻子的这样一段重逢。所以我觉得张艺谋导演他最被感动的是后面，这对老夫妻经过了一个世纪，大半个世纪的这种蹉跎，然后走到一起，虽然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在唤醒当中让人能够去猜测，他忘掉的都是些什么，所以用这个不记得讲到记得的来引出记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妙的一个点子。
将出版新作描写高考压力
记者：我知道您在做每一部创作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勤奋，在小说创作和这个电影剧本创作的时候，在准备时间和心态上面，都有具体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严歌苓：现在我有点被鞭子赶着往前走，不像前几年在非洲在台北，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密切的跟影视结合，那时候我基本上是想写什么写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所以像我写《小姨多鹤》的时候我就能够三次去日本，然后要一直想抓住如何描写日本女人的感觉。我现在写了两部当代的长篇小说，一部是写中国大陆的赌徒澳门赌钱的故事，是今年1月份出版的，那我也是就是两三年前听到了这么一个故事，我就觉得这个故事简直是很魔幻，怎么有这么一夜之间就输掉几千万的人，有什么拖着几亿的债就消失了的，而且都是很成功的企业家。这部书出来了以后，反映还是非常好的，也是大概在半年之内销量已经达到了15万，电影版权电视剧版权也卖了。
所以对我来说是个鼓励，我就开始对中国大陆当今的生活开始感兴趣，我刚刚马上要出版一本叫做《老师好美》，写高考生那种在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下的一种情感和畸恋，我觉得这都是现实给我的故事。故事本身是完整的，但是只是你不能够站在这个人物的这个鞋子里面，你就去作为他来想，去作为他来感受，这是就是说我必须要到一次那个像我听到那个故事，高中生的故事已经6年了，那么我直到今年才把他交稿，所以这个就是从容的选择题材和从容的准备题材，一直到从容的写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创作状态，但是由于影视的不断的跟我的文学写作在不断的发生和密切关系，我现在这种从容正在失去，我正在准备捍卫我的自由，就是文学写作的自由。
写作注重质感 导致与影视剧结缘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都非常的有影视剧缘，您也跟很多导演都合作过，包括您的闺密陈冲，都合作张艺谋导演陈凯歌导演等等，我想问一下您觉得跟这些不同的导演合作，您觉得他们各自有什么特色，您觉得哪位导演和您合作起来是跟您的创作上您想追求的那种东西是最相通的？
严歌苓：其实这也有个误区，我的影视缘很好，其实你们说 《陆犯焉识》他能拍电影吗，我从这个小说我自个儿看不大可能拍电影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扶桑》这样的作品，非常的抽象和写意，也很难拍成电影，但是他的版权一次又一次的被卖。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说赶紧买，不买没了。其实很多作品他们买回去没办法拍，我老劝说他们说这个作品不适合拍，这也就是我觉得他们对于我作品理解的一个误区。
我非常注重视觉写作当中，我要让人家看到形状颜色，有触感，有气味，所有的东西我觉得要把他那种质感写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导演大概感觉到他好像已经在那儿了这个电影，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是陈冲导演与我合作起来最顺心，比如我们看电影就爱看同一种电影，看完以后两个人从电影院里出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般都是我先发第一句评论，有时我还很糊涂的时候她就有一句评论出来了，我就发现跟我心里想要说的还没说出来的话一样，所以我们很默契。
记者：改编过程中，您对改编这件事情包括比如说改编的成果会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您觉得文学作品应该适合被改编吗？
严歌苓：我看完《尤利西斯》被改编的三个版本以后觉得没有什么文学作品不可以被改编了，这就是我的感觉。适合被改编和不适合被改编，也都是相对的。比如说你看《英国病人》他很不适合被改编，因为内容跳来跳去，不是线性叙述，讲故事不是按照顺序，形式感太强，他被改编出来也很好，所以都是有例外，像《洛丽塔》的故事很有戏剧感，但改编出来的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取决于谁来改，怎么改，哪个导演怎么改等，这是不能一刀切的。
中英文写作就像人格分裂
记者：因为很多长年旅居在外的一些作家，可能选择了完全用英文写作，也有一些还是坚持他还是觉得用母语写作更恰当，您自己也有英文写作，也有母语写作，您怎么看这件事，这两者写作对你来说有很大的不同或者其实是相同的？
严歌苓：作为我这个人来讲，我老说我有人格分裂，有两个人格，一个是英文的一个是中文的，英文就是我容易讲话有点放肆，有点开玩笑开的比较劲爆，因为我不知深浅，只是美国人那么说，我也就学过来了。
虽然多年生活在国外，但我发现始终还是写中文更得心应手，很多也因题材而定，比如像《宴会虫》，我觉得是个黑色幽默的作品，用中文写可能达不到这种效果，还有就说作品反映的是媒体的腐败，写到这种媒体的腐败很可能在中国会通不过，我说何不用英文来写。其实用英文写了也不只一部小说，还写了《第九个寡妇》，是整个重写的。
这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我很想一年用中文写一部，另一年再用英文写一部，可是英文出版社没有像中文出版社这样催稿子的，但是比如说美国这个兰登书屋等，他们都不会这么催的，现在就是他们讲究一个出版节奏，两三年一部，这是一个市场规律，不可能首先先出精装本再出平装本，他们有一个节奏，所以他们不催，没人催我也就不想写了，就这么个原因，很简单。
延伸阅读：
严歌苓，著名旅美女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扶桑》《人寰》《雌性的草地》等。短篇小说《天浴》《少女小渔》《女房东》等。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 多部作品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最近几年的有《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
（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