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说，他在中国看见的人更加复杂，也更加生动，“我想记录这些。我觉得美国的读者看到这些故事，会重新认识他们”

何伟认为他的外国人的身份，让他能够不断在中国发现“故事”，他用相机捕捉了乡村的孩子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位老外的车里时的表情

　　采访者：王俊逸

　　受访者：何伟

　　何伟：（彼得·海斯勒，Peter 何伟essler）美国作家。代表作有“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

　　2011 年，何伟（彼得·海斯勒，Peter 何伟essler）搬到埃及开罗。有一个垃圾清理工常常拿着从别人垃圾袋里翻出来的来自中国的废弃小药盒去找他和太太张彤禾（《打工女孩》的作者），请他们翻译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是中国的伟哥。”这个垃圾清洁工的故事是何伟目前正着手调查和写作的题材，“我对他如何谋生很好奇。他收集人们的垃圾，所以他也知道人们所有的秘密。”他描述这个清洁工“聪明而风趣”，尽管“他并不识字”。

　　开罗是何伟离开中国后第二个定居地。在那之前，他回到美国，居住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上，写了《铀寡妇》、《多恩医生》等关于美国的故事，都收录在新书《奇石》（Strange Stones ： Dispatc何伟es from East and West）里。这本书是他 2000 年到 2011 年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报道合集。《奇石》里也有不少故事发生在中国，最后一篇《阿拉伯之夏》则是关于他的新的驿站——开罗。在那里，他们全家人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也发现新的故事。

　　相比埃及正在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个垃圾清理工的故事显得有些轻飘飘，但这正是何伟一直所关心的人物——处于变革期的平常人。在中国时，他也总是将目光锁定在那些随处可见的普通人身上。在他有关中国的三部长篇中，他写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不是在我们看来有影响力的那些人，而是被时代影响着的人。

　　他在《奇石》的前言中说，9·11 以后，可以写作的对象似乎只剩下“我们害怕的人”和“我们同情的人”。“我觉得将中国人描述为受害者，或是潜在的威胁是不对的。外国报道中通常会有这两种倾向。”他在接受记者

　　电邮采访中如此说道。在中国，他所看见的人更加复杂，也更加生动。“我想记录这些。我觉得美国的读者看到这些故事，会重新认识他们。”

　　何伟在中国生活了12年。1996 年，他参加“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项目来到中国，在涪陵师专当了两年英文教师，这段生活和他遇到的人们被他写进了第一部长篇《江城》中。随后，他搬到北京，住进菊儿胡同，同时开车游历中国，这些经历在他另两部长篇纪实作品《甲骨文》和《寻路中国》中都能找到。

　　在中国的生活持续影响着何伟，即使离开，何伟还与“中国”保持着联系。在开罗，他遇到了很多中国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做小生意，他对他们如何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生活感到好奇。“这些中国人对这里的政治情况——革命的看法往往很负面，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种浪费。老实说，我对埃及的革命并不像他们那样不屑，但他们的看法的确有些道理，埃及正处于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时刻。它使你觉得政治变革很难施行，住在这里，使我更强烈地感觉到从一个专制政权转变为更开放、更民主的国家是多么困难。”

　　何伟每半年和魏子其（音，何伟居住在北京市三岔村时的房东）通一次电话，与涪陵师专时的学生们也定期联系。每半年，何伟发送邮件和照片给他的中国学生威利，威利则把这些信转发给每个同学，他们会跟何伟写邮件，何伟也会一一回复。“我知道，我还会回到中国。现在保持这些基本接触，到时候与这些人碰面就会容易些。”

　　威利给自己起名威廉·杰佛逊·福斯特，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和何伟一起旅行，两人因此格外亲近。他和他家庭的故事也被写进《甲骨文》这本书里。何伟形容威利聪明，有想法，英文成绩优秀。他选择了与大多数同学不同的道路，毕业后没有服从分配留在当地，而是来到深圳，谋得一份教职。另一名学生艾米莉则出现在《奇石》收录的《新城姑娘》一文中。在这篇观察深圳新移民的文章中，他将她作为从乡村到新城市打工的代表人物。“一名像艾米丽这样的年轻女子对美国人或欧洲人来讲都很有辨识度——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些时期，移民潮改变了很多年轻人，对年轻女性尤其如此。我希望读者可以联想到这其中的关系。”

　　“我想让中国读者读到陈梦家的故事”

