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裕昶

何伟：（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美国作家，《纽约客》驻北京记者。

　　采访者：周裕昶

　　受访者：彼得·海斯勒

　　美国非虚构文学作家彼得·海斯勒更为中国读者熟知的，或许是他的中文名何伟。他于1996年来到中国生活了十余年，先是在重庆涪陵支教，然后任《华尔街日报》、《纽约客》等世界一流媒体的北京站记者，以北京为据点行走了中国诸多城市，关注着中国巨大变革中的小人物，写下了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这三本书为他带来了诸多奖项，也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他被《华尔街日报》誉为“关注现代中国最具思想性的作家”。

　　日前，彼得·海斯勒的最新非虚构文学作品《奇石》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虽然该书副标题为“来自东西方的报道”，其实主要还是关于中国。中国对于这个美国作家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又如何看待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日前，记者记者通过邮件对远在埃及的彼得·海斯勒进行了专访，聊他的新书，更聊起他与中国的渊源。

　　“中国已经成为我生活的框架”

　　1996年，彼得·海斯勒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来到重庆涪陵支教当英语老师，由此开始观察身边的普通百姓。他告诉记者，中国是他开始从事写作生涯的起点，在他的作家身份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会始终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虽然彼得·海斯勒是美国人，但在他看来，美国很早以前就建立了基本路线，因此不够有趣，“而在中国，人们正在思考他们的国家要走的路，作为一名作家，观察和记录这一过程是很特别的。”2007年，彼得·海斯勒回到美国，长时间的中国生活却让他对自己的国家不适应了。他在《奇石》中《去西部》一文里称，“中国已经成为我生活的框架”，并把美国的一切都与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对比起来看待，开始出现了不适。他如此看待在中国的生活：“就同我们去大学或研究院接受教育一样，目的不仅仅是获得一个学位。因为你希望那里的经历会从根本上改变你，帮助你变成一个崭新的自己。娶了一位美籍华人也是改变的一部分。”提及中国对他的影响，彼得·海斯勒说：“在中国的生活让我变得更加有耐心和乐观，很多事情会比你想象的结果更好，我学会了不对别人发火，因为这样没有任何作用。”

　　“中国人变得越来越独立”

　　将书名取为《奇石》，是因为在彼得·海斯勒眼里：“中国就像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问及他看到的样子，彼得·海斯勒说：“从广义上来说，我眼中的中国就是人民地位的上升，中国人变得越来越独立，文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世俗，越来越流动。我以前的学生艾米丽就在学习如何为自己做决定，她将自己与家人、工作单位、甚至文化传统分离开来。这样的例子在中国随处可见。”彼得·海斯勒还告诉记者，他钦佩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特别是农村人民，“他们默默无闻但会尽自己最大努力认真工作。我试图以他们为学习的榜样，不希望成为一个一直抱怨的人。”

　　十余年对中国细致入微的观察让彼得·海斯勒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全民受教育，与外面世界有更多联系的时期，这也是大量中国读者对他写中国的书感兴趣的原因，读者想回顾过去，想知道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我认为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他们对不同的观点感兴趣。第二，他们有足够的自信，所以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作家而拒绝我。我认为这是一种思想开放的表现。”

　　“怀念涪陵教书时光”

　　彼得·海斯勒在中国的第一站就是涪陵。从1996年到1998年，他在那里教了两年的英语并开始学习中文，他的处女作《江城：长江边的两年》写的就是这段时间的见闻。彼得·海斯勒对涪陵有着很深的感情，在与记者记者的邮件沟通中，他还说十分想念重庆的食物。

　　记者：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您当年在涪陵任教的日子，有何感触？

　　彼得·海斯勒：再去看以前在涪陵生活的日子，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当时与世隔离的感觉，非常偏远，没有火车，也没有高速公路。那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不能上网，当然也是没有手机的。我很少与在美国的家人和朋友联系，也很少旅游。在那两年里，我完全以中国这个小城镇为中心，我去过的最大城市就是西安。现在当我再回到那里，人们似乎与中国的其他地区和外面的世界有更多的联系了。

　　记者：您曾说，涪陵教会您开放的思维和更多的耐心，这应如何理解？

　　彼得·海斯勒：在涪陵的两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所以我在这期间成长了很多，成熟了很多。我学会了在中国的小镇和农村生活，学习了一些中文，这些对我成为一名作家有很大的帮助。我收集到了第一本书的写作素材。这是一段受挫的经历，我不是每次都能控制局面，也不是做每一件事都能成功，我学着去理解和尊敬与我不同的人们，这个过程是我受教成为作家的最后一步。

　　记者：您说您怀念过去的涪陵，具体怀念的是什么？

　　彼得·海斯勒：我真正怀念涪陵教书时光。我很幸运有这么多渴望学习、懂得感恩的学生，给他们上课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某些日子是神奇快乐的———例如当同学们表演哈姆雷特或是其他戏剧时。

　　记者：欧美读者在读了您的中国报道之后，有些什么反馈？您是否改变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

　　彼得·海斯勒：我认为这些书是有一些影响的，但最后这些影响都是有限的。大多数美国人都是从电视上获得他们的观点，或者他们会看《纽约时报》，因此看待中国的方式就和我有很大差别。但是对那些来中国旅行，尤其是住在中国的美国人来说是有影响的。我经常听见年轻的美国人在读完我的书后告诉我，他们决定来中国教书或者学习中文，所以这是一件好事。

　　记者：您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在埃及生活一段时间后，还会再回中国吗？

　　彼得·海斯勒：我们是2011年的秋天移居到埃及的，计划在这里待上五到六年。我想这个计划还是没变。我现在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正在写一本关于埃及的书，书中包括当前的事件和远古的考古资料。我们打算离开埃及后就回中国。我现在还不能确定我将住在哪里，我想住在北京和上海以外的地方，可能是西南的某个地方，像成都或者重庆。我们到时候见。

　　很少书写名人 只因能找到更好素材

　　供职于世界一流媒体，彼得·海斯勒其实能顺利采访到各种大人物，但是，他却很少描写名人和名胜，他会在休斯敦费心寻找姚明的理发师，也会在报道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花大量笔墨去描写出租车司机。新书《奇石》中的《胡同情缘》一文流传甚广，彼得·海斯勒在这篇文章中写了他栖身的小菊儿胡同的变迁故事，他用大量篇幅详细刻画了胡同里小商贩的叫卖声。彼得·海斯勒告诉记者，他之所以很少写名人和名胜，是因为他能找到更好的素材。“名人通常很忙，你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同时，他们习惯了同媒体打交道，可能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一张圆滑的面孔。但当我描写一位农民或者农民工时，我可以花大量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而且我的对象更可能会将他或她生活的真实一面展现在我面前。”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