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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十:无知的人才说文学无用

2014-06-30 10:46:03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

   

作者:何晶

  采访者:何晶

  受访者:鲍十

  来自黑土地的作家鲍十,最近推出了他的新作《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多年来,虽然鲍十长居广州,但东北仍不断地为他的写作输送养分。

  十五年前,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引起轰动,这部改编自鲍十小说《纪念》的电影,尽管早已被载入中国电影史,但人们对原作者“鲍十”的名字依然感到陌生,这或许和他的低调有关。

  现为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的他,一如家乡的那片黑土地,朴实、敦厚,即便是谈到心爱的写作,他的言语也不多。他的作品,需要耐着性子读,才能读出那滋味来。

  1、读我写的现实小说,你可能会产生一种传说的感觉

  记者:我们从您的新书谈起吧。《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里收录的短篇小说都以东北平原的某个村庄为小说标题,比如《大姑屯》、《翻身屯》、《蓝旗屯》等等。这些小说的写作时间跨度很大,从1999年一直到2013年,如此长时间地写作类似题材,这是您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吗?

  鲍十:这本书是一个系列小说的合集。如你所说,我从1999年就开始写了,一边写一边在刊物上发表,发表时的总题目叫《东北平原写生集》,一般两篇一组,现在的书名是结集时才取的,这个书名可能会增加一点儿主旨性。

  开始创作这部系列小说时,我还在哈尔滨工作。我最初的想法,是想通过这些作品,具象地描绘和表现我国东北的乡村社会,并试图将历史、人文、政治、风俗、自然环境等多种元素都囊括进来。不过实际写作的时候,这些想法并没有完全实现,只能说差强人意。当然这十五年我并非只写了这一组作品,还写了许多其他作品,包括电影《樱桃》,还有一些写广州的小说,诸如《广州小说三题》、《冼阿芳的事》等等。

  在断断续续写作的这期间,我得不断思考,思考成熟了,有感觉了,就写一篇,觉得没感觉,写也写不好。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没有中途放弃,是我认为这些作品有价值,而且可能会有文学之外的价值。用村庄的名字作为作品的标题,简单地说是因为“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村庄里”,深一层的想法,则是为了强调“写生”这个概念,同时也为了强调作品的写实感。

  记者:这些小说确实会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写实感,甚至有小说中会有“鲍十”这个“我”。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叙事方式?

  鲍十:在这些作品中,我首先想要的就是写实感。这是写作之初就确定了的想法,所以才叫“写生集”。或许这样才会形成更大的冲击力,这是真实的冲击力。为了写这些作品,我查阅了很多县志(包括其他一些资料),也走访了一些村庄,有些故事就是这么得来的,有的就是真事。但在写作的时候,我还是做了一些处理,不想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确切一点儿说,这些故事可能是半真半假的,是似是而非的,或者,是似非而是的。也就是说,写实感并不等于写实。我觉得,这样效果更好,会给作品留下更多的空间。

  评论家徐肖楠先生曾经为我这些小说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理论刊物《南方文坛》上。他对这个系列小说有个定义,称之为“传说化小说”。须知传说和写实可是两个相去甚远的概念,但是他的说法并没有错。读过这些小说,你可能真的会产生一种传说的感觉,那是历史的传说,也是现实的传说。而我所做的,则是把传说写成了现实,把现实写成了传说。这种传说的感觉,也是文学与现实之间的一种构成方式。

  2、那些鼓噪文学无用的人,要么无知要么别有用心

  记者:您是东北人,家乡对您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鲍十:我是2003年调到广州来的,一晃十多年了。人虽然不在那边,但记忆还是在的,而且一辈子都会在。在写作上,我这些年一直没有离开那里,这是没办法的事。我坚持为我的内心而写作。

  我并不是一个机灵的人。我也写过其他内容的作品,今后也是如此,比如有关广州的作品,也还会写。但有一点,就是要看我有没有找到感觉,有没有内心的共鸣。而东北,或者说家乡,那是我生命和写作的源头,我的一些自觉不错的作品,都与那块地方有关。我太熟悉那里的生活了,那里的一切都已浸润于我的身心,写作的时候也便感觉充沛。

  记者:从作品里可以发现,您的写作风格是质朴而又现实的,这是您一贯的文学观念吗?

  鲍十:人都说文如其人,我认同这个说法。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就是一个质朴的人,是个老实人,待人宽厚,没有什么花花肠子,处人处事,头脑简单,曾经一度脾气很倔强,喜怒形于色,总的来说是个好人。但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看我。说来这倒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想每个人对自己的评价都是不错的,可有的人又确实不咋的。就像你所说,我的作品多半质朴、平实,不华彩,较少炫目之处,需要耐着性子读,才能读出一点滋味来。文字、故事都是如此,所写的人物也都平平常常。

  记者:那您是否认同文学应当承载某种现实意义和社会责任?