　　记者：你在《奇石》的扉页上写到将这本书题献给约翰·迈克菲（Jo何伟n McAfee），后记中也提到你把文章发给他看。他跟《奇石》，跟你的写作、你的生活有什么联系？

　　何伟：约翰·迈克菲可能是美国最受尊敬的非虚构类作家。从 1960 年代开始，他就为《纽约客》撰稿，同时也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我读大学一年级时，他是我的老师。我升上三年级时，他也是第一个鼓励我写纪实作品的人。我参加“和平队”来到中国后，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建议我写一本关于涪陵的书。如果没有他的鼓励，我就不会写出《江城》。后来，我在写给他的一封邮件中讲了自己在广州吃老鼠的事情，他把这封信转给了《纽约客》的编辑，他们发表了这篇文章。从那以后，我才开始为杂志撰稿。

　　记者：出版社在介绍这本书时说，出版《奇石》时，你将这 24 篇文章打乱顺序重新排列，而不是按照时间排序，原因是什么？

　　何伟：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话，所有关于中国的故事会集中在开头，其他地方的故事则会集中在结尾。但我想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因为它们之间经常会产生出人意料的关联。我觉得大卫·斯平德勒（石彬伦）和拉杰夫·戈雅之间，有一些相似的部分，三峡的城镇和美国铀带的城镇间也有类似之处，我希望读者能意识到这些关系。还有个原因，我的写作一直在成长，我不想所有成熟的故事都集中在书的最后！

　　记者：这本书中文版的内容似乎与美国版的有些不同？

　　何伟：中文版《奇石》中，我放了一些《甲骨文》的内容进去，这些在美国版中是没有的。我想让中国读者读到陈梦家（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甲骨文专家，1966 年自杀身亡）的故事。《甲骨文》没有在大陆出版，但陈梦家的故事很重要，而且富有悲剧色彩。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和诗人，理应比现在更有名。我希望一些年轻的中国记者或学者能研究他的故事。我的调查只触及表面，我知道在中国，有些人可以比我做得更好。

　　记者：在写这些专栏的时候，每一篇的选题是由你自己决定还是跟《纽约客》的编辑商量以后确定的？你们关心的话题和重点相似吗？

　　何伟：大部分时间我自己选择题材，《纽约客》很少给出建议。姚明的特写是出自他们的建议。此外，有段时间杂志还希望我写一篇有关中国政治代际更替的长特写。我真的不想写这个，我甚至都不能跟这些人说上话！但我想，如果我到北戴河，和一般人聊聊天，有些故事可能会出现。事实的确如此。

　　记者：与《纽约客》的编辑在写作题材上常常产生分歧吗？

　　何伟：早些年，跟《纽约客》的编辑们交流常常很困难。我离他们很远，杂志也不适应与长驻国外的记者沟通。《纽约客》并没有海外分社，它的作者们大都定居美国，以出差的形式到国外调查。我对待中国的方式也与大多数外国记者不同。居住在中国这段时间里，我收集到的信息通常都很分散，那些故事大都关于个体和他们的个性。我尝试寻找方法去诉说这些（分散的）故事，因此调查往往会花费大量时间，而这些很难在计划中解释清楚。所以在早期，我跟编辑的沟通有些障碍，很多故事也被搁置下来。不过，（因为时间）它们变得更加成熟，我和编辑也学会了相互理解。[NextPage]

　　“只要我是外国人，总会对故事产生一些影响”

　　记者：当你还是新手时就给《纽约客》这样有影响力的杂志写报道，对你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有影响吗？

　　何伟：我的写作始于“和平队”时期，在涪陵，独自一人，难以想象的孤立。当我写《江城》时，从没读过任何外国记者写的中国，没在大学学习过有关中国的课程，也没见过研究中国的学者，除了“和平队”计划的负责人。那时我只在中国生活了两年，现在想来真是放肆。不过这也意味着我自己发展出了一种风格。写《奇石》中的一些文章时，我还没开始为《纽约客》撰稿。《野味》和《桥上风景》都是我短途旅行后写的两封信。我从《纽约客》学到的主要是需要更小心地调查。他们有非常细致的事实检查制度，所以我学会更仔细地了解我所记录的事情，并取得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

　　记者：怎么样能让遇到的人跟你推心置腹，你笔下的有些人实际上跟你只有一面之缘。

　　何伟：这并没有那么复杂。如果你直接一点，事情就会更简单。我总是告诉别人“我是记者”，他们也都会告诉我名字和电话。电话很重要，《纽约客》的事实调查员会打电话给他们查证。我在涪陵时，会花很多时间跟随便什么人聊天。我学会了如何让聊天对象感到更放松。

　　记者：你说你意识到他们（中国人）有时会以对待外国人的方式跟你说话。这影响到你跟他们相处的方式，以及你写作的方式吗？

　　何伟：只要我是外国人，总会对故事产生一些影响。中国人在面对外国人时，往往会有与平时不太一样的反应，尤其是那些不太常接触到外国人的中国人。有时他们与我谈话的愿望很强烈，或许会告诉我一些不会跟他们同胞说的事情。这有利有弊。但对我来说，最主要的是我使用第一人称写作，在场景中建构起自己，这样读者就会知道，这些是人们对“我”的回应。在《海滩峰会》中，故事的核心是当地警方和疗养院的人如何对待我这个外国人。如果我像一个美国报社记者一样用第三人称写作，我就无法捕捉到那些（人们的反应）。

　　记者：你觉得就纪实性报道而言，作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表达观点和立场？你在写作的时候会考虑阅读对象吗？

　　何伟：我在写一个故事时，并不会考虑到下周出刊的杂志。我只感觉这是某种我想要坚持下去的事情，希望自己在写一个读者在多年后仍然可以阅读的故事。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历史感。三峡大坝合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中，我写了自己看到江水在巫山慢慢上升的过程。我曾住在这里，四处游历。我关心这个地方，为它的改变感到难过，所以我想记录正发生的事情。很多年后，人们可能会通过这些（报道）来研究我们那时所处的时代。我还写过一篇奥运会的故事。这是中国一个特殊的时刻，与中国摔跤手的父亲一起坐在看台上的经历对我而言也很特别，我想记录这些感觉。这正是我喜欢写中国和埃及的原因之一，这些地方就在我们眼前建构起来，对作家而言是奇妙的经历。

　　“我没有在中国被偷过皮夹，但在埃及被偷过好几次”

　　记者：在那篇与这本书同名的文章《奇石》中，你提到了自己参加“和平队”的经历，把它想成是一个“逆向的避难所，变成了唯一的教会美国人抛掉国民性格的政府机构，骄傲、抱负、缺乏耐心、控制的本能、积累的欲望、传道的冲动——这一切统统被抛在了脑后。”你觉得在涪陵生活的经历改变了一些你身为美国人的国民性格吗？

　　何伟：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参加“和平队”是最重要的经验。我真正的写作生涯开始于“和平队”结束以后并非偶然。这段经历迫使我成长，成为了能忍受不适、孤独和沮丧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学会理解其他观点，我变得更加灵活，你也可以说成是“务实”。我还变得更加开放，学会对我一直习以为常的事提出质疑。

　　记者：《奇石》中，你讲到了自己在国道上被“碰瓷”的经历：你和同伴被“奇石”的广告吸引，进了路边的商店，却被设计“不小心”碰碎了一艘绿色玉石帆船，店家则借机敲诈。这是你到中国的第几年发生的事？以后还经历过类似的事吗？

　　何伟：那时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超过五年，相当长的时间了。自那之后我再没遇到过类似的事。我在中国并没有太多犯罪和诈骗的烦恼，唯一被抢劫是在丹东。我在一篇关于“和小偷一起醒来”的故事中写到了这件事。我没有在中国被偷过皮夹，但在埃及被偷过好几次，这里也有更多的诈骗。

　　记者：《奇石》的结尾很有意思，你写到“中国是一个充满教训的国家，我们大家现在还得天天学习”，似乎你在中国的生活一直在接受新的教训？

　　何伟：我一直很喜欢了解中国，因为我可以不断学到新的东西。直到我离开（中国）时仍然如此。这也是我不一直住在美国的原因，我喜欢接受挑战，它迫使你学习。过程虽然很艰难，但这样的人生更丰富有趣。我相信在埃及的生活也是如此。

　　记者：离开中国后，为什么选择在埃及生活？你的阿拉伯语学习得如何？

　　何伟：我和妻子都想要了解不同的世界。这个地方必须符合几个条件：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一门丰富的语言；它有强烈的历史感，也有有趣的时事；它必须足够重要，我们可以靠写发生在那里的事情谋生。这些要素中国和埃及都有。现在，我们正在学习阿拉伯语，已经可以和当地人进行良好的沟通。我喜欢考古，做了很多考古学方面的调查。当然我也紧跟时事。我打算写一本书，它结合了考古学与时事，有点像《甲骨文》

　　（实习编辑：王谦）