  鲍十:我认为还是要的。记得有次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期间谈起50后作家与70后作家的区别。我属于50的尾巴,当时我说,可能由于教育和年龄,以及早期阅读等缘故,我对政治、民族等这些大概念很关注。我认为,文学肯定要有社会责任,文学从来就不是自娱自乐的东西。文章一旦出手,必定会影响世道人心,而且作品越好,影响越大。这种影响可能是潜在的、逐渐的,但会起作用。一部好作品,甚至会影响你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影响你的性情,影响你的思想,影响你一辈子。所以那些鼓噪文学无用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

  记者:您的诸多作品中,中篇小说《纪念》因被改编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而广为人知。现在回头看,这部小说是您最满意的作品吗?

  鲍十:应该说,《纪念》是我影响最大的作品,主要原因就是拍成了电影,而且这种影响至今还在。不过它并不是我最满意的作品,原因在于当时写得匆忙,一些细节处理得不够好,语言也有瑕疵,欠缺了一点点韵味。这让我至今还耿耿于怀。但电影还是好的,只是人们仅仅看到了里面的爱情,而忽略了其他,比如故事发生的年代背景,因而损失了一些意义和价值,这倒有些遗憾。

  记者:当下不少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影视剧,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鲍十:我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现在影视是强势媒体,把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和荧屏,会推动文学作品的传播,这应该不是坏事。我甚至希望影视剧能多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这样也会提升影视剧的质量,减少一些胡编滥造的东西。好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呕心沥血才写出来的,调动了丰厚的生活积累,肯定比那些三天就编一集的匆忙之作要好得多。

  3、汪曾祺的难得在于,始终躲在潮流之外,写他想写的东西

  记者:1978年您考上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就读编剧专业,为什么最后没有走上编剧这条路?

  鲍十:我打小就是喜欢读书,但根本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作家。记得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开始阅读在村子里流传的小说,《林海雪原》、《烈火金刚》、《战斗的青春》等等,都是那时比较流行的。

  一直到后来念艺校的时候,我才开始比较正式地写小说。1981年在《哈尔滨文艺》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办年货》,是自己投稿过去的。看到发表之后很兴奋,还有稿费,大概五六十块钱,在当时算很多的。虽然学的是编剧,但我在读书期间,一直在读小说。虽然那时候也喜欢看电影,每周有观摩课,去电影院看两次电影,《悲惨世界》、《简爱》这些经典电影。但是我除了完成作业要写的剧本,自己私下创作的还是小说。

  毕业后我留校任教,陆陆续续也发表了一些作品。当了8年老师后,我被调去哈尔滨市文联,在《小说林》编辑部当编辑,算是正式进入了文学圈。

  记者:看到之前有报道说,您最喜爱的作家是汪曾祺,现在还是吗?

  鲍十:这个问题问得好。说起来,我喜欢汪曾祺的小说好多年了,直到现在,我还经常读他的作品。读汪曾祺的作品,你会感到宁静、亲切,感到一种浓郁的生活和人文的气息。这是我的第一印象,也是开始喜爱他的原因。但这还不是全部。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还发现了一些他所具有的价值。比方说,他的所有小说,没有一篇是写重大题材和重大事件的,所写都是小人物,如小锡匠、小和尚、小学教员、农科所的农工、街头卖艺的、戏曲演员、旧时代的大学生,等等。另外,他也没有参与或借重任何文学潮流,只写他自己的。也就是说,他始终躲在潮流之外,在写他想写的东西。其实这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他保持了一个作家所应有的独立品格,从而免受其他干扰。通过他的作品,你完全可以寻到他的生活轨迹。这也可以说明,他所写的作品,都是有生活依据的。从这个角度说,他还保持了一个作家所应有的诚实。有个现象你可能会注意到,有些与他同时代、当年非常火的作家,如今已没有人在读了,而汪曾祺,人们还有兴趣读。我认为,在当代作家中,汪曾祺可能不是名声最大的,却是最耐读的。[NextPage]



鲍十

  新作先睹

  走马川(节选)

  我初步判断,这屯子不是很大,也许只有三四十家。乍一看,那些坐落在街两旁的房子,都显得很低矮,基本都是土坯房。而且,房前房后都有不小的空地,我想那是菜园子。这样,房子跟房子之间就有了一定的距离,感觉稀稀拉拉的。当然这倒没什么稀奇,我们东北的屯子,大体都是这样的风格。

  不过走了一会儿,我就觉出了异样。我渐渐注意到,我目前所看见的房子,多半已经很残破。有的房子,门窗已七扭八歪,房墙也歪斜了,感觉随时都会倒塌。有的干脆连门窗都没有,就留下了一些黑咕隆咚的缺口。有的房子,房顶还出现了破洞。有的,甚至整个房盖都被掀掉了,只剩了几面高高低低的残墙。有的房前,堆放着一堆一堆的杂物,因为被雪覆盖着,看不出是什么,很可能是垃圾。

  我又往前走了一段。所见与刚才的情景差不多。后来还看到了一两幢砖瓦房。因为砖瓦房相对坚固一些吧,外形变化不是很明显,只是看到窗上的玻璃被打破了。不用说,同样不会有人住的。

  我心里不由得直划魂儿,暗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这是一个没有人住的屯子吗?那么,人又到哪里去了呢?死了?抑或是逃离了?若真是这样,又是什么缘故呢?发生了什么灾祸吗?地震了?传染病?遭到洗劫了?或者是整体搬迁,‘移民’了?

  恰在这时,又有一个什么动物的黑影,“哧溜”一下从一个敞开的院门里蹿出来,看上去很像一只猫,也许不是猫,而是一只兔子或者狐狸。速度非常之快,快到我连它的颜色都没看清楚,它就穿街而过,消失在街对面的一个院子里面了……

  我吓得一下子停住了脚步……

  一时间,我感到特别恐怖,心呯呯乱跳,头皮一阵阵发麻,感觉寒毛都竖起来了。不过恐怖又带来好奇,带来了弄个究竟的欲望。我要看看这个屯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在原地停了一瞬,定了定神儿,又继续往前走。人,是不是都这样呢?

  我是从屯西头进的屯子,现在是朝屯东头走,一直走到屯子中间,也没发现一间有人住的房子,也没听见一点点人的声音,大人的吆喝呀,小孩子的欢笑呀,根本就没有。一路所见,都是黑洞洞的空屋,以及铺天盖地的积雪,感受到的是荒凉甚至破败的气息。

  天渐渐黑了……你们知道,冬天天都黑得比较早,特别是冬至那几天,在我们这儿,三点多钟就没太阳了。

  不过谢天谢地,在我快走到屯东头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一片亮光。

  我甚至吃了一惊……

  亮光是从一扇窗子里透露出来的,并不是很明亮,调子是橘黄色的,带有一点点红。亮光还照亮了窗台上的一些杂物:几个瓶瓶罐罐、一把破笤帚、一双旧棉鞋。还有那些雪花儿,也仿佛全都拥到亮光里来了,一时格外的密集,而且亮晶晶的。

  我来不及细想,马上走进院子,很快来到房门口,一边拍着门一边大声说:“屋里有人吗?屋里有人吗?”

  屋里并没有马上回应。我一时有点儿担心,屋里的人也许不会搭理我。不过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有人说:“等会儿,等会儿……”随即听见了脚步声,踏啦踏啦的。我这才放心了。

  一忽儿,门开了,一个老男人——后来我知道,他叫曲庆祥——站在门里,费劲儿地打量着我,片刻说:“你是打哪儿来的呀……”这老曲六十来岁,披着一件半旧的羽绒服,身材不高,偏瘦,头发是剃光了之后又长出来的,短短的一层,眼睛不大,脸色看不清楚,感觉有一些皱纹。

  我说:“我从长春来的。我的车坏在屯西头儿了……”老曲说:“长春哪……我儿子媳妇也在那儿……进屋吧,进屋说……”我用力跺掉鞋上的雪,又浑身上下拍打一番,从老曲身边走过去,进了屋。

  进屋后我发现,屋里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老女人,一个小女孩。那老女人是老男人的老婆,小女孩是他们的孙女,名叫曲东霞——这也是我后来知道的。

  曲东霞八、九岁的样子,正坐在炕桌旁边写作业。见我这个陌生人进来,就把目光转向我。小东霞梳着两个小辫子,眼神儿怯生生的,让我心里一动。

  简介:

  鲍十,黑龙江人,现居广州。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拜庄》、《葵花开放的声音--鲍十小说自选集》,长篇小说《痴迷》、《好运之年》,日文版小说《初恋之路》、《道路母亲·樱桃》等。另有《子洲的故事》、《葵花开放的声音》、《冼阿芳的事》等中短篇小说译为日文。中篇小说《纪念》被改编为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作品被多种选刊选载或收入各种年度选本。

  (实习编辑:王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